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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再论犯罪学研究的路径选择
【副标题】 以中国犯罪学研究为视角
【英文标题】 On thc Choice of Road to the Research of Criminology
【作者】 严励【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犯罪学;研究路径;本体犯罪学;实证犯罪学
【英文关键词】 criminology,studying mute,Body criminology,Demonstration criminology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7)02—0019—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19
【摘要】

中国犯罪学的危机在于研究路径的局限性,理论犯罪学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移植的学说难以落脚生根,对策研究少有建树。中国犯罪学突围路径在于:加强本体犯罪学和实证犯罪学的研究。实现根本突破必须解决犯罪学的批判理性、问题意识、多学科知识的整合等问题。

【英文摘要】

Crisis of Chinese criminology lies in the limitation of studying route,theoritic criminology does not form theory system.the theory transplanting is difficult to stay for a time taking root,the countermeasure studies has exceptional achievement.The route for Chinese criminology to break out of an encirclement lies in researching on Body criminology and Demonstration criminology.Realizing a breakthrough of Chinese criminology must resolve the listed problems:criticizing reasoning of criminology,question consciousness,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588    
  
  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犯罪学这样特殊: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形成完整而统一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明确而又被普遍认可的学科意识,甚至在某些最基本的概念和定义上都没有取得普遍的共识。直到今天,犯罪学者还在为它所应有的学科地位奔走呼号。但同时,犯罪学在短短两百年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且涵盖了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哲学等各类学科的知识。毫无疑问,这些成就的取得极大地推动和发展了犯罪学研究,但这些成就是在缺乏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所以,一些犯罪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犯罪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问题[1],并进而引发了对犯罪学研究范式的研究[2]。笔者也十分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曾在陈兴良教授主编的《刑事法评论》第14卷发表了题为“犯罪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兼论犯罪学学科地位”的文章。意在比较系统全面地梳理不同法学国度,不同历史阶段犯罪学研究的路径,[3]由此说明,不同的研究路径决定了犯罪学的学科地位。本文意在继续追问中国犯罪学研究的路径,以图在中国犯罪学的危机中寻找突围的途径.
  一、中国犯罪学研究路径的局限性
  中国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严格地说始于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后的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时期。当时面对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状况,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政法部门按照党中央“要加强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探索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规律,更好地指导预防违法犯罪的工作”的指示,开始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进行研究,以求对决策部门控制和预防青少年犯罪提供对策依据。因而,中国的犯罪学研究,从其起步始就担负着犯罪对策学的使命。{1}随着法学界法律移植和引进的日益加快,犯罪学不甘示弱,开始大量地引进外国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学说,应该说这对于推动中国犯罪学理论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中国犯罪学界开始探索构建中国犯罪学的理论体系。1992年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犯罪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犯罪学大辞书》为标志,我国犯罪学基本上确定了“序论”(犯罪学概念、研究方法)、“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的“四论”理论体系。这四论,后三论是犯罪学本体论,即犯罪是什么、如何产生、如何对付三个问题,符合认识事物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基本方面。犯罪学理论体系的这四个方面,在许多犯罪学专著和教材里得到共识。
  从以上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脉络看,中国犯罪学的研究始终是循着“对策犯罪学”、“移植犯罪学”、“理论犯罪学”的研究路径前行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犯罪学研究的三种主要路径。客观地讲,早期的犯罪学研究循着这三种路径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为中国犯罪学研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社会转型后犯罪日益突出的情势下,犯罪学沿此路径研究,却日渐势弱,有黔驴技穷之感,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其一,“四段论”板块的理论体系难以满足犯罪学自给自足的理论需求,其僵化不变的框架可能影响犯罪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4]。
