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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侦查程序中律师帮助权若干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Several Issues of Right to Counsel in Investigation
【作者】 蒋丽华【作者单位】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
【分类】 律师【中文关键词】 侦查程序;对抗因素;律师帮助权
【英文关键词】 Investigation Procedure;Adversary Factors;Rigit to Counsel.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3)05—146—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146
【摘要】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最容易被忽视。就我国的司法实践而言,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侦查的结果,侦查程序是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命运的关键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增加庭审抗辩色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侦查程序中的对抗因素,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与其他国家相比尚存在亟待改进之处。

【英文摘要】

In investigation,the human rights of criminal suspects are easily ignored As to the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institution of proceedings and trial depend on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to a great extent Investigation isa key procedure that decides the fate of criminal suspects and defendants While adding some factors of adversary to trial,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of China did not add adversary to the procedure of investigation Comparing with that of other countries,the fight to counsel of criminal suspects in the procedure of investigation desperately needs to be improv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00    
  
  侦查程序是常态社会条件下最深刻地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运作程序,因而成为各国公认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点环节。现代刑事诉讼,由于对程序价值的日益看重和保障人权呼声的不断提高,强调拥有专业知识的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程序的诉讼活动,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之一,[1]并为国外立法所确认。就我国司法实践而言,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侦查的结果,99 5%的有罪判决率,[2]事实上是靠强有力的侦查来维系的。侦查毫无疑问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基础性程序。目前,我国侦查制度中反映最多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二是滥用侦查权力:三是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受到极大限制{1}(P.2)。其中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设计及保障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刑讯逼供及滥用侦查权,而且由于其处于刑事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核心和关键地位,因此最能体现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存在意义。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是诉讼结构进一步对等化、科学化的体现,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但从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效果来看,侦查程序中律师帮助权还相当有限,辩护律师发挥的作用还相当弱小,律师所承担的辩护职能的运转还不顺畅。这与当前立法关于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的配置缺陷不无关系。对我国侦查程序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还有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当然这种扩张,必须针对侦查程序的特点确定在什么程度上予以承认。
  一、关于赋予律师在侦查程序中辩护人法律地位的问题
  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者参与侦查活动,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改善犯罪嫌疑人的地位,平衡国家追诉权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根据刑事诉讼法96条规定,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接受犯罪嫌疑人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二是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代理申诉、控告:三是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但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参与侦查活动的律师在法律上并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也不被认为属于“辩护活动”,甚至不属于法定的诉讼参与人。
  现代刑事辩护制度以辩护人的辩护权建设为核心,没有此项权利,辩护人也就失去了参与诉讼并在诉讼中享有一系列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的行为产生私法和公法两种法律关系。前者的基础是其与律师或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协议,即委托合同。委托合同的特点是受任人以委任人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从事与委任事务有关的活动,其后果由委任人承担{2}(P.731)。基于委托合同,被委托的律师应当在被追诉人授权的范围内,协助其行使权利。例如,侦查程序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代理申诉控告等:后者是公法关系。我国《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修改稿)第13条第2项规定:“委托人签署《授权委托书》一式三份,一份呈交办案机关,一份由承办律师存档,一份交委托人保存。”向办案机关出具有关的授权证明的行为是向办案机关作出的诉讼上的意思表示,属于诉讼行为,产生了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这种诉讼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辩护人的地位而产生的,不以当事人的授权为必要。如果称前者为“传来权”,后者可称为“固有权”。固有权,如独立辩护权、在场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属于辩护人所专有。赋予律师在侦查程序中辩护人的法律地位,意味着律师不仅可以行使犯罪嫌疑人的大部分权利,而且还享有许多法律赋予的不需要犯罪嫌疑人明示或者暗示同意而能够独立行使的重要权利。
