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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宪法的社会性与大众化
【英文标题】 Sociality and Popularity of Constitution
【作者】 郭道晖【作者单位】 中国法学会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宪法;国家法;社会的法;大众化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3)02—0008—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2
【页码】 8
【摘要】

本文认为不能只满足于从形式法治上给宪法下定义,而应从法理上对宪法特别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性质与理念作进一步研究。把宪法定位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不够的,因为它基本上以国家、国家的执政者、执政党作为唯一或主要的宪法主体来立论的,而没有关注到宪法首先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既控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文中就“宪法既是国家法,更是社会的法”和“宪法的大众化”两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114    
  
  为了真正理解宪法的精神实质,法学界不能只满足于从形式法治上给宪法下定义。我们有必要从法理上对宪法特别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性质与理念作进一步研究,其中我认为有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宪法除具有国家法的性质外,是否更应是社会的法,或应当向社会化方向发展;二是我们在强调“宪法至上”的地位时,是否同时应当更注重把它从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中落实到地面上,使它“大众化”。
  一、宪法既是国家法,更是社会的法
  新中国尽管已经制定过四部宪法,对现行宪法也修改过三次,至于对宪法的宣传、论述更是不可胜数。但是,正如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一样,对什么是宪法,特别什么是社会主义宪法,虽然论者如云,定义丛生,但似乎也不能说已经十分清楚。现在主流的观点,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一般党政干部,以至有些宪法学者,无不指认宪法是 “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这种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却是不够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以国家、国家的执政者、执政党作为唯一或主要的宪法主体来立论的。即把宪法只当成是“国家法”或“国家的”,是执政者治理国家的工具。而没有关注到宪法首先是、主要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
  宪法的社会性,概言之,指宪法是由社会主体——全民所制定、所运用,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主旨在于保护公民权利、防范国家权力,是社会用以保护自己的大法,亦即“社会的法”。宪法的基石是权利与权力,其原始来源是社会;宪法的产生必须经由全民公决或其代表机关通过;其功能在于服务于全社会;宪法的最高主体是社会中的人民大众;宪法不应是执政者统治社会的工具,而应是他们执政的依据和准则;宪法不能只为国家和执政者所用,更应是为社会主体所用,是社会主体保障自己和防范国家的武器。作为社会主义的宪法,这些特性就更应突出。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而不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政法界、法学界应当摒弃国家主义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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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树立社会主义的宪法观。
  1、宪法来源于社会。
  从宪法所确认的权利和权力来源说,近代最早产生的宪法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资产阶级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王权和贵族权力进行斗争取得胜利的成果,旨在保障资产阶级的权利和限制王权和贵族权力的。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认为国家权力是由社会、公民把自己固有的人权,部分地或全部地让与国家,并由国家再返还于社会 (以国家权力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正如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在《英宪精义》中所说的:“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它们不是个人权利的渊源,而是个人权利的结果。”另一位宪法学家L亨金在《美国人的宪法与人权》中说:“政府对人民所负的责任以及政府对个人的尊重,是人民服从政府的条件,也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是‘天然的’固有的权利,它们不是社会或任何政府的赋予。它们不是来自宪法;它们是先于宪法而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宪法观认为,国家是后于原始社会而在一定历史阶段时才产生的,是国家“吞食”了社会的权利和权力,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统治社会的。近代市民社会产生了近现代国家和宪法。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宪法也是人民革命的阶级斗争、社会斗争的产物。马克思说:英国宪法是在事实上统治着整个市民社会主要领域的资产阶级,同在公职上处于统治地位的土地贵族之间妥协的产物。[1]
  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说,“专制、独裁或暴君的宪法,……主要权力控制在一人或一小撮人手中。……民主宪法,其主要权力一般来说掌握在社会的代表手中。”[2]前一种所谓“宪法”,可以说是十足的国家(专制统治者)的法;后者则属于社会的法。
  2、宪法产生于社会——— 立宪、修宪权属于社会全民。各国的立宪和修宪案,除由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如议会、国民大会、制宪会议审议外,大都还必须经过全民、全社会公决。我国的立宪权、修宪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其草案也需经全民讨论。之所以如此,不应该只理解为是基于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在于它是属于全社会、全民的“社会的法”。
