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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隐匿身份实施侦查之程序规制
【副标题】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靠之人”侦查制度之借鉴【作者】 赵琳琳
【作者单位】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隐匿身份;技术侦查;可靠之人;证据能力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149
【摘要】 中国内地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侦查”一章中,技术侦查措施作为该章第8节被正式写入法典。严格说来,该节中第巧1条提及的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措施并不属于技术侦查的范畴,其不依赖技术性手段,更多地体现了秘密性的特点。由于在取证上颇具优势,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已成为实践中较为常用的一类手段。在葡萄牙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事侦查中,与之类似的概念是“可靠之人”侦查,但其与我国内地的技术侦查在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及处置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尚无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不利于处理跨境犯罪。本文通过对照葡萄牙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可靠之人”侦查的相关立法和实践,希望对完善内地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促进两地共同有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所裨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2475    
  
  我国内地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151条第1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其中,“隐匿身份”的字样代表了各种乔装侦查手段,包括特情侦查、诱惑侦查、卧底侦查。[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类措施实际上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技术侦查,而是一种通过隐匿身份来进行秘密侦查的措施,因此,在第8节“技术侦查措施”里面显得有些另类。其与葡萄牙、澳门特别行政区刑事侦查中“可靠之人”的概念基本可以对应。从司法实践来看,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腐败犯罪等类型案件的侦办通常比较棘手,尤其是在取证方面,传统方式难以奏效;而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可发挥一定优势,有利于提高打击犯罪的效率,但有侵犯人权之虞。总的来看,目前我国内地有关隐匿身份侦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适用范围太广;二是程序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公正的要求;三是证据使用未能区分不同情形,这也是最严重的问题。由于两岸四地的具体法律制度存在差异,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作,各地应尽可能遵循一些共通性的规范,葡萄牙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同属大陆法系,其有关经验可供借鉴。
  一、通过明确列举犯罪类型以严格限制隐匿身份侦查的适用范围
  1996年8月15日,前澳门总督通过第48/96/M号法令核准颁布了《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并于1997年4月1日生效;最近该法典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并于2014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实际上,在1997年该法典生效前,澳门一直沿用的是1929年《葡萄牙刑事诉讼法典》,时间长达68年。可见,澳门刑事诉讼制度带有葡萄牙的深刻烙印,若想了解澳门相关法律的背景,就不得不在葡萄牙法中溯源。由于隐匿身份侦查乃秘密进行,极易侵犯人权,因此,葡萄牙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均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只有在社会危害性极大以及调查取证十分困难的案件中才可采用,同时,立法上也作出了明确的列举。
  (一)葡萄牙“可靠之人”侦查的适用范围
  “可靠之人”(葡语为:Homens de Confianca)[2]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在葡萄牙刑事侦查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具体包括诱发者、渗透者和单纯隐藏身份的人员这三种方式。他们需要按调查结果之受益实体的安排执行任务,搜集通过一般侦查手段无法获取的犯罪信息。根据葡萄牙最高法院2000年7月12日所作裁判[3]的解释,诱发者(葡语为:o Agente Provocador)旨在诱发他人落实犯意;渗透者(葡语为:oAgente Infiltrado)是通过取得犯罪分子信任的方式接近他们并一起行动,需要时也参与实施相关的犯罪计划,但不得担任教唆犯的角色;单纯隐藏身份的人员(葡语为:o Agente Encoberto)则是置身于犯罪活动及犯罪分子以外,其既不会诱发犯罪的发生,亦不会与被调查人发生任何信任关系。[4]可见,“可靠之人”侦查所涵盖的方式与内地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方式基本一致。