  诚如陈瑞华教授在论证刑事诉讼法学的范式文章中所言,“我们评价刑事诉讼法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是否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理论范畴和理论体系。创建理论范畴和理论体系本身不能说是学术研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它是通往学术研究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进行学术解释的重要工具。{2}犯罪学同样需要创建其自身的理论范畴和理论体系。但犯罪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象规范刑法学那样建立起自身的理论范畴和理论体系。这在于犯罪学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人类学等),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思辨的、实证的)。所以,有多少人研究犯罪学,就有多少个犯罪学流派或学说。以至在犯罪学研究十分繁荣的意大利、美国等也没有形成犯罪学界所共识的理论体系。正如美国犯罪学家米切尔。居次尔所言:从每个学术领域似乎都可以跑出来一种犯罪学理论。“遗憾的是这些理论所提出的原则精神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在阻止和控制犯罪方面,犯罪学说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3}应该说,“四段论”板块的理论体系是对犯罪学的贡献,它毕竟使犯罪学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研究范畴,使研究者能够比较集中地对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对策进行研究。但它只是解决了犯罪学研究的范畴,并没有回答什么是犯罪学,没有构建和形成犯罪学的“科学共同体”,专业槽和专门术语。“犯罪学研究往往停留在为应用而研究的经验层面上,而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基本范畴和学科体系。”{4}构建犯罪学的理论体系就要明确犯罪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笔者认为,犯罪学的研究确实应该为预防和控制犯罪提供理论和科学依据,提供决策者所选择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方案和对策,但它的终极目的并不止于此,犯罪学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犯罪学的知识,丰富人们对犯罪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最终通过知识的积累创造新的思想和观念。换言之,犯罪学的终极目的在于能否为犯罪的研究提供研究的工具。也就是一系列能够准确解释犯罪现象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使其构成一个能够解释各种犯罪现象和问题的理论体系。当然,犯罪学已经提出了研究的基本范畴,但对于研究者而言仍有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如基于什么样的认识论去研究犯罪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古典主义学派基于理性至上、人道主义、合理主义的思想基础认识犯罪问题,以形式合理性为研究进路进行犯罪惩罚理论的反思,确立和发展了刑事法制原则和较完整的应对犯罪的刑法理论体系大厦。实证学派基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去研究和认识犯罪问题,以实质合理性为研究进路对犯罪原因进行了理论反思,使犯罪研究从研究犯罪事实和刑罚转向研究犯罪人,把过去对犯罪的法律上的关注转移到对犯罪根源、本质的认识,为开辟犯罪学的新学科,对犯罪进行科学研究起到了示范和开路的作用。犯罪学到了美国以后,美国的犯罪学家(严格地说是社会学家)基于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去研究和认识犯罪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犯罪的方案和理论学说,扩大了犯罪学研究的新视野。
  基于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就会有不同的应对犯罪的立场和学说。如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都是基于国家主义立场,从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而思考犯罪问题,对待犯罪采取的态度就是惩处和消灭。而从人权保障的立场出发,从维护人权的价值取向而思考犯罪问题,对待犯罪采取的态度就是预防和控制犯罪。张旭教授认为犯罪预防是一个价值取向的概念。犯罪预防的目标是有效防止个人被害,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因而,以犯罪预防为基本范畴,就可以将犯罪学的研究落实到关注个体权利的保护上。从而强调,犯罪问题的解决不能以国家为本位,将个人作为手段,而应注重犯罪预防乃为保护社会中的所有人的本质,一切具体预防犯罪的制度、策略、措施都必须以人为本,把个人的各种权益摆在首要位置。这实则是在自觉运用价值判断[5],从中国犯罪学的理论体系看至少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完整地论述和理论研究。也就是说,目前的犯罪学只是回答了“犯罪学研究什么”,而缺少“为什么研究”和“怎样研究”的理论,缺失本体犯罪学的根基。目前的教科书也大多都按四个板块模式,缺少犯罪学基本原理的阐释,这势必影响到犯罪学研究的基础,难以形成犯罪学的独特话语和统一的理论根基,也不利于各学科的知识在犯罪学中的整合。为此,建立一个使得“犯罪学就是犯罪学”的“犯罪学本体理论”,就自然摆到了犯罪学研究者的日程表上。
  其二,移植的学说由于水土不服,本土化资源不足,缺乏理论张力和解释当今中国犯罪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一些学者移植借鉴国外犯罪学的理论用以解释当今中国的犯罪问题,出版发表了一批著作和文章,对于推动中国犯罪学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谢勇教授运用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犯罪问题,先后出版了《犯罪学研究导论》、《法人犯罪学——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济犯罪和超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研究》等著作;皮艺军教授的本能异化说的经典诠释;储槐植教授借用关系主义本体论而提出的“犯罪场”理论;李锡海教授运用亚文化理论对文化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凡此种种,不——列举。这些研究成果在移植借鉴,并实现本土化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但其学术影响由于犯罪学研究的困境而难以彰显。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借鉴移植的路径是否还要走下去?如若走下去,该如何走的问题。
  其三,犯罪对策的研究不足和犯罪学者自身定位不准,导致对策性研究成果的转化难以实现。
  犯罪学从其创立之日起,犯罪学学者就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寻找犯罪对策的使命,以此来证明犯罪学存在的现实意义。相对理论体系建构而言,犯罪学学者更青睐对策性的研究。尽管有的犯罪学学者提出的对策不切实际,因为他们相对决策者而言并不占有详细的资料,只是一些客观的理论性条文和空洞的措施口号,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尽管他们的对策犹如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但他们仍然想办法把饼画得更圆,把梅形容得更酸。因而,他们往往将自己定位为对策研究的专家,以发现犯罪原因,寻找犯罪对策为研究的归宿,而很少有人去反思犯罪学家们究竟做出了怎样的理论贡献。因为,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如若不能提供解决犯罪的对策,犯罪学就失去了其研究的意义。这正是中国犯罪学研究的误区之一。犯罪学坚持对策研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唯一的,如果犯罪学研究仅仅以对策研究为目的,那么,犯罪学家远不如公安机关、政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更了解犯罪的状况,更占有信息资源的优势,更全面地掌握犯罪变化规律,因而所提出的对策更不如实际工作人员和决策者具有实际的效果。因为,在中国研究资料匮乏,有关数据不准确的情况下,犯罪学家靠第二手资料得出的结论无疑是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为此,犯罪学的对策性研究近年来不仅毫无建树,反而还有为实际部门添乱之感,这就使得犯罪学研究受到冷落的待遇。
