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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反思与重述:产品缺陷的证明责任分配
【作者】 刘鹏飞【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质量法
【中文关键词】 产品缺陷;证明责任;要件事实;事实推定;类型化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46
【摘要】

产品缺陷是构成产品责任的违法行为要件事实,对该事实证明责任规范的理解分歧使得司法实践呈现混沌状态。产品缺陷证明责任分配的现实分歧,折射出规范理性和价值判断的内在矛盾。为缓解原告的证明压力,事实推定成为现实的应对手段。要实现个体利益保护和社会整体进步的平衡,应在产品缺陷类型化的基础上,借助实质相似性证明技巧,厘清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层次、在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中强调法的安定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297    
  
  

一、裁判观点分歧和问题提出

近年来,产品责任纠纷频现。不管是自如租房甲醛超标案、宜家玻璃杯爆炸案还是三星手机起火案,都一次次触动着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这类案件中的消费者在人身或财产受到侵害后,诉讼中又面临难以证明产品存在缺陷的困境,致使一些消费者不惜采用过激方式维权。由此,产品缺陷要件事实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从该要件事实证明责任分配的现实状况入手可以观察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证明责任规范的理解差异导致法官的裁量结果呈现剧烈分歧。笔者以下述两个典型判例为例来描述这一现象:

案例一:2016年4月13日23时左右,刘某驾驶一辆别克君越小轿车,沿广汕公路行驶时,发生汽车自燃事故致使车辆完全烧毁。《现场勘验报告》认为,未发现火灾事故与车辆产品质量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因产品缺陷导致的相关损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车辆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一审法院认为,在无直接有效证据证实汽车自燃原因的情况下,应结合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及现有证据情况,同时借助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作出判断。该车在正常行驶状态下发生自燃,可合理排除系外界原因或刘某使用不当所致,从而推定车辆自身存在不合理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即产品质量存在缺陷。二审法院进一步提出,小汽车作为现代化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普通消费者因缺乏专业知识,几乎不可能举证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且因该缺陷导致车辆起火燃烧。而生产者无论在财力物力还是专业技术方面,均比普通消费者具有更强的举证能力。综合上述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院认为,本案应由通用汽车公司负担举证责任。如前述分析,本案待证事实真伪不明,通用汽车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

持上述裁判观点的法院普遍认为,根据《产品质量法》的立法原意,对产品缺陷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由生产者承担。[2]有的法院明确提出,在产品缺陷侵权纠纷中,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只要原告使用具有缺陷的产品,造成了损害,就应当推定该产品存在质量缺陷,原告就可以向被告索赔。故本案中,原告不需要证明案涉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也不必证明生产、销售者是否有过错。[3]

案例二:2012年9月13日,某泰公司(甲方)与某虎公司(乙方)约定由某虎公司于双方约定的新建业大厦安装玻璃门。玻璃门投入使用后,部分玻璃门陆续发生自爆。原告以产品缺陷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被告赔偿。审理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玻璃门使用的钢化玻璃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是否存在产品缺陷,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4]

上述案例也具有一定代表性,按照此思路进行裁判的法院认为,若受害人能够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使用缺陷产品造成了损害以及缺陷产品与损害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产品缺陷侵权责任得以确立;生产者则就法定免责事由举证,如不能证明免责事由存在,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5]

