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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信用证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之我见
【作者】 邓宇琼【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信用证诈骗;主观目的;非法占有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3)05—0049—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49
【摘要】

对于“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刑法法条规定有区别是有其意义所在的。信用证诈骗只能是直接故意,不包括间接故意。长期骗用的行为,由于其侵犯了银行对资金的使用权,使银行无法行使处分权等其他所有权权能,从而实质上导致对银行资金所有权的侵犯,应当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140    
  一、法条区别规定的意义
  金融诈骗犯罪,甚至直接故意犯罪都有目的,对于特定的主观目的,如“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刑法法条有的作了明文规定,有的没有明文规定,我们认为,这种规定的区别是有其意义所在的。
  首先,目的在直接故意认识和追求的程度上有差异,非法占有的目的在这两类犯罪中根据法条有无明文规定而在地位、程度上存在差异。
  其次,在司法认定、取证上也存在证据规格的差异,司法实践部门在办理金融诈骗案件中,对目的型金融诈骗犯罪和次目的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在诉讼证据规格上的要求不同。证明某个行为是刑事犯罪,主要是围绕具体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进行取证,一个个罪的诉讼证据规格的构成,必须同时具有证明该罪构成要件的形态证据。目的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在诉讼中各个阶段中都要求有证据证明“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特定的目的,如在集资诈骗罪诉讼证据规格的构成,其主观要件的证据规格是必须具有证明由主观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目的“内容”的形态证据[1]。在贷款诈骗罪中,其诉讼证据规格在主观要件上必须具有证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目的的形态证据。而在次目的型的金融诈骗罪中,尽管从学理上分析其构成,在主观要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实践部门在办案中,对于次目的型犯罪,并不必须获取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在定罪的证据规格上,只需要证明行为人的对诈骗行为具有直接故意即可。如信用证诈骗罪的证据规格中,在主观方面只须证明由直接故意构成即可,在没有反证的前提下其非法占有的特定目的是通过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就可以说明。所以,实际办案的司法人员,对于目的型犯罪和次目的型犯罪在取证要求上可以是不同的;对于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等目的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必须要有一系列证据专门证明“非法占有的特定目的”,达到特定诉讼阶段对证据的要求,才能转入下一个诉讼阶段或定罪量刑;而在次目的型犯罪中,并不需要对非法占有的目的作专门的取证,只要证明行为的诈骗性质,其举证责任即告完成。不需要在证明行为人有欺诈之故意之外专门证明非法占有目的存在,因为根据社会一般常识和刑法故意理论,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除非行为人提出有力的反证。因此,一般地,是不存在所谓难以查明非法占有目的、以至于不能有效打击犯罪的困境。
  最后,还在于该特定目的是区别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因素[2]。如,贷款诈骗犯罪与高利转贷犯罪、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而未明文规定该主观目的,都不具有这样明确的区别作用。但是,有关的司法文件(如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并没有在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上作出区别,我们认为欠妥。
  二、信用证诈骗罪的主观罪过是否包括间接故意
  近年来,在一些论述中有人提出,目的型和次目的型的经济犯罪,如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在主观罪过上应当包括间接故意这种罪过类型。这种主张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基于实践的需要,认为行为人事中甚至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使对方陷于某种错误认识,随即起意,放任了对方由于自己的不实陈述而自动交付财产这一结果的发生;或者行为人事前对自己的履约能力并无把握,抱着侥幸的心理或者随机应变的态度,于事中或者事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对此种情况如果一定要求有直接故意才构成诈骗罪,不利于对金融诈骗的打击[3]。二是非法占有不等于非法所有,非法所有说明行为人以非法的手段完全拥有某物,一旦到手,就可以完全成为其物的所有者;而非法占有的状态本身就包含有间接故意,行为人在占有过程中,可能从直接故意转化为间接故意,也可能从间接故意转化为直接故意。[4]三是有的论者以合同诈骗罪为例,认为将目的犯的主观罪过包括间接故意是刑法理论适应当前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观念的转变,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而且体现了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符合世界刑法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5]。我们认为,以上理由均不能成立。
  首先,从刑法故意理论中无法得出间接故意可以包括目的犯的结论。信用证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该罪的必要要件,该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所要达到的客观结果的主观反映,行为人主观上明确是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在客观上表现为直接地、积极追求利用信用证诈骗数额较大财物这一犯罪结果。间接故意在认识内容上可以与直接故意相同,在认识程度上也表现为明知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间接故意在具备上述认识因素的前提下,是在放任、听之任之的意志状态下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换句话说,行为人在是在追求其他结果的行为过程中派生地、附属地发生了这一结果,在目的中意志的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6]。信用证诈骗罪的意志因素是希望、积极追求骗取较大数额财产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然而间接故意是无法涵盖“积极追求某一特定目的”这一意志内容的。间接故意在意志因素上一定表现为无所谓的、听之任之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行为人对目的是有着可以不实现的一种意志的;这种意志因素与以积极追求的意志因素为本质特征的目的犯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状态中不可能出现目的犯。
  其次,出于实践中打击犯罪的需要就随意支离刑法基本理论,是不利于法制的统一的,最终也会损害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再次,尽管在刑法中对于侵财犯罪的目的均表述为非法占有,但是这里的“占有”所表述的内涵是等同于民法中的“所有”内涵的,在刑法中这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在刑法中使用“占有”一词而非“所有”有自身的意义所在。我们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三、“融资型”的信用证违法行为是否构成信用证诈骗罪
  实践中有一类“融资型”的信用证违法行为,即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开立信用证,通过多次循环开证或远期信用证等方式,造成信用证项下的资金的长期占用、甚至损失的行为。但案发后行为人多辩称自己以“融资”为目的,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较为典型的如牟其中案:1995年7月,牟其中因事业发展需要,意欲获取巨额资金,于是亲自组织实施以假进口的手段进行信用证融资,并直接委托澳大利亚X.G.I公司职员何君作为中介人,通过湖北省轻工业公司业务三部经理王旭东开具信用证,以香港东泽科技有限公司职员王向军作为信用证受益人负责信用证贴现,同时委托交通银行贵阳市分行信托投资部主任李建平为其骗取开具信用证提供见证担保。从1995年8月至1996年8月,牟其中指使其集团职员姚红、牟臣、牟波等人具体负责实施骗取信用证,共骗取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信用证33张,骗取承兑美金75074004.10美元,截止1997年4月,分几次共返回湖北省轻工业公司业务三部资金 39574525.98美元,用于循环开证,实际骗取美金35499478.12美元用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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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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