  在“可靠之人”的三种角色中,葡萄牙对于诱发者手段是绝对禁止的,并设置了相应的不利后果。最早规范渗透者手段的是1983年有关吸毒及贩毒的第430/83号法令,主要体现在该法第52条;[5]后来,第15/93号法令第59条保留了相关规定,即“以正式刑事调查为目的,在没有透露其身份和资格的情况下,接受直接或通过第三方提供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行为不受处罚”。[6]之后,第45/96号法律—《贩卖和滥用药物的法律制度》[7]就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加强了对渗透者的保护。此外,第36/94号法律—《打击腐败、经济及金融犯罪的措施》第6条[8]所允许的“可靠之人”侦查包括渗透者和单纯隐藏身份的人员。
  不过,第101/2001号法律—《秘密行动》[9]第7条明确废除了上述第15/93号法令第59条和第36/94号法律第6条关于渗透者的规定;该法对隐藏身份侦查进行了统一规范:“指由刑事侦查人员或受其监督的第三人通过隐藏身份的方式实施,旨在预防或遏制本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根据第101/2001号法律第2条的规定,秘密行动可用于以下犯罪的预防及遏制:“a)故意杀人罪;b)可能判处5年以上徒刑或被害人为16岁以下无行为能力人的侵犯性自由和性自决罪;c)关于贩卖和改装被盗抢的车辆;d)奴役、绑架和诱拐或劫持人质;e)贩卖人口;f)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g)妨害国家空运、水路、铁路或公路的安全运输,可能判处8年以上徒刑的;h)使用炸弹、手榴弹或易爆物,枪支和炸药装置,核武器,化学或放射性物质;i)盗窃银行、财政部和邮局办事处;j)犯罪组织;1)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m)清洗黑钱、其他非法利益或所得;n)贪污、挪用及权钱交易;o)欺诈获取或滥用补贴或补助金;p)通过有组织方式或计算机技术资源从事的经济或金融违规行为;q)国际或跨国的经济或金融违规行为;r)伪造货币、信贷证券、印花票证、印章和其他类似证券或相关工具;s)有关证券市场。”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可靠之人”侦查的适用范围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基本照搬《葡萄牙刑事诉讼法典》,其中也没有“可靠之人”的规定,有关特殊侦查手段的规定亦体现在单行法中,其适用范围与葡萄牙差异不大,但立法模式更为分散。澳门一共有三部单行法提及了“可靠之人”的侦查手段,据此,此类手段目前仅适用于有组织犯罪、贪污犯罪、与贪污相关联的欺诈犯罪、选举舞弊犯罪以及毒品犯罪等案件类型。显然,这几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调查取证亦特别困难。
  1.有组织犯罪。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38条的有关规定,《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适用于澳门。第6/97/M号法律《有组织犯罪法》第15条关于“不予处罚的行为”规定的则是渗透者侦查手段。该法所调整的有组织犯罪包括:杀人及侵犯他人身体完整性,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绑架及国际性贩卖人口,伪造货币、债权证券、信用卡、身份及旅行证件等重大犯罪。该法中的渗透侦查具有以下特点:(1)渗透的主体可以是刑事调查人员或第三人;(2)渗透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或遏制犯罪,而不是诱发犯罪或者为犯罪提供便利、创造条件;(3)渗透的方式是隐藏身份或身份资料,在黑社会内部活动;(4)渗透的前提是取得司法当局的核准,紧急情况下可在事后获得授权;(5)渗透活动受到刑事警察当局的监督。
  2.贪污犯罪以及与贪污相关联的欺诈犯罪、选举舞弊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亦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该公约第50条第1款规定了各缔约国在反腐败中均应当“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其中,特工行动是指侦查机关根据本国法律或国际公约的规定,派遣秘密侦查人员,通过伪装等手段收集犯罪证据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殊侦查方式。可见,特工行动的行为方式和目的类似于“可靠之人”侦查。第04/2012号法律—《澳门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组织法》的第1条、第7条等规定表明,隐藏身份的侦查手段适用于公务员实施的贪污犯罪及与贪污相关联的欺诈犯罪、在私营部门发生的贪污犯罪及与贪污相关联的欺诈犯罪、在因澳门机关选举而进行的选民登记及有关选举中作出的贪污及欺诈犯罪。
  3.毒品犯罪。澳门也是《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适用地区之一,因而于2009年结合本地实际颁布了第17/2009号法律—《禁止不法生产、贩卖和吸食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以下简称《澳门禁毒法》),该法旨在预防及遏制不法生产、贩卖和吸食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的行为。受该法管制的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是指附于该法且属其组成部分的表一至表四所载的植物、物质及制剂。该法调整的毒品犯罪主要包括贩毒,吸毒,持有吸毒器具或设备,提供场地予人制毒、贩毒或吸毒,怂恿他人吸毒,等等。
  (三)我国内地应合理调整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适用范围
