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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国际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英文标题】 The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Criminal Policy unde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作者】 储槐植 赵合理【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两极化刑事政策;重刑结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policy;the polarized criminal policy;the severe punishment stucture;the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criminal policy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7)03—0053—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3
【页码】 53
【摘要】

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英文摘要】

Recently,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y is implementing the polarized criminal policy,which call be called“punish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rime”criminal policy.As pondering to the “strike—hard”campaign,the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criminal policy is advocated again。However,because the criminal code keeps severe punishment stucture,the leading role is“severity”,while“leniency”just as a supposing role,the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criminal policy is a judicial policy presently.although its connotation is deference with the polarized criminal policy,the flexible spirit of both policy to deal with crime is similar.Under the severe punishment legislative stucture,we should expand the span and potion of the“leniency”by judiciary,and should around the judicial centre point“sentencing”(adjudication),develop the portion of“leniency”ahead or after the“adjudication”stag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562    
  一、近期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发展变化
  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最早起源于德国。然而,在英美本无与“刑事政策”相当之用语,而将刑事政策学研究内容并入犯罪学之中,即做为广义犯罪学的一部分。此外尚有刑罚学,监狱改革或刑罚改革等用语,与刑事政策之意义较为接近。直至二次大战之后,逐渐有criminal policy名词出现。{1}有关刑事政策的定义,人们立于不同的立场、传统和时代,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始终没有定论。但是归纳德国、法国等国学者的见解,刑事政策可分为广义的、狭义的和最狭义的三种:广义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及压制犯罪为目的所为一切手段或方法”。狭义之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及压制犯罪为目的,以刑事法或刑事司法为手段,而提出的犯罪防治对策”。最狭义之刑事政策,乃在狭义之刑事政策内涵中,明显地将其范围限缩在“刑法的立法政策上”。专指限于刑法规范体系内的法律政策而言。{1}3—4三者以刑事政策发挥作用的范围为区分界限,在各自范围内的具体内涵则不相同。广义说将与防治犯罪有关的各种社会政策纳入刑事政策的范围。如李斯特指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又如马克.安塞尔教授认为:“刑事政策是由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由立法者和法官在认定法律所要惩罚的犯罪,保护‘高尚公民’时所作的选择。”{2}狭义说不包括各种间接的社会政策,仅限于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直接的国家强制措施。最狭义说则将刑事政策限于如何发挥刑罚措施预防犯罪的范围。如费尔巴哈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刑事政策是立法国家的智慧。”{3}而在美国犯罪学研究中,是在了解犯罪原因论之后。进一步提出预防及控制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对策。其预防及控制犯罪和社会失序对策牵涉到的范围很广,包含具有直接以强制力预防犯罪及间接的与预防犯罪有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在内。如此看来,其研究范围,类似于德国的广义刑事政策。{1}5
  我国国内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也大体可作上述划分。由于广义说包括了各种社会政策,太过宽泛,而最狭义说则仅限于刑法的立法政策之内,因此,我们主张狭义说,即刑事政策是国家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诸多处遇手段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略。由此,通过观察各国与惩罚和预防犯罪直接相关的强制和处遇措施,就能判明其刑事政策的基本走向。当然,这种判断与运用刑事政策的具体研究成果指导某种刑法改革措施的过程并不矛盾。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根据犯罪现状,相继调整了刑事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刑法改革运动。一方面,就刑事立法而言,追随刑法的脱伦理化理念,对于过去保护宗教和特定道德观的“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70年代后,“被害者的再发现”,促成刑事司法的私人化,通过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和解解决刑事案件,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即“法的乎和”回复(也叫恢复性司法)合法化。就刑事司法而言,为革除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都允许实施犹豫制度,警察有微罪不举处分制度、检察官有起诉犹豫制度(缓起诉),法官有宣告犹豫制度(缓宣告)及执行犹豫制度(缓刑)等等。就刑事执行而言,朝“非机构化”方向发展,具体措施有开放式处遇及社区内处遇等。{1}420—421另一方面,随着70年代以来严重暴力犯罪、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严重经济犯罪等激增的现状,立法对相关犯罪从实体和程序方面都加重了打击力度。如美国为加重对暴力犯罪的累犯、再犯惩罚,于1994年通过了“三振法案”。再如,为惩治有组织犯罪,各国都制定或修改了法律。如美国1970年制定的《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又称反黑法),允许犯罪“行为模式”有条件从重溯及,规定了没收财产和刑事责任归责的鬼影规则。在刑事程序方面,德国1992年制定的《打击非法毒品和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法》,日本1999年制定的《犯罪侦听法》,对传统证据制度作了重大修改,规定窃听得来的证据可作为控诉有组织犯罪的合法证据。9.11事件后,美国于2001年通过的《美国2001爱国者法案》(反恐法案)和英国制定的《公共安全紧急安全法》,甚至突破了“无罪推定”原则。{4}
