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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可撤销的动机错误之构成要件
【副标题】 兼评错误“二元论”与“一元论”
【英文标题】 O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Revocable Motivational Errors
【英文副标题】 Comment on the mistakes of “Dualism” and “Monism”
【作者】 高鹏芳【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动机错误;错误“二元论”与“一元论”;可撤销;构成要件
【英文关键词】 motivational errors; error “dualism” and “monism”; revocable; constituent element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10-0164-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0
【页码】 164
【摘要】

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法错误制度采“二元论”,将错误区分为意思表示错误和动机错误,并确立了动机错误一般不可撤销的原则。以意大利为代表的错误“一元论”则不对错误进行区分,统一规范错误构成要件。两种理论和立法体例各有利弊。我国立法在解释“重大误解”时,应兼采两者之长,承认将错误二分的合理性,对动机错误可撤销的例外情况适用“一元论”的立法模式予以规制。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可撤销,仅当其与法律行为的成立存在重要因果关系、或相对人对动机错误的产生存在过错时,动机错误才具有可撤销性。交易上重大的性质错误、使他人纯受益行为中的动机错误以及构成行为基础的双方动机错误可以被列举为动机错误可撤销的情形。

【英文摘要】

The civil law error system represented by Germany adopts “dualism”,which distinguishes mistakes into meaning errors and motivational errors, and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that motivational errors are generally irrevocable. The “Error monism” represented by Italy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mistakes and unify norm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Both theories and legislative styles have their pros and cons. When interpreting “significant misunderstandings”,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should adopt both the length of the two, recognize the rationality of Dividing errors into two categories, and regulate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Monism” for exceptions where the motivational errors can be revoked. Motivational errors are irrevocable in principle. Motivational errors are revocable only when they have an important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acts, or when the relative person has a fault in the generation of motivational errors. Significant nature errors in transactions, motivational errors in the behavior of pure beneficiaries, and motivational errors in both sides that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conduct can be cited as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motivational errors can be revok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8330    
  
  

一、概述:动机错误及“错误二元论”

罗马法是德国民法中错误理论的重要历史渊源。“《民法典》所规定的错误规则以查士丁尼所传承的罗马法为基础发展而来。作为《民法典》中错误规则的基石,错误理论基于分析由查士丁尼立法著作所传承的古典罗马法学家的判决所产生。”{1}查士丁尼立法著作归纳了古典罗马法学家的判例,提炼出关于错误理论的一般原则,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因意思与表示之间单方面的不一致而产生的错误原则上属于应受关注的错误,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民法典》关于错误规定的基础”{1}。萨维尼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强调和解释了这一原则。他认为,如果错误导致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则该错误属于应受关注的错误,也被他称作“非真正错误”。“非真正错误”之所以应予关注,是因为它导致纯粹的意思欠缺。与此同时,萨维尼还提出另一重要原则,即应当区分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错误和动机错误。萨维尼认为,动机错误是意思本身存在错误,其原则上不属于应受关注的错误,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因为动机错误并没有消除意思本身[1]。自此,将错误二分为表示错误和动机错误以及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受法律关注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形成了错误法上的“二元论”。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19条和第122条的规定,意思表示错误引起的法律效果是法律行为的可撤销性,以及撤销人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我国《民法总则》第147条也规定了“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法律对意思表示错误如何救济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意图讨论的是动机错误在何种情形下会被法律所救济。但因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后果多规定为“可撤销”,故本文使用“可撤销”这一说法,对能够引起此种法律效果的动机错误展开讨论。