这样矛盾的判决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首先,同样是产品缺陷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问题,为何法官会按照截然不同的分配思路作出裁判?法官是否严格按照立法设定的规则进行了裁判?若立法没有规范,又当如何消解司法裁判不统一带来的法安定性风险?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7条属于法官自由裁量分配客观证明责任的依据,该规范强调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分配争议案件的证明责任。若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1条已经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则,上例中,法官在2016年司法解释已经颁布生效的情况下突破该规则的约束,自由裁量分配证明责任,是否恰当?再次,笔者在研究中以产品缺陷、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检索,只发现9篇论文,且篇幅均比较短小、研究较为初步。为何产品质量缺陷的证明责任问题在现实中呈现如此严重的矛盾,在学术研究中却鲜被关注呢?可以设想的是,在实践中,法官可能已经在行为责任的范畴内将相关障碍消解,并通过某些证据法上的制度或手段实现了个案正义,导致真正依靠客观证明责任作出裁判的情况并不多见。问题是,法官所依赖的消解方式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最后,我国《产品责任法》第46条的规定显得不够精细,只规定了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而未能将缺陷类型化。不同类型的产品缺陷在证明责任分配方面是否应有所差别?这就需要对各种缺陷类型的证明特点、证明方式进行具体化分析。

二、要件事实立场下的规范审视

“产品存在缺陷”是说明生产者、销售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重要标志,因此,产品缺陷作为构成产品质量侵权的要件事实,是确定产品责任的关键要素。在规范说的立场下,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判断首先应依托立法文本。我国现行立法中,产品缺陷和产品瑕疵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产品缺陷强调产品的安全性,指的是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缺陷责任本质上属于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6项、《侵权责任法》第41条及《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的规定相一致,明确了生产者的产品缺陷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而《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的规定,常常被当做分配产品缺陷证明责任的规则看待。[6]要准确理解此问题,必须先厘清产品的概念。从国际惯例看,产品通常被界定为经过商业性销售以供使用或消费的有形财产,要求产品必须处于商业流程之中。[7]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将产品界定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用于销售”的基本特征,同样强调产品必须已经进入流通领域,产品责任也只能发生在流通领域,即产品必须经过交易、转让等合同行为。[8]。这样看来,产品缺陷实际上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产品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另外一个是该产品存在缺陷。按照这样的界定,“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表述形式,接近于关于免责事由的表述习惯。在其规定的三种情况中,如果第一种情况成立,“产品”未投入流通,此时的“产品”就并非是《产品质量法》意义上的产品,也就无法适用产品质量侵权的相关规定,而应按照其他侵权类型的规定对待。若按照《民诉法解释》第91条的规定分配证明责任的话,对产品未投入流通相关事实的主张就变成了对侵权成立要件的攻击,法律意义上的产品都不存在,遑论产品缺陷的成立。为支持此主张提供的证据应作为一般的反证对待,其反证的对象为“产品”而非“缺陷”,无法作为讨论产品缺陷证明责任的文本依据。第三种情况则属于典型的免责事由。即使产品确实在投入流通领域时存在制造、设计或者警示的缺陷,但由于当时科技水平的制约无法发现,责任人就可以凭借此理由不承担赔偿责任,主张此事实成立的被告必须对此负担证明责任。这项免责事由的适用是以产品缺陷事实成立为前提,若缺陷不存在,就毋庸探讨当时受到时空制约能否发现的问题。因此,此规范仍然游离于产品缺陷要件事实证明责任的讨论之外。至于第二种情况,要结合《侵权责任法》第42条和43条的内容进行讨论。《侵权责任法》在产品责任体系中构筑了一种生产者和销售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责任形式。产品缺陷引起侵权纠纷后,若消费者只起诉生产者,即便产品缺陷是销售者造成,生产者也需进行赔偿,只是在赔偿之后可以向销售者追偿。即使生产者主张在产品投入流通领域的时候并没有缺陷,即产品缺陷不是由生产者造成,因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作用,生产者依然要负担赔偿责任。所以,第二种情况目前已经不能再作为针对受害原告的有效抗辩事由,产品在进入流通领域之时没有缺陷,这样的事实并非是证据法意义上的权利发生、消灭和受制要件事实,该事实无法纳入证明对象的范畴,毋需论及证明责任。综上,《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并非是分配产品缺陷要件事实证明责任的规范。哎哟不错哦