  二、关于侦查机关负有权利告知义务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未规定侦查人员的权利告知义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定,检察人员(相对于公安机关为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或者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并将告知情况记明笔录,但均未规定检察人员(或侦查人员)不履行告知义务将会导致的法律后果或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对其他依法享有侦查权的机关并无约束力。
  犯罪嫌疑人知道自己的权利是行使权利的前提条件,辩护权的行使与侦查机关履行相应的义务密不可分,如果缺乏对侦查机关履行义务的制约性规定,立法所提供的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几项相关辩护权就有可能因为侦查人员不履行相应义务而成为虚设。要求当局必须在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前履行权利告知手续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权利告知义务蕴含着诉讼价值和法治价值:通过权利告知,使对此项权利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犯罪嫌疑人清楚、准确地了解自己在侦查程序中的诉讼权利,可以减少因社会教育法律知识等外部因素的差异而导致的法律执行的不平等。
  权利告知规则涉及何时告知及以何种方式告知等问题。英国《法官条例》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口头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3}(P.45)。《讯问规则(草案)》进一步规定,在讯问以前,必须通知犯罪嫌疑人有权会见律师,如果犯罪嫌疑人放弃这一权利,他必须签署一个放弃声明{3}(P.46);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当告知——— 他有权同律师商议;如果他不请律师,将为他指定一名律师。犯罪嫌疑人可以放弃这一权利,放弃必须是“自愿的、知情的和明智的”。但多数情况下警察局要求弃权者在书面表格上签字;《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0条(b)款规定:“人人有权在一旦被捕或被拘留时聘请律师和与律师联络而不应有任何拖延,他还应被告知这项权利。”加拿大最高法院将本款规定的目的作了如下概括:“规定辩护人的目的,是向被拘留的人提供被告知自己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是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关于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和履行这些义务的建议。”告知辩护权的时间在警察讯问之前,并且警察还应确保犯罪嫌疑人理解这一权利。假如犯罪嫌疑人不能理解这一权利,警察还应与其做进一步沟通。比如对这一权利进行解释或者提供翻译。否则将会导致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排除;日本刑事诉讼法39条规定,司法警察或检察官逮捕被疑人之后,应当立即告知他可以选任辩护人。
  笔者认为:为保证律师帮助权得到落实,强化帮助力度,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应当明确: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以口头方式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为使犯罪嫌疑人充分理解这一权利,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应当使用通俗语言进行解释。告知权利的内容及过程,犯罪嫌疑人对这一权利的理解及是否放弃等内容,必须记入笔录。
  三、关于律师知悉权的问题
  获取有关案件情况,是律师进行充分辩护,更好地提供法律帮助的前提。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获取案件情况的途径除接收有关机关的通知外,还可通过与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及阅览有关诉讼材料获取。
  (一)关于会见权  《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涉及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相关规定,但均未对“案件情况和需要”进行解释。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分案件具体情况和是否需要均派员在场,甚至监听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充分实现的观点来看,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权的保障不可或缺,没有这一权利,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通过会见,律师可以从犯罪嫌疑人处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了解其是否受到追诉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这是律师在侦查程序发挥辩护职能的基础。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57年7月1日第663fxⅪ1n号决议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1990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的第8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者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许多国家明令禁止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侦查人员在场,只是基于侦查上的需要,有些国家的法律允许有关机关在案件具有法定的例外情形时推迟会见的时间。如美国加拿大允许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与律师会见往来,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可以自由地同律师相会商谈。会晤时,要保证谈话秘密的自由,管理人员或者警察偷听他们谈话或者秘密记录谈话内容的,视为对其律师帮助权的剥夺。
  为避免犯罪嫌疑人以保留、隐瞒、忧虑、猜疑和害怕的心态与律师交谈,我国立法应明确,除非出于安全的考虑,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会见,可以目光监视,不得采取监听或其他方式监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但对特殊案件有一定的限制,如侦查机关有合理的根据相信犯罪嫌疑人行使这一权利可能使其他未被逮捕的人产生警惕或会见可能妨碍发现与犯罪有关的财产时,可以决定推迟会见。 
  (二)关于通信权