二、原则:动机错误的不可撤销性

为什么动机错误原则上不能被撤销?或者像德国法学家维尔纳·弗卢梅所表述的“动机错误不应受到关注”?萨维尼和弗卢梅给出了两个重要理由。萨维尼之所以认为动机错误没有消除意思本身,是因为动机错误发生于意思形成阶段,且只是对意思的设想,而错误的设想不能决定意思本身。“有鉴于此,错误设想的影响根本无法消除自由意思表示。严格区分意思本身和形成意思的人在意思形成之前的内心所想是正确理解这一问题的基础;意思属于独立的事实,它仅对法律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倘使我们使这一事实与任何准备阶段的程序联系起来,并将这一准备程序视为其本质组成部分,那么该做法完全是专断的,且没有任何依据的。”[2]弗卢梅认为萨维尼的阐释只关注到表意人而没有涉及表示相对人,没有关注表示相对人的利益。他指出动机错误不应予以关注的原因在于“表意人不能将其对现实情况设想正确与否的风险转嫁给表示相对人”。“在表意人对现实情况的设想没有构成法律行为组成部分的情况下,要求表意人承担其针对现实情况作出设想正确与否的风险是合理的。”{1}弗卢梅对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的观点为多人所接受和发展,成为动机错误不可撤销的主要原因。总结动机错误不可撤销的原因,以下两点应当同时得到满足:一是动机错误属于意思形成阶段的错误,与意思表示阶段的错误需要加以区分,只有意思表示阶段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导致的错误才是法律应予关注的错误,而意思形成阶段的动机错误不能决定意思本身,因此不可撤销;二是动机错误究其本质属于对现实情况所做的错误的设想,是“由于信息收集失败所产生的风险”{2},这种风险应由表意人自己承担,将其转嫁给相对人缺乏正当性。

只有从本质上把握动机错误不可撤销的原因,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例外情况下动机错误可被撤销时的构成要件,否则将会引起争执。有人延伸解释了第一个原因,说如果动机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特别是作为法律行为的条件,若发生错误,则需成为法律应予关注的错误。也就是说,可以适用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效果,表意人产生撤销权。“表意人为避免承担意思形成上错误的风险,得与相对人约定,使一定的缘由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尤其是作为法律行为的条件”{3}。这样阐释当然没错,但此时动机实际上已经转化成具有明确效果意思的意思表示了,不再只是不消除意思本身的意思形成的诱因。如果动机错误转化为意思表示错误里的内容错误[3],自然可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的规定,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动机错误的例外情况,即何种条件下动机错误可被撤销,而只需讨论意思表示错误的构成要件即可。这正是错误“一元论”者的思路。德国民法学者蒂策就否认表示错误和动机错误的区分具有法律相关性。他建议统一规范错误情形[4]。关于第二个原因的阐释,在强调对相对人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保护时出现争议。首先,将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与交易安全的原因归结为动机的不可识别性,强调大多数动机都隐藏于表意人内心,难以被他人窥知。“如果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则交易将陷入无边的肆意与不安,交易安全难以维系。”{4}这助推了进一步的观点,即动机只要被表示出来,就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不考虑其意思表示方式是明示还是默示{5}。然而,动机表示于外或者被相对人知悉不能等同于动机转化为意思表示的内容从而形成与相对人的合意。布洛克斯举例说,“未婚妻的父亲K在V处为自己即将举行婚礼的女儿购置了一套家具,那么对于与V签订了该买卖合同的K来说,婚礼即是其动机之一部分。即使K明确向V表示,他是因他女儿的婚礼而购买家具的,该动机也无法成为合同之内容。这只涉及将购买的动因说出来。如果婚礼被取消,那么K不能因为此单纯的动机错误而撤销其购买要约”{6}。因此,单纯的告知行为并不能使动机直接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事实上,动机大多存于表意人的内心也是因为表意人知道将其表示于外也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果,通俗地说就是“说出来也没用”,如果法律规定表示于外的动机错误可以产生撤销权,恐怕多数动机都会被表示于外。换言之,这里存在因果倒置,动机不是因为未被表示于外而不受关注,毋宁说是它不被法律关注所以没必要表示于外。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可撤销的原因不是其未被表示于外,而是其与意思表示尤其是与作为意思表示构成要素之一的效果意思截然不同。效果意思虽然并非构成意思表示的必要因素,但“其意旨在于表意人作出此意思表示所欲发生的特定法律效果”{7},动机则不追求特定法律效果,因此也不受法律价值的判断和评价;其次,单纯强调保护交易安全缺少正当性。“德国民法上的错误制度从其构建之日起,在交易安全和相对人意思自治发生冲突时就选择了以牺牲交易安全为代价来维护表意人自由意志的实现。如果从是否损害交易安全的角度判断,表示错误也会损害交易安全,为何在表示错误的场合不考虑交易安全而在动机错误之场合考虑交易安全呢?”{8}这也成为错误“一元论”者批评“二元论”的一个理由。其实,错误法的核心目的是在意思自治和交易安全间寻求平衡。表示错误可被关注,主要是因为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会导致意思欠缺,而意思欠缺(或称意思瑕疵)会损害意思自治,而意思自治是民法追求的核心价值。诚如弗卢梅所正确指出的,应当以意思表示的本质为基础来理解错误制度。“意思表示是意思自治的设权行为,因此也是自负责任的设权行为”{1}。错误的意思表示所达到的法律效果,不是表意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则意思自治的目标就无法实现,要求表意人对错误的意思表示自我负责也就缺乏正当性。动机错误不消灭意思本身,原则上不会对意思自治产生影响,若许可对其撤销,既违背自我负责的原则,又有损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原则上不对动机错误予以撤销,反映了法律在两种利益间的平衡。