正如有的学者主张,证明责任的对象应从生活事实重新回归定位为法律要件事实。[9]产品缺陷事实本质上属于违法行为事实,与损害结果事实、因果关系事实一起构成生产者产品责任的要件事实。因该要件事实属于权利发生要件,若按照《民诉法解释》第91条规定的基本规则分配证明责任,应由主张该要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并非一贯如此。在产品缺陷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方面,呈现出令人困惑的局面,这种现象也凸显了此问题的复杂性和裁判者在利益衡量方面的摇摆。而这种现实摇摆正是学者口中点滴积累式和试错式的贡献,反映实质性因素的考量成为了我们检验形式化规则的标准,[10]是使法律要件分类说获取鲜活生命力的必由之路,也展示了以司法实践形成类型化判例、丰富和完善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进步轨迹。

三、产品缺陷认定的行为责任进路

笔者于2019年1月2日在“北大法宝”网站上以产品缺陷、证明责任为关键词,收集到涉及产品缺陷要件事实证明问题的138个判例。经过整理发现,在产品缺陷认定过程中,事实推定规则是法院用以缓解当事人在行为责任方面压力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可以结合下面两个代表性案例加以说明:

案例三:左某将所购车辆临时停放路旁,后车辆发生自燃。左某提起了诉讼,请求退车或换车,并赔偿损失。二审法院认为,左某提交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不能直接证明涉案车辆存在产品缺陷,但可以基本排除外来因素引发车辆燃烧的情况,同时存在车辆自身原因导致火灾的可能。结合涉案车辆尚在质量保证期内,上汽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左某对车辆存在不当使用的事实,可以推断,涉案车辆是因驾驶座椅处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辆正常使用的车辆因自身故障引发火灾,这样的危险显然超出了正常消费者的合理预期,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左某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证明标准,完成了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应当转由上汽公司承担。[11]

案例四:原告洪某与被告盈众公司签订《购车合同》一份,由原告向被告购买奥迪Q7越野车,其后,该车停放在永安市泰园小区并发生火灾,整车烧损严重,原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汽车起火原因系质量问题的可能性较小,因车旁的草木灰烬烘烤的可能性更大。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汽车燃烧原因的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据规则认定事故原因,应当认定可能性更高的事实而不能认定可能性更小的事实,不宜认定汽车燃烧原因为电气线路故障。

案例三是法官运用事实推定缓解当事人主观证明责任的典型判例,案例四则是针对法官这种认定事实方式攻击防御手段的典型案例。在适用事实推定的案件中,证明过程中断,法官用经验法则的稳定性和盖然性补充论理法则的逻辑缺失。事实推定和间接证明不同,间接证明当中,法院运用的经验盖然性较低,且经验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裁判者发现各个间接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在事实推定当中,法院运用的经验法则具有较高盖然性,经验法则本身作为推定的大前提存在。[12]在大量现有判例的裁判文书中,法官普遍认为这样的经验法则成立:即“产品在耐用期限内正常合理使用过程中,如果存在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可视为存在缺陷。”[13]因法官对该经验法则进行司法认知,并以此作为推定的大前提,并结合小前提——产品发生了损害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事实,推定得到结论,该产品存在产品缺陷,极大的降低了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难度、降低了诉讼之门坎,使得产品的购买者或使用者对于权益实现更具可期待性。

事实推定并不改变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事实推定的适用只是起到转移主观证明责任的效果。但是,由于高度盖然性法则的存在,被告想要完成主观证明责任,往往只能通过证明与高度盖然性法则两立之事实来实现。在产品缺陷纠纷中,两立之事实是指消费者使用不当等阻断产品缺陷要件事实成立的原因力。按照证据法的一般原理,负担主观证明责任的对方当事人只需要提出动摇法官心证形成的反证即可。但是,证明其他原因力的目标在于排除高度盖然性经验法则的适用,属于进行间接反证,其证明力应达到类似于本证的证明程度。这一点在案例四当中最为显著。被告主张草木灰烬也可能是引燃车辆的原因力,而法院经过自由心证认定该事实达到力证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因介入因素的存在,法院最终无法认定产品缺陷的存在。