  3、宪法是“社会自卫法”——— 防范国家、保护社会自己的大法。
  恩格斯指出 “国家的本质像宗教的本质一样,也是在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所采取的第一个原则是权力均等,这个原则最透彻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恐惧。”[3]资产阶级国家的宪制采取分权制衡的政体,在于防范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腐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者当然应当同专制的君主和资产阶级有本质区别,但毕竟他们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人性本身的一些弱点,在权力这个腐蚀剂面前,也可能打败仗,不能完全排除权力异化现象,“由人民仆人变成主人”。所以列宁说,工人也要“防范自己的国家对工人的侵犯”。
  这里还要说明,社会主义宪法对国家、政府的限制,应当体现在对国家自由的限制和对人民自由的高度保护上。社会主义宪法所确认和保障的自由,是公民的自由,人民的自由,不是国家(统治者、权力者)的“自由”。[4]国家权力过于自由,人民就没有自由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培培尔的信中曾经坚决反对争取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提法,他们认为,所谓“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自己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横政府的国家。”因此,凡国家,包括人民的国家(权力)都不应是自由的。真正人民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内的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5]正如卢梭所说的:法律“是一种有益而温柔的枷锁,最骄傲的头颅也柔顺地戴着这种枷锁”!不妨也可以说,作为 “法律的法律”的社会主义的宪法更应是社会主体约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约束执政者、包括最具权威的执政党的一个“有益而温柔的枷锁”。
  遗憾的是,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并不是具有这样自觉的宪法意识,往往只是把宪法作为其治国治民的“章程”、工具,至多也只是强调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对承认和采取措施鼓励和保证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和监督,不是顾虑重重,就是干脆排斥。因此,社会主义宪法也应是社会防范国家、保护社会自己的“社会自卫法”。
  4、宪制下的政府受社会的影响。
  如果说,阶级统治的国家为了防止其统治权力的腐化,而采取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的宪制举措;那么,以“社会”(“社会至上”、人民至上)为“主义”的社会主义宪法和宪政,就不只限于设定在封闭性的国家机器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而且要特别强调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对国家的政治参与和监督、制约。
  这一点,西方现代的一些宪法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了。他们提出了“新宪政论”。这一新的学派在继承古典宪政思想中强调的“限制政府权力”,对政府权力进行合法的制约,使其侵害社会成员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的原则基础上,作出新的突破。他们鉴于现代世界中市场和社会的构成上的根本变化,要求对宪政理论进行重新阐述。他们反对把限制权力的体制仅仅限于国家内部的分权制衡,而把“重点转移到控制权力的非正式手段”。如罗伯特?达尔认为,实际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加以控制的真正保证不可能从政府的内部安排中找到。[6]“对于专横地行使权力的有效限制来源于这样一些情况的某种结合,这些情况是:政治精英们对于限制行使权力所作的承诺,多种利益集团的存在,而最重要的是,多种自治组织的存在。”在他看来,有限政府的真正保证者是社会学的而不是政治学的。即在于社会自治组织的力量,社会精英们的态度,以及社会的多元化。他认为,在“正规的政治制度以外的市场和企业的经济制度可以作为控制的补充方法。”新宪政论者要求 “宪政设计不仅要考虑国家,而且要考虑经济和社会。”“把重点放在社会互动的整体复杂性上”。这样,使现代政府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即既能促进社会福利,又不致陷入专横的统治。[7]
  5、宪法是社会的公法。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宪法在法律体系中被称为“核心”、“基础”、“母法”等等,通常将它归入“公法”一类。不过,“公”有国家之“公”与社会、全民之“公”的区别。我国把宪法称为国家法,也是抄自苏联法学界。过去由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与社会不分,国家利益与社会 (人民)利益完全一致,“国家的”也就是“社会的”。历史经验表明,并非完全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利益既相一致,又有差别,特别是当国家或某些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员发生腐化和专横现象时,还会有权益的对立。因此,根据上述宪法的社会性质,仅仅将它归入公法——— 国家法一类,似欠准确。
  行政法、刑法等法律,作为公法,是完全以国家的名义、直接运用国家权力、代表国家来贯彻执行的。相对于民法和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等这类私法和社会法,称它们为 “国家法”是可以的。而宪法这个公法却与它们不同,它不只是由国家 (机关)所制定,在我国,除代表全社会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外,也不能以其他国家机关的名义实施 (即从整体上说,其他国家机关不是立宪和行宪的主体,只能是遵守宪法、根据宪法办事的国家行为主体)。宪法也不应只是由国家权力来贯彻实施,还必须有人民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并依靠人民大众(通过运用公民权利和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的社会权力)来监宪护宪。所以,也可以说,宪法是半国家半社会的“根本大法”。
  再则,“国家法”一词外延也较泛,任何法律以及政府和地方所制定的法规,都是由有立法权或立法规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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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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