  在国外,会见权和通信权一般合称为“会见通信权”或“会见交流权”,权利行使的时间和条件也没有区别。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会见交流权的规定,同国外立法规定相比,有三点不同之处:一是会见权与通信权相互分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程序,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二是律师享有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信权的时间不一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享有会见权,但享有通信权的时间是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会见通信权不包含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交换文件和物品的权利。我国《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修改稿)第29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羁押场所依法作出的有关规定,不得为犯罪嫌疑人传递物品信函……。”“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当遵守羁押场所的有关规定,不得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交换物品和文书,不得使用通讯工具与外界联系”。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长时间的羁押: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最长可能达到37天,逮捕羁押的时间从2个月到7个月不等,如果遇有法定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的情形,羁押期间会更长。如此长的羁押期间,使得通信权成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保障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会见权与通信权的同步性与不可分割性,对于通信权应做广义的解释:包括相互交换物品和文件的权利。对于交换的物品与文件,尤其是食品、衣物以及与辩护有关的文件,严禁扣留。当然,为了保证监管的安全性,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检查。
  (三)关于阅卷权
  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职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职能,即及时发现办案人员的违法侵权行为,提出纠正意见,保证侦查工作依法进行:二是辩护职能。对于侦查行为,辩护律师无权参与或到场,毕竟,为了保证追诉的高效展开,侦查程序不得不赋予侦查机关积极主动且可以灵活运用的强制性权力,足以适应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犯罪情势。但为维持诉讼构造的基本均衡,保证律师上述两项职能的发挥,笔者认为,赋予律师在侦查程序查阅控方案卷的权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具有可行性。
  侦查机关的诉讼文书向辩护律师开放的原因在于,在侦查程序,许多有关案件的信息还不宜为犯罪嫌疑人知悉,辩护律师的存在实质上成了两种矛盾需求的平衡装置:由他知道的相关信息既不会妨碍追诉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又可以及时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意见;此外,律师作为从事“专门职业”(profession)的人员,有着这种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制约。这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因雇佣关系而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有利于律师既对委托人负责,也对社会负责。也就是说,辩护律师为国家官员和个人两方面组合的刑事诉讼格局注入了独立的——不仅独立于国家机关,而且也独立于当事人的——社会力量{4}(P.381)。
  四、关于辩护方调查取证权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96条并未规定侦查程序介入的律师具有调查取证权,[3]有学者主张赋予律师在侦查程序的调查取证权。“律师仅在这狭小范围内的调查取证权还不够,应当享有对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证据材料的全面调查取证权,如向被害人、证人和有关单位等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证据材料的权利”{5}(P.25)。
  笔者认为辩护律师应拥有调查取证权。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控辩双方平衡的需要。在公诉案件中,控方在提起公诉之前,已经由侦查机关对犯罪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取证,由于侦查机关是法定的追诉机关,以收集有罪证据为其基本目标(尽管刑事诉讼法要求追诉机关依法也要收集无罪证据),侦查机关收集到的证据绝大多数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是控辩双方在法庭面前的对抗,如果只允许侦查机关收集有罪的证据而不允许辩护方收集有利于被告一方的证据,在法庭审理时法官所能考虑并据以形成裁判的只能是根据控方提出的有罪证据,不可避免存在着被告人蒙受不公正审理的可能性。
  第二,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出于承担控诉职能的考虑,控诉方收集证据主要是为了证明其指控的成立。出于承担辩护职能的考虑,辩护方将尽其最大努力收集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这些证据的提出对避免错误地认定案件事实、避免冤枉无辜具有重要意义与刑事诉讼的任务——查明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我国借鉴英美法系对抗诉讼模式的结果。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的一些做法,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力度。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在法庭审理阶段的特点,是法官仅负责主持审判活动,并不主动进行法庭调查,对证据的提出和调查均由双方当事人进行。正是由于这种诉讼模式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所以在侦查制度上就形成了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单轨制侦查不同的双轨制侦查。在单轨制下,查明案情和收集证据是以检察官和警察为代表的“官方”的责任;而在双轨制下,查明案情和收集证据则是控辩双方的共同责任。因此,不仅检察官可以要求和指导警察就案件进行调查,辩护律师也可以聘请某些专门人员(一般为私人侦探或民间鉴定人员)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6}(P.26—27)。在双轨制下,控辩双方代表的利益不同,在调查取证时的立场和角度也不同,因此双方面的调查可以互相补充,防止片面性,有利于保障审判结果的公正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既然已经吸收了庭审时控辩双方互相对抗的做法,在收集证据上,也应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否则庭审方式的改革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当然,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不是照搬照抄双轨制侦查的制度,而应明确律师调查权适用对象、范围、方式等内容作为实现其辩护职能、达到帮助之目的的重要手段,使其调查行为和结果合法化。
  五、关于讯问在场权的问题
  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受到讯问时的在场权,在侦查程序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有效防止侦查人员利用其法律知识上的优越性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各种压力,防止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抑制非法侦查,而且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及时行使,保持诉讼程序的平衡性,增强诉讼程序的透明度,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或判例,多数都承认辩护律师的在场权。在英国,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会见律师,讯问应当推迟,直至律师到达为止,除非存在例外情形。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这样的规则:在警察讯问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讯问必须中止,直至律师到场。其间,除非犯罪嫌疑人主动开口与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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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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