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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现阶段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英文标题】 On Law Control of the Conflict at Present in China
【作者】 陆平辉【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利益冲突;利益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平衡;法律控制
【英文关键词】 interest conflict; interest distribution; interest guarantee; interest balance;legal control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3)02—0021—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2
【页码】 21
【摘要】

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核心问题是控制日益表面化的利益冲突。鉴于现阶段社会利益冲突的特殊性,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已是必然。实现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用公平立法确立各利益主体的合法地位,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社会利益的流向,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用公正司法建立利益的救济机制和干预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英文摘要】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more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social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the core problem is to control the evident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view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conflict at present,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by law.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angle together with the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through the measure of distribution, guarantee and control of interest. On one hand, the legal status of interest par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rational framework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be set up, the interest direction be guid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chanism of relieving and interfering should be set up with fair justice in order to restrain illegal interest and male balance the legal interest, with which the specific interest conflicts can be settled in micro leve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131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处在了由同质单一的伦理社会向异质多样的法理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城乡分离、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以及人口超载和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等特点,使转型中出现的结构冲突、机制冲突、规范冲突、利益冲突、角色冲突和观念冲突更加复杂,也使转型和发展中的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变得更加重要。”[1]经济学的 “改革悖论”已为转型社会中利益间的此消彼长引发冲突的经济逻辑作了精当阐述,留下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途径去控制日趋表面化的利益冲突。法律作为制度控制的基本手段,无疑肩负着控制冲突的重任。因此,以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为分析背景,找出对利益冲突进行法律控制的手段和机制,便成为法理学、宪法学、诉讼法学应该认真对待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利益冲突控制的制度选择和法律选择研究冲突归根到底是为了控制冲突,但控制冲突首先面临着手段的选择。从社会控制理论来讲,通常有三种途径控制社会冲突,即观念途径、经济途径和制度途径,具体采用哪种途径应根据冲突的自身特性来决定。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以及满足主体需要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稀缺性和有限性,造成了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只有通过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社会利益的分配制度才能消除冲突。这种特殊性表明,以界定利益关系规范逐利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协调应该是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最恰当的选择。与之相适应,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抑制和消除利益最大化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冲突和对抗,使各利益主体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平等有序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法律制度,就成为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最理性的选择。
  选择法律对当前的利益冲突进行控制,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冲突的下列认识:其一,是当前我国社会生活 (特别是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多与立法不平等有关,立法必须确立各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对其权利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其二,是造成各利益主体隔阂和相互不满的表达渠道不顺畅的问题,只有在科学合理的法律程序中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其三,是目前社会资源稀缺与配置不合理同时存在,只能用公平和效率的立法和司法才能对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作调整。其四,是对于各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规范乃至违法行为,只有用司法手段才能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纠正。
  而在另一方面,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具有特殊性。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2]但并非所有的利益冲突都能由法律来调整,法律只调整适合法律评价的利益冲突:第一,这种冲突必须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统治秩序、制度的基本方面及主流道德意识;第二,冲突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社会单位,即自然人和法人。[3]这表明法律所控制的冲突具有与其它社会手段控制的冲突不同的特性。法律对利益冲突进行控制的机制也就是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它是特定机关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特定行为 (立法和司法),且只能在保护合法利益与抑制非法利益上起作用。表现在冲突控制方面是:对由违法行为引起的冲突进行干预,抑制非法利益;对由合法利益引起的冲突进行平衡,平衡合法利益。