从理论上讲,常见的缓和证明责任的手段的除了事实推定之外,还有降低证明标准的方式。但是,在笔者检索得到的所有案例中,竟无一例在裁判过程中适用降低证明标准这一手段。究其原因,有两方面的可能性:首先,降低证明标准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在一般案件中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采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此可见,我国采用的是多层次的法定证明标准。然而,在实务中,盖然性占优的证明标准仍有市场。有的学者认为,现有的证明标准体系是为了“以规则高标准防范操作低标准”,[14]是为了实务中降低证明标准预留了规范空间。突破法定的证明标准会让个案面临法官恣意的风险,其弊端不容小觑。其次,事实推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实践的需要,没有必要进一步画蛇添足。在产品缺陷纠纷中,法官采用的事实推定规则,已经成功让证据的证明力向证明标准跨越式迈进,完全没有必要再逆向降低证明标准贴近现有证据的证明力。既然二者异曲同工,事实推定显然更加稳妥、合理。

四、作为理论解说的卡拉布雷西范式

尽管事实推定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主观证明责任,减少原告因证据不足无法达到证明标准而败诉的可能,也因此降低了客观证明责任的适用概率,但就如案例一和案例二所示,在双方穷尽了举证手段之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仍然会客观存在。产品责任侵权的特殊性在于,产品的整个设计、生产和警示方面都涉及很复杂的工艺和技术指标。在产品质量的判断方面,如果一件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行业质量标准,一般都可以认定为存在产品缺陷。但是如果一件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却具有危及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仍应被视为缺陷产品。在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的讨论中,往往需要借助科学技术进行判断,所以,产品责任诉讼往往被称之为专家的较量。若原告证明产品存在缺陷,被告可以应用的防御手段包括证明产品不存在缺陷或者证明原告不当使用等其他原因导致损害发生。虽然相比消费者而言,生产者更了解生产行业标准和生产的各环节,产品质量也为产品制造者所控制,但侵权发生时该产品必然在原告手中,产品反而是处于原告的危险领域中。此时,被告要证明原告行为是导致损害的原因力进而排除缺陷的认定,难度就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经济能力外,不做区分的主张商家的证明能力更强似乎欠缺当然的说服力。在分配产品缺陷客观证明责任时,我们需要具有正当性和贯通性的理论解说。

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卡拉布雷西在分析产品缺陷责任的责任分配时,设定的范式为:谁有能力以更高的成本为代价来避免产品责任事故,谁就应该为事故负责任,所以,营业者完全有能力通过提高产品价格,为产品造成的损失进行保险,因此,营业者应该为自己造成的损失买单。但是,在确定侵权行为的责任分配时,必须同时考虑该侵权行为的社会实用价值。[15]卡拉布雷西的责任分配范式另辟蹊径,他的观点有两处核心要旨:一是在实体法视角下,绕开对生产者或经营者是否存在过失的繁琐分析,客观上降低了原告在诉讼中的证明成本,从收益和成本衡量的分配正义角度对责任分担进行了重新考虑。其分析深入产品责任的具体规则领域,为产品责任侵权适用严格责任提供了另一视角下的法律基础,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卡拉布雷西的责任分配范式侧重从实体法角度对民事责任进行探讨,其确立的风险收益标准仍然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该标准的精髓可以概括为,若预防产品事故的成本低于事故发生造成的代价,那么该产品就存在缺陷。对于预防产品事故的成本和产品缺陷代价的估算的现实性本身就很令人困惑,更何况产品造成的人身伤害无法完全量化为经济成本。[16]二是在程序法视角下,其思维路径对于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也有所启发。风险、收益的衡量视角下,还必须综合考虑对受损害人的利益保护可能及整体社会进步的代价,实质上就是对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和效率价值目标的平衡。因此,产品缺陷证明责任分配实际上是依据社会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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