  内地《刑事诉讼法》148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然而,如前所述,将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置于“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可以说名不副实。因此,上述第148条第1款关于技术侦查适用范围的规定不应适用于隐匿身份侦查。但从内地《刑事诉讼法》151条的规定来看,该条也没有对隐匿身份实施侦查适用的案件类型作出特别的规定,这显然不合理。
  1.明确限制公安机关适用隐匿身份侦查的案件范围。由于立法的规定较为模糊,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54条对隐匿身份侦查作出细化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对下列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案件;(2)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3)集团性、系列性、跨区域性重大犯罪案件;(4)利用电信、计算机网络、寄递渠道等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以及针对计算机网络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5)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依法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公安机关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从该解释的表述来看,其适用于“技术侦查措施”。然而,隐匿身份侦查对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不亚于技术侦查,因而立法和司法解释应借鉴对技术侦查适用范围的限制来规范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否则,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几乎可以适用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全部案件,即便添加了程序上的严格要求,也未免范围过大,容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就隐匿身份侦查而言,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54条第5款所称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依法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案件”,虽然将“严重”或者较高的刑罚作为限制条件,但与葡萄牙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规定相比,适用范围明显宽泛。因此,建议参照国际人权文件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普遍认可的范围,取消兜底条款,以便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取得平衡。
  2.增加部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基本与立法保持一致,即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不适用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检察机关对此没有进行自我授权,从程序法定原则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当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63条规定了其他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范围,即“对于涉案数额在10万元以上、采取其他方法难以收集证据的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结合自侦案件类型来看,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并不算太大。不过,如前所述,葡萄牙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贪腐犯罪可以适用“可靠之人”侦查;鉴于反贪的实际需要,再加上中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内地应考虑适当放权,将“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纳入隐匿身份侦查的适用范围,至于“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则不得采用此类手段。
  二、坚持比例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以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
  葡萄牙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不仅严格限制了“可靠之人”的适用范围,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两地的立法对于相关程序的启动和运作也进行了规范。
  (一)澳门特别行政区“可靠之人”侦查的程序要求
  葡萄牙第101/2001号法律—《秘密行动》第3条规定了采取此类侦查手段应遵循的程序要求:“1.秘密行动,旨在预防和遏制犯罪,取证手段与侦查目标或者正在侦查犯罪的严重程度之间应相称;2.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从事秘密行动;3.秘密行动需要获得主管检察官的事先授权,且必须通知预审法官,以便其在72小时内确认有效;4.如果在预防犯罪领域,上述行动应获取预审法官和检察官的建议;5.在前款所规定的情况下,启动建议权和批准决定权分别属于中央刑事侦查厅的检察官以及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官;6.司法警察当局须最迟在行动结束后48小时内,向有权司法当局提交有关行动报告。”[10]可见,葡萄牙对于秘密行动的特殊侦查手段坚持比例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以保障相关程序的公正性。