  同时,犯罪学学者的实证对策研究,往往等同于实际部门的调研工作,缺乏深度的理论思辩和学术论证。这种研究的成果与实际部门的调研成果毫无区别。实际部门自然会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占有的是第一手资料,而且是亲手调研的成果,决策部门容易采信。为摆脱犯罪对策研究的困境,犯罪学者应该反思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是否正确可行?我们的研究方法与实际部门的研究方法相比较有何区别?怎样确立犯罪学研究的路径等一系列问题。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犯罪学研究的三种路径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理论犯罪学缺乏自给自足需要的理论体系,现有的理论体系过于僵化,不利于犯罪学的展开和多学科交叉的需要。移植的学说难以在中国落脚生根、缺乏本土资源,犹如无木之本,无源之水,更象空中楼阁。对策研究又少有建树,定位不清,难以影响决策。为突破犯罪学的危机,必须要寻找新的路径,方能突破困境。
  二、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中国犯罪学研究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与路径不准确有关,要突破犯罪学研究的危机,寻找突破的途径是吕.要任务。应该说,犯罪学界对此早已关注,已经有一批学者在寻找犯罪学研究的路径。如莫洪宪教授在《犯罪学研究方法再探》一文中对犯罪学研究的路径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所谓研究路径,是指对我国犯罪学如何进行研究所进行的总体构思,即犯罪学研究方法质的规定,以及犯罪学研究方向的确定,如果我们在研究路径上有任何偏差,那么犯罪学研究就有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确定我国研究犯罪学的路径,首先必须明确我国当前犯罪学研究的背景。笔者认为,当前最大的背景就是经济全球化。”“这就要求我们在确立研究路径时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因素与犯罪具体类型的重要关系以及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内所共同面临的犯罪威胁。有鉴于此,笔者设想了如下我国犯罪学的研究路径:以在全球、区域、全国、地区范围内动态流动的犯罪现象为研究对象,在确定犯罪现象与一定社会因素之间相关性的基础上预测犯罪现象的发展规律,并通过相应范围内的协同防卫措施来预防和减少犯罪。”{5}我在此引用这么一大段原文,其意在于:一是说明我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犯罪学研究的路径问题;二是依我个人理解,我国学者的犯罪学研究路径,实质是犯罪研究的路径,而非犯罪学研究的路径,如果说是犯罪学研究的路径,也只能说是“四个板块模式”犯罪学研究的路径,而非本体犯罪学研究的路径。
  从本体犯罪学的视角出发,犯罪学至少要研究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犯罪学,即如何认识犯罪?如何研究犯罪?主要探求犯罪学的基本理论和其哲学基础,即研究犯罪的认识论,探索研究犯罪的方法论,以及犯罪学的功能和发展历史。这应该是犯罪学本体论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学者们所追求的犯罪学的共同体。其次,要回答犯罪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科学的界定犯罪学研究的范畴。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犯罪学的整体。犯罪学的本体理论与研究范畴是犯罪学研究的不同侧面,缺一不可。但以往的研究中忽视了本体理论的研究,强调犯罪学范畴的研究,因而出现了“四个板块模式”的犯罪学,也使得犯罪学研究的路径单一,只研究范畴不研究本体理论,以至造成犯罪学缺乏专业槽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各学派难以有统一的话语体系。
  从本体犯罪学的视角出发,回答以上两个层面的问题,犯罪学研究应该有两个进路:(1)理论犯罪学或本体犯罪学,通过这方面的研究确定犯罪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满足犯罪学研究自给自足的需求,为实证犯罪学提供研究的工具和必要的知识概念。(2)实证犯罪学的研究,通过这方面的研究确定犯罪学的研究范畴,适应实际部门研究犯罪的需求。
  这两种研究路径目前还是应然性的,并没有完全被犯罪学学者予以注意,从实然状态看,犯罪学者仍然关注的是对犯罪的研究,而非对犯罪学的研究。我为此翻阅了有代表性的犯罪学教材。一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由王牧教授主编的《新犯罪学》{6},该教材由老的四个板块模式变成了新的四个板块模式,即绪论、犯罪现象发生论、犯罪现象存在论、犯罪现象对策论,该书突出的特点是以犯罪现象为主线,围绕犯罪现象展开,这是一个新的探索。但笔者认为该书与王牧教授1992年出版的《犯罪学》相比略显逊色。王牧教授1992年出版的《犯罪学》,在犯罪学本体论上在当时有一定的突破,而该书缺乏犯罪学本体论的深度研究,把重笔放在了犯罪现象论的研究上。这可能是由于犯罪现象的研究始于王牧教授,他又在尽力完善犯罪现象学说,试图建构以犯罪现象为主线的犯罪学。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理解难免有失偏颇。二是法律出版社的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由许章润教授主编的《犯罪学》{7}。该教材是典型的老四个板块模式,即导论、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预防。也是典型的对犯罪研究的犯罪学,基本没有涉及犯罪学的本体论。三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1世纪法学研究生参考书系列,由白建军教授著的《关系犯罪学》,该教材有较大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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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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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旭.犯罪学要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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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周光权.刑法学的向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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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德)孔德·凯赛尔.犯罪学(M).赵可等译.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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