三、例外:动机错误可撤销的情形

(一)重大性质错误可被撤销

错误“二元论”与“一元论”争论的另一阵地是性质错误。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规定了内容错误和表示行为错误产生的法律效果,第2款规定交易上关于人或物的重要性质的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之错误”。“二元论”者认为,将重要的人或物的性质错误拟制为内容错误,说明其本质上不是内容错误。齐特尔曼认为,由于对性质的认识始终属于意思形成之前的动机,所以性质错误属于动机错误。而关于人或物的重要性质错误“属于动机错误中的特例”,这成为20世纪中期的通说{1}。意思与表示之间并未不一致,表意人在意思形成的过程中陷入错误”{5},这一判断形成“二元论”区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标准,即一是错误发生在意思形成阶段还是表示阶段,二是意思与表示是否一致。“一元论”者则认为,交易上重要的人或物的性质错误既然已被法律拟制为内容错误,就应该作为意思表示错误对待。表示错误和动机错误的区分不仅困难,而且缺乏正当性{9}。弗卢梅虽然不认可“一元论”对错误统一规范的思路,但认为重要的性质错误可以构成法律行为意思的组成部分,因为性质错误应受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标的或人就其性质或资格而言与法律行为不相符这一事实{1}。如果不必严格遵循意思与表示是否一致这一标准,从法律适用上看,直接将交易上重大的人或物的性质错误理解为意思表示错误未尝不可,何况重大性质错误和内容同一性错误确实难以区分,完全可以将重大性质错误内容化,理解为法律对内容错误的扩大解释。但动机错误的例外并非只有这一种情形,“交易上”的限定表明重大性质错误一般适用于双方法律行为的情形,而对单方法律行为等无法涵盖。既然仍然需要对动机错误可撤销的情形进行分析,采纳德国通说仍将交易上的重大的性质错误认定为动机错误在逻辑上更清晰。此外,这样认定也有助于分析动机错误在例外情况下可被撤销的构成要件,即从个例中归纳一般要件。

(二)可撤销的动机错误之构成要件

交易上人或物的重大的性质错误作为动机错误的特例,可以以列举的方式在立法中明确下来,但它不能概括所有动机错误的例外情况,这里需要对可予撤销的动机错误的本质特征予以分析。换言之,动机错误具备了哪些构成要件,即可发生被撤销的法律效果。

第一,动机的重要性。弗卢梅认为,动机是对现实情况的设想,这些设想是作出意思表示或实施法律行为的动机或主旨,所以错误的设想被称为动机错误。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对应予关注的错误作出了重要限制,即动机错误不属于应受关注的错误{1}。根据这一定义,弗卢梅进一步指出,动机错误所涉及的是法律行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意人对现实设想错误的风险不应由表意相对人来承担{1}。但是,如果表意人对现实的设想重要到成为其从事法律行为的唯一原因,或者成为双方订立合同的基础,仍旧使动机错误不受关注,则不仅有损意思自治,也伤害到公平正义。易言之,动机对法律行为的重要性应当成为其可被撤销的构成要件之一。

