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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投放危险物质罪两个争议问题之重解
【英文标题】 Reinterpretation of Two Issues on the Crime of Throwing Dangerous Substance
【作者】 钊作俊【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投放危险物质罪;本质属性;危险状态;犯罪既遂;犯罪中止
【英文关键词】 Crime of Throwing Dangerous Substance;Essential Characteristic;Dangerous Circumstances;Completed Offence;Early Termination Offence
【文章编码】 1007—788X(2003)01—0075—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1
【页码】 75
【摘要】

投放危险物质罪是危险犯,其本质在于通过投放毒害性、放射性等危险物质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多数的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危险状态的存在意味着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齐备,从而构成既遂;否则,不足以成立既遂,根据情况,可能成立未遂或者预备、中止等形态;危险状态出现以后,即使行为人采取积极的措施消除这一危险状态,仍然属于危险犯的既遂,而这种既遂和实害犯的中止存在着法条竞合的关系。

【英文摘要】

The crime of throwing dangerous substance is a crime causing dangerous result. Its essence is to endanger public safety by means of throwing dangerous substance such as poisonous, radioactive things etc. Public safety refers to the safety of lives, health or public property of the majority. The existence of dangerous circumstances means the complete range of requisites to constitute the crime of throwing dangerous substance. Thus, completed offence has formed.Otherwise, we regard it as incompleted offence, preparatory stage or early termination. The crime still belongs to the completed offence even if the criminal managed to get rid of the dangerous circumstances by active measures after the danger had arise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4224    
  投放危险物质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修正的一个罪名,源于97刑法分则第114条、115条规定的投毒罪。根据刑法第114条的规定,投毒危害公共安全的,构成投毒罪。《刑法修正案(三)》将投毒罪的罪状修改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3月15日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投毒罪的罪名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本文拟就其本质属性以及其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司法认定之争议略述己见。
  一、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本质属性
  从哲学上讲,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以及其区别于其他事物或者现象的属性。具体到犯罪的本质而言,虽然存在着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义务违反说和折衷说诸种不同的观点[1],但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犯罪的本质在于社会危害性,而决定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程度大小的是犯罪构成。在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即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是犯罪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或者属性。任何一种行为,如果不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就不可能构成犯罪;它之所以构成犯罪,就在于侵犯了一定的客体,而且侵犯的客体越重要,它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犯罪客体是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首要条件{1}。以此而论,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它与其他种类犯罪的最为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上。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对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共安全,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对于公共安全的具体内容,即何谓公共安全,刑法界却存在着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对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2}。也就是说,只要某一行为危害着或者足以危害不特定的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不管是否多数,即使是少数,只要是不特定的,即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这种观点强调行为对象的不特定并且是多数,如果仅仅是不特定,但并非多数;或者虽然是多数,但并非不特定,均不危害公共。我国学者大都持此观点,但在具体的表述和不特定多数的对象范围上,见解并不一致。一日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3};二曰公共安全,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正常的生活、生产、工作的安全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4};三日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物和其他公共利益的安全。公共安全不应仅理解为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和财产安全,还应包括其他公共利益的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重大公共财产安全以外的公共利益的安全{5}。