  根据法律控制社会冲突的这种特殊性,我们考虑出法律控制利益冲突的两个途径:一是立法控制,通过平等立法,确认各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保证主体的行为自由,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防范未然的利益冲突;二是司法控制,通过公正司法,对违法利益进行抑制,对合法利益进行平衡,处理已然的利益冲突。
  二、利益冲突的立法控制——— 选择利益和分配利益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多元的利益关系,我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多元化社会中,不同的利益主体显示出不同的利益要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均要求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利益多元化使社会中的社团意识、阶层意识和群体意识得到了强化,从积极意义上讲,它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成长;从消极意义上讲,它造成了利益的分化,特别是造成了各种利益主体间的冲突。这就产生了用立法手段建立合理利益分配制度,保障各利益主体合法地位的需要。例如我国《宪法》就针对私营企业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先后于1988年、1999年对有关私营企业的条款作了两次修改,《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也作了更具体的延伸规定,这就确立了私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前提是实现法律对利益的合理选择。当前我国社会利益种类纷繁,虚幻利益和真实利益混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交错,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互动,利益选择只能在服务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完成。“在文明的民族里面必然产生许多利益集团。他们分成不同的阶级,各有不同的情感和认识。调和这些不同的错综复杂的利益成为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4]这样选择的理由是因为与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相适应,法律在分配利益时应该体现出社会总体受益原则。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核心是实现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合理安排。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拥有资源获取利益的权利是按照等级及社会身份来划分的,这种等级身份由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确定。位置预示着权利,预示了支配资源的范围,最后也就决定了利益的范围。一个社会成员想实现更多的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位置。因而它是一种“位置权利准则”。[5]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其在市场中的表现,竞争行为取代了身份位置成为实现利益的基本手段。因此,当前法律在分配利益时应反映出这种变化,重点突出对主体利益实现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这当中主要是做到:主体平等、行为自由、分配公正。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主体平等
  实现主体平等,要求立法对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分配给以同等条件同等待遇的原则,不任意扩大一部分人的权利范围,不特别规定部分人以特殊义务,对非同等条件给予合理差别只是一种补充。如立法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特殊保护是公平的,因为他们与一般社会成员在生理、精神上存在差异;而对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主体赋予有差别的待遇,则是不公平的。我国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先后修改和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市场主体地位的法律和规定,在制度层面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保护利益主体平等地位的法律体系,但应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立法不平等的现象。如经济生活中不平等的市场准入、银行贷款政策,就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立法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特殊保护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以农民的劳动权为例,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规定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受到歧视”。而1994年劳动部颁布的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却规定:“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要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这条限制措施显然造成了对农民劳动就业一种事实上的歧视。为改变上述状况,立法首先应一视同仁地对待各利益主体,并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其次,针对现今利益关系变动和利益主体增多的社会现实,将更多的社会主体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一方面加强对原有主体的保护,另一方面把分化新增的利益主体也纳入保护范围。再次,反映我国利益分化的事实,重新界定现有主体的权利界限、义务界限及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界限。
  行为自由
  行为自由表现为利益主体享有自主追逐利益的权利,立法的作用在于去尊重这种权利。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分工造成的获利行为的多样性,已使社会主体的利益空间得到了扩展,法律就应该允许主体为实现利益展开平等、自由、公平的竞争。与此同时,国家也应开放社会资源,给利益主体提供平等的逐利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颁布了《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担保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大量关于主体行为自由的法律,但应看到,这些法律在保障主体行为自由方面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当前出现的一些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还没有进行有效的制约。如对行政垄断性质的市场封锁,以行业自律、最低限价、价格同盟、分割销售区域阻碍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用生产和销售企业联手排除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等垄断行为还没有进行有效的规制。因此,急需制定《反垄断法》、《反暴利法》、《反倾销法》来保障公平交易制度。为实现主体行为自由,当前我们应尽快建立新的行为规范体系,制定对利益主体逐利行为进行干预的标准、依据、程序,使干预法制化、规范化。同时,要着力解决主体的行为能力和竞争能力问题。因为当前激烈的自由竞争,已使一些主体的行为能力遭受损失,产生了社会弱势群体,如老、弱、病、残、城镇下岗人员、贫困人口等,他们的行为自由必须用相应的法律保障才能实现。
  分配公正
  分配不公引致的利益冲突既涉及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分配不平等,也涉及市场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不平等。因此,立法就应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实现政治权力分配的平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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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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