  澳门的法律修改相较于葡萄牙是滞后的,回归以后并没有对涉及“可靠之人”侦查的立法进行整合,而是分散在三部单行法中,但其立法精神和制度设计与葡萄牙相差不大。此外,《澳门刑事诉讼法典》还将诉讼忠诚原则列为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办案机关依法开展诉讼活动,尊重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侦查人员不能为了打击犯罪而滥用权力,更不能不择手段地获取证据。
  1.恪守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必要性原则要求“可靠之人”侦查只有在常规侦查手段难以完成调查取证任务的情况下才能被采用。适度原则主要体现在《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78条的规定。这一原则其实源自行政程序法,澳门终审法院曾在一起判决中指出:当审议决定者在享有一定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作出行为时,才可适用适度原则。法学理论把该原则分为三个原则: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上的适度性或平衡。对一项措施适当性的评估是纯以经验为依据的,可用下列问题概括:所采取的措施足以达致预期的目的吗?该措施属适当后,就去看该措施是否必要。狭义上的适度性,在于把限制性或限定性行为所要达到之福祉、利益或价值与由于该行为而要牺牲之福祉、利益或价值加以比较,以知道根据实质或价值参数,所牺牲之利益是否可接受、可容忍。[11]延伸至刑事诉讼时,其亦旨在禁止国家机关采用过度的手段。如《澳门禁毒法》第31条第1款明确要求:刑事调查人员或受刑事警察当局监控行动的第三人作出违法行为的预备行为或实行违法行为,应有别于教唆或有别于间接正犯的其他共同犯罪方式,并与此行为目的保持应有的适度性。也就是说,“可靠之人”侦查只能在运用其他侦查措施无法取证或收集证据极其困难时才可使用,其应作为最后侦查手段;并且应在若干种可达目的之行为中选择适用对个人基本权利影响最轻微的行为,具体实施方法应与案件的严重程度、社会危害性、侦查工作进展状况、证据掌握情况等相适应,不应超越预防和遏制犯罪的必要限度。《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的有关规定也可说明这一点:如,搜查及搜索的前提要件为“有迹象显示”,羁押的前提要件为“有强烈迹象显示”,检察院提出控诉的条件是“充分迹象”。
  2.遵守法官保留原则。法官作为中立第三方,一般来说比侦查机关自身决定要客观得多。《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321条规定,法院依职权或应声请,命令调查所有其认为为发现事实真相及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须审查之证据;如果所声请的证据属不重要或不必要,或者证据方法属不适当、不可能获得或非常怀疑其能否获得,法官则驳回证据声请。因此,除《澳门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组织法》第7条赋予了廉政专员批准权以外,其他单行法均规定了司法审查机制,法官将按照《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321条的标准决定是否作出许可命令。如遇须紧急取证的情况,《澳门禁毒法》要求在作出该行为后的首个工作日即应通知有权限的司法当局,以便其在5日内宣告有关行为有效,否则所取得的证据无效;《有组织犯罪法》对于紧急情况下的证据取得也要求在随后首个工作日由有关司法当局赋予效力,否则无效。而且,两部法律均规定:刑事警察当局须最迟在有关人员或第三人的行动结束后48小时内,向有权限的司法当局提交有关行动报告。
  (二)我国内地须优化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启动条件和批准程序
  必要性原则、适当及适度原则和法官保留原则的结合适用,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非法侦查行为,更加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而这些恰恰是内地立法和实践的薄弱环节。根据内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公安机关有权决定隐匿身份实施侦查。这一规定内容模糊,易导致启动随意和频繁的问题。此外,公安机关在侦查犯罪时,扮演控诉角色,肩负着打击犯罪的重任,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批准手续真的非常“严格”,也难以令人信服;且这类手段通常秘密进行,难以接受外部监督,更应加以完善。
  1.规范启动条件。内地《刑事诉讼法》151条中“在必要的时候”这一规定应从严解释,并适当细化。(1)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应作为最后的侦查手段来使用,也就是说,国家机关采取其他侦查手段不能或难以有效实现追诉犯罪目的(即采用这类手段具有必要性),且应尽可能最低程度地限制相对人的权利。对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63条将“采取其他方法难以收集证据”作为技术侦查的适用条件之一,应该为立法所吸收。(2)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所针对的对象应是具体而明确的,不可漫无目的,不能肆意侵犯第三人的生活空间。(3)为了保障程序的合法性,应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前提下,基于合理怀疑采取相应的行动。(4)还应坚持适当及适度原则,衡量案件涉嫌的罪名、侵害法益的严重程度、可能判处的刑罚等因素,使得所采取的手段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标相匹配。