  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德国、日本的通说持此观点{6}。我国也有学者持此观点。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公共安全中的“不特定多数人”的表述意味着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安全,以及不特定少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安全,都不是公共安全。这便缩小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事实上也与司法实践不符。比如,有些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事故的行为只是危害了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或者财产的安全,或者只是危害了不特定的少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的安全,但司法机关仍将其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因此,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的安全。因为,刑法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目的,是将生命、身体、财产等个人的法益抽象为社会利益作为保护对象的,故应当重视其社会性,即应当重视t的“多数”。换言之,“多数”是公共安全的核心,“少数”的场合应当排斥在外。但是,如果是“不特定的”,则意味着随时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会使社会一般成员感到危险。因此,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安全,就是公共安全{7}
  第四种观点认为,不问是特定还是不特定,只要是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就是公共安全。如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危害公共安全是指足以造成特定或者不特定多数人死亡或者身体健康受到伤害以及财物受损等严重后果{8}
  对于上述四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将公共安全限于“不特定”,而不问是多数还是少数,只要是不特定的,都具有公共危险性,显然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一词相矛盾。既然是“公共”,当然不能指少数;如果是少数,并且这种少数不可能向着多数的方向发展,即不能称之为“公共”。如果按此行事,势必把来侵犯甚至不可能侵犯多数的“公共”利益的行为当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从而扩大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范围。第二种观点将“不特定”与“多数”并列,认为只有侵犯着不特定并且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才危害公共安全,这是值得考虑的。虽然“多数”是公共安全的核心,但对“少数”的不特定甚至“特定”利益的危害都有可能危及公共安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罪种即不是以“不特定”而是以“特定”的人财物为行为对象的。比如,破坏交通工具即是以特定的交通工具为行为的对象,破坏交通设施也是以特定的交通设施为破坏行为的对象,有时候甚至行为人是向着预谋的行为对象实施破坏行为的。因此,单纯地以特定或者不特定为标准区分是否危害公共安全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刑法的规定。同时,该观点中一些学者将正常的生活、生产、工作的安全和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重大公共财产安全以外的公共利益的安全也包括在公共安全的范围之内,混淆了公共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安全的界限,从而可能造成司法实践中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其他犯罪的界定困难[2]。
  第三种观点将“不特定”与“多数”相并列,也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妥当的观点。按照论者所言,此处所谓的“不特定”,虽然指的是“少数”的不特定,但是,这种“少数”的不特定,并非是绝对的少数的不特定,而是具有随时向着“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的“少数”的不特定,显然,这种“少数”的不特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少数”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多数”的问题。从现实的侵害即客观的实害而言,是“少数”权益被侵害;但从可能的侵害即现实的危险性而言,它无疑属于“多数”。如果是少数,并且是“特定”的少数,即不具有向着“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的“少数”,当然不会危及公共安全。就此而言,“多数”在逻辑上包括着这种具有向“多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的“少数的不特定”。显然,将“不特定”与“多数”并列一起并不妥当。
  我们基本上同意第四种观点,并进而认为,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不管是特定的,还是不特定的,不管是现实的多数,还是潜在的多数即现实的少数,只要危害着或者可能危害着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即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同时,特定与不特定、多数与少数都是相对应而存在的、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没有绝对的特定与不特定,也没有绝对的多数与少数,此时此刻是特定,彼时彼刻可能就是不特定;此时此刻是少数,彼时彼刻或许就是多数。就破坏交通工具罪而言,其行为的对象即交通工具总是特定的,也是少数的,不少情况下甚至是预谋破坏,但这一破坏行为可能危及的对象和波及的范围却是不特定的,也可能是多数的,因为该交通工具上乘坐的是什么人,以及乘坐多少人,都是不特定的多数。再如,放火焚烧特定的财产,行为人预谋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少数的,但行为可能波及的对象也是不特定的、多数的。因此,某一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并非等同于特定、不特定。即使是在侵犯着特定对象的场合,只要具有向着多数权益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发展趋势,均可以危害公共安全。因此,针对不特定的多数的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的行为虽然具有公共危险性,但针对特定的少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的行为本身虽然没有现实的公共危害性,但如果足以对多数的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的安全造成危害,即具有侵害着多数权益的现实可能性的话,仍然具有公共危险性。如以杀害特定的某一个人的目的而对其投放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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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08.

{2}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555.

{3}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76

{4}高铭暄.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354.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09.

{6}(日)大冢仁.刑法概说·各论(M)日本:有斐阁,1992.348.

{7}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556.

{8}林山田.刑法特论·中册(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78.429.

{9}赵秉志.中国刑法实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354.

{10}叶高峰.危害公共安全罪新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60.

{11}高格.定罪与量刑·上卷(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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