动机对法律行为的重要性,可以区分为主观上的重要性和客观上的重要性。主观上的重要性是指错误的动机是促成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人对现实的设想对其做出意思表示的重要性有多大是很主观的问题,同样的动机对不同的人、对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同一个人影响都会不一样,因此需要一种相对客观的方法检测该动机错误对表意人的主观重要性。这种方法就是将动机的重要性问题转化成动机错误与法律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其中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如果表意人“知道与现实设想不相符合的真实情况”时则不会做出意思表示。如果表意人在未发生动机错误的情况下同样会作出该意思表示,那么动机错误在主观上的重要性就可以被否定。二是如果表意人作为一般理性人“在合理的评价现实情况时”则不会做出意思表示。表意人作为理性人,会意识到收集信息存在风险。即使存在这样的风险(导致动机错误的风险),也还是会作出意思表示,那么,该动机错误在主观上就不够重要。以下案例表达了法官对动机主观重要性的认识:买受人甲和出卖人乙签订了商铺买卖合同并支付了购房款。房屋竣工乙交付商铺时,甲发现该商铺中有一天井,认为天井影响了商铺价值,拒绝收房,要求撤销买卖合同。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出卖人乙不存在故意隐瞒涉案商铺存在天井的事实,但其“忽略了天井因素对商铺买受人购买动机的影响,”甲作为商铺的买受人“如果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其购买的商铺存在天井,其可能作出不购买该商铺的决定”,因此对合同的订立存在重大误解,准予甲撤销合同。二审法院维持原判[5]。本案两级法院均认可天井存在与否这一动机对于甲购买商铺之意思表示的重要性,并在表意人本身的意思和其作为一般理性人的评价两个维度上确认了该动机对于表意人主观上的重要性。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动机主观上的重要性对于纯使他人受益的行为而言存在不同的标准。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包括抛弃物权、放弃债权等仅处分自己财产或权利的单方法律行为,这种行为不能为受益人设置义务;死因行为,即遗嘱和遗赠;单务合同,如赠与合同{2}。这些法律行为虽然也会有相对人存在,但因为不会给相对人设置义务,反而常常使相对人不用付出对价就可以获得利益,双方的利益天平是失衡的。如果表意人作出这些纯使对方获益的法律行为的动机与该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当允许其在动机错误的情形下撤销该法律行为,否则双方利益的天平会更加失衡。德国民法典第2078条第2款回应了这一观点。“按照第2078条的规定,遗嘱处分中任何与处分具有因果关系的错误都属于应受关注的错误。倘使被继承人基于动机错误而进行处分,也即,他因错误地认为或错误地期待某一事实情形的发生或不发生而进行处分,那么根据第2078条第2款的规定,该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一样属于应受关注的错误。因为,在死因处分行为中,仅涉及对立遗嘱人所制定规则中包含的意思予以尊重。”{1}“在这里撤销原因的扩大是合理的,因为在遗嘱事项中不涉及交易安全,也不存在需得到保护的表示受领人。”{5}但需要明确的是,动机错误与法律行为的因果关系仍需得到强调,即并非任何动机错误都会导致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被撤销。只有动机错误成为行为人发出意思表示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才可以获得救济[6]。此时的因果关系,只包含上述因果关系两重含义里的第一种,而不考虑“在合理的评价现实情况时”因果关系存在与否。

即只需考虑处分人的真意(动机错误)与处分行为的因果关系,而无需考虑处分人作为一般理性人是否会因动机错误作出法律行为。如在基于亲情关系的赠与行为中,赠与方赠与财产的根本原因即受赠人系自己的亲人,若交付赠与财产后发现受赠人并非赠与人的亲人(比如通过DNA鉴定表明受赠人并非赠与人亲生子女),则应当允许赠与人撤销赠与协议{10}。

客观上的重要性是指动机内容在性质上的重要性。一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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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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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耀东,沈明炎.重大误解制度“重大”之认定[J].学术论坛,2018,(4):1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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