  对当前世界各国刑事政策的上述两种相反趋向,日本学者森下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朝着所谓“宽松的刑事政策”和“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现象称为刑事政策的两极化。{5}也就是“轻轻重重”。“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轻,即轻者更轻。“重重”,就是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重,即重者更重。{6}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各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证的现实理由,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应当指出,轻轻重重或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是在立法变动的层面上展开的,属于狭义或广义范畴的刑事政策,它或是对国际刑法改革运动成果的总结,或是某些具体的刑事政策研究成果本身就直接指导了立法,但都是在刑罚总体上走向轻缓的基本趋势下,在具体时空下的有宽有严。这点不同于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立法保持重刑结构的前提下,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司法政策来应用,是最狭义层面上的刑事政策,其内涵显然与世界各国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有所差异,但其精神要旨也是在倡导刑罚轻缓的前提下,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策略,这点与两极化的刑事政策相符合。因而两极化刑事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能为我所用。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内涵分析
  (一)提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法律政策背景
  1.提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做斗争的过程中确立的基本刑事政策。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1979年刑法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上升为立法根据。在司法实践中,该政策对孤立、打击少数、争取改造多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自从1983年9月实行“严打”的刑事政策以来,这一基本刑事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严打”是“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从重从快”前面有“依法”两字,不能离开法律讲严打。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严打决定对“严打”的对象是有限制的,仅限于反革命、杀人、爆炸等七类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在安排部署上,以三年为期,打三个战役。但是,自从“严打”政策提出以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在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严重的片面性,忽视了犯罪的规律性,“严打”成了包医百病的“处方”。从时间跨度看,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分别于1983年、1996年、2001年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严打”斗争,加上各种专项整治斗争,几乎年年“严打”;从打击的范围看,几乎每种犯罪都要“严打”。可见“从重从快”脱离了“依法”的限制,“从重”变成多杀重判,不顾规格和标准;“从快”变成了越快越好,以至于出现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上级法院提前界人办案等违反诉讼程序的现象。在严打过程中,顶格判处,刑罚水涨船高的现象并不鲜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一面被完全虚置。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严打”虽然可以从逻辑上包含在惩办的范畴之内,但它过分强调了从重从快,将惩办政策的一面张扬到了一个极端,这势必会影响到宽大政策的落实。因此,严打刑事政策在其内容上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存在抵触的,采用严打刑事政策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搁置。{7}及至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则删除了第一条中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规定,立法变动的目的仍然是突出“严”。对于作出这一删除的理由,我国学者研究认为: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之所以删除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规定,主要还是为了给严打刑事政策让路。门’但就“严打”政策的实际效果看,“严打”并没有遏制犯罪迅猛增长的趋势。累犯、再犯罪率很高,司法实践中许多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恶性大要案的制造者,往往有前科经历。
  2005年12月,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要求,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全面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对失足青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不仅界定了宽严相济的内涵,而且指出了从严从宽的方向。2006年3月,最高人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向十届全国代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均分别提出要对犯罪实行区别对待,贯彻和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也指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上不但指明了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而且从司法中刑罚适用(即量刑)层面着眼,鲜明地强调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性。
  这次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提出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质上是基于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反思而作出向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逻辑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具体内容的生搬硬套,而是一种辩证地扬弃,使得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符合保障人权的当代价值理念。但必须强调的是,既然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反思和总结,那么在“宽”和“严”之间应该是有所侧重的,二者之间不是平均着力,宽严相济政策在当前应当侧重于“宽”。
  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前是一项司法政策
  从我国刑事立法现状来看,刑法上的重刑结构未有任何改动,这是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制度性障碍。刑罚结构,即诸种刑罚方法在此种刑罚体系中的比例关系。如死刑、徒刑、罚金等的比例关系。从古到今以及到可望的未来,刑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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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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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马克。安塞尔.新刑法理论(M).卢建平译.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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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宝

{4}刘东根.两极化——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J).中国刑期事法杂志,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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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J).法学杂志,2006.(1).

{8}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6—87.

{9}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J).人民检察,2006,(19).

{10}樊凤林,刘东根.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完善(C)//赵秉志.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257.

{11}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J).中国法学,2006,(5).

{12}陈晓明.论修复性司法(J).法学研究,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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