  2.实行司法审查。在事前监督方面,对特殊侦查手段实行司法审查是国际通例,内地现有规定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一方面,人民检察院享有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上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是领导关系;另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且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整个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有鉴于此,特殊侦查手段的采用可交由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等条件成熟的时候更彻底一点,实现西方式的司法审查,将批准权交给法官,通过司法审查来减少违法取证的情形。
  3.设置合理期间。通过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期间也应受限制,以防止权力滥用。内地《刑事诉讼法》149条规定:“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3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3个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57条也有类似要求。这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制约侦查权的作用,但其缺点在于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未能考虑各类技术侦查措施的特点。内地《刑事诉讼法》专门增加的第8节“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通常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者秘密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12]在这些措施中,电子侦听、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等适用3个月的有效期是比较合适的。但是,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有些属于长期性的工作,期间过短可能无法达到目的。而且,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表述来看,3个月有效期的规定似乎也不应适用于隐匿身份侦查。然而,就特定案件和对象而言,隐匿身份侦查的时间不能没有任何限制,内地可结合侦查实践的需要,并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设置一个合适的期间。在此问题上,葡萄牙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立法也存在缺失,即相关手段的前提已消失或改变,法官也难以及时发现,不利于防止权力滥用。不过,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可以参考。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警察遴选第三人搜集资料办法》第6条规定:“警察遴选第三人搜集资料之期间不得逾1年。认有继续搜集必要时,得于期间届满前依第2条第1项程序报准延长之。但延长期间不得逾1年,以1次为限。”
  三、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证救济渠道畅通
  对于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如果仅仅限制规范程序,却未能对违法取证设置实质性的不利后果,那么终将前功尽弃。换句话说,法院对于通过违法隐匿身份侦查获取的证据如何处理,则是检验立法效果及司法公正的试金石。
  (一)葡萄牙就“可靠之人”所获证据的处理
  《葡萄牙刑事诉讼法典》第125条就“证据之合法性”规定:“凡非为法律所禁止之证据,均为可采纳者。”接着,第126条规定了禁止使用的证据方法,其第2款规定:“利用下列手段获得之证据,即使获有关人的同意,亦属侵犯人之身体或精神之完整性。”其中,a项指的是:“以虐待、伤害身体、使用任何性质之手段、催眠又或施以残忍或欺骗之手段,扰乱意思之自由或作出决定之自由。”诱发者显然属于这里所说的“欺骗之手段”。从葡萄牙法院的相关司法见解来看,其完全不接纳诱发者的侦查手段。葡萄牙宪法法院于第835/98号卷宗所作出的第578/98号裁判当中强调:“毫无疑问,在法治国的社会中,并不允许国家当局人员透过引导又或教唆的方式获取犯罪证据,并藉此将他人定罪,因为这样是不道德的;在法治国中,这种不忠诚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对刑事司法当局及其人员以符合一般道德规范的方式执行职务的期许。”[13]不过,葡萄牙最高法院于2002年1月30日所作裁判中对于渗透者和单纯隐藏身份人员的侦查手段则持不同观点:“隐藏身份的人员为公共当局的人员,其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只处于被动的位置,并以监视的方式查探犯罪活动的发生,因此,他们只是单纯的‘便装警员’;至于渗透者,可以是警务人员或受命于警方的第三人,他们渗人犯罪分子之中,透过取得犯罪者或嫌疑人的信任,藉此取得可将之定罪的证据,然而,即使没有渗透者,犯罪决意仍会产生”。[14]可见,葡萄牙承认渗透者和单纯隐藏身份这两种侦查手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藉此所获得的证据可被采纳。
  需要注意的是,欧洲人权法院曾于1998年6月作出一份关于葡萄牙“可靠之人”的重要判决,该案即卡斯特罗诉葡萄牙案。[15]该案起因是葡萄牙法院主要根据两名警察的证言对贩毒者作出了有罪判决。其基本案情为:两名葡萄牙PSP便衣警察曾与一名吸毒者V. S.多次接触,并怀疑其涉嫌参与小额贩毒。为了查出V. S.的上游供应者,1992年12月30日半夜前,两名警察向V. S.表示欲购买海洛因,V. S.提到卡斯特罗可能帮助其获得。V. S.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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