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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公法不当得利之探析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Unjust Enrichment in Public Law
【作者】 周辉【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
【中文关键词】 公法不当得利;法理基础;发生主体;返还范围及方式
【英文关键词】 Unjust Enrichment in Public Law; Legal Basis; Related Subject; Scope and Methods of Return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3)05-0016-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5
【页码】 16
【摘要】

无论是从概念、构成要件还是法理基础等方面来看,公法不当得利均具有与民法不当得利诸多类似之处。因此,在讨论公法不当得利制度时厘清两者间的关系及其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返还范围与实现方式乃公法上不当得利的重要内容,将一般给付之诉引入目前的救济通道中,能够较好地解决仅以行政处分方式实现不当得利返还的单一局面。

【英文摘要】

Both from the concept,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r legal basis, public law unjust enrichment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unjust enrichment of civil law. When talking about the unjust enrichment in public law, therefore,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scope and implementation are important content of unjust enrichment in public law, taking the general litigation ofpayment into current relief channels, can well solve the problems only to realize the returning of unjust enrichmentthrough the singl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wa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9576    
  
  在公法私法化的语境下,公法之债无疑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而作为债之发生原因的不当得利制度显然要被首先提及,因为“民法上很少有一个制度,像不当得利那样,源远流长,历经两千余年的演变,仍然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具有重大影响”{1}6。但反观我国公法不当得利之现状,其不仅未在法律中彰显其应有地位,而且于理论探讨上也涉及甚少,现有研究成果仍普遍停留于对公法不当得利制度的概念简介上。而对于该制度的具体落实,特别是在公私法上存在差异,不当得利的实现方式有别于民法上的一般处置情形时,对该部分的讨论就显得格外稀少。基于此,笔者以公法不当得利及其返还为研究之落脚点,拟对公法不当得利尚须明晰的几项内容,不当得利发生的主体,返还的范围以及实现返还的方式进行探讨,期于公法不当得利问题上于学界有所裨益。
  一、公法上不当得利须明晰的几个问题
  (一)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概念
  关于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概念,一般认为是指在公法关系中,一方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方受损。与民法上概念相较,两者基本内含相似,但也有着各自不同之处。
  在公法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上,台湾学者认为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存在公法上的财产变动;其次,必须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最后,一方受有利益而致使另一方受损害{2}。公法上的财产变动所强调的是在公法关系基础之上所发生的双方主体间的财产变动,而欠缺法律原因是指财产变动没有法律原因,或者之前所存在的法律原因于财产变动后消失。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财产变动欠缺法律原因与财产变动是否合法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基于无效行政行为而发生的财产变动为欠缺法律原因,但由于违法(而非无效)行政行为而发生的财产变动则并非无法律原因,只有在该违法行政行为被撤销时,才构成无法律原因{3}。关于一方受有利益而另一方受损害,除传统上对适用直接或间接因果关系的讨论外,德国法也一直对得利者与失利者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或假设的公法上给付关系存有争议。支持一方认为如果欠缺这种给付关系,则均应属民法上不当得利,因而在公法不当得利中并无非给付不当得利的类型。而反对方则认为上述观点可能将那些属于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事项强加于民法规定而有所不妥{4}270。因为在非给付而受利益情形下,若利益属公法性质,或当事人在无法律原因而致财产变动时居于公法关系中,亦可成为公法上之不当得利。
  (二)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
  从功能意义上讲,公法不当得利与民法不当得利大体相当,并且两者都试图通过该制度的构建衡平主体间的不当利益。但须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公法不当得利与民法不当得利之间存在众多重合或类似之处,厘清两者在具体适用中所存在的关系及其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德国法为例,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直接适用’民法关系于不当得利的规定。第二个阶段乃是类推适用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而称之为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其后则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另称为公法上的返还请求权,成为一种独立的公法制度,以依法行政为其理论基础,规范国家与人民间无法律上原因的财产移动。”{1}226上述三阶段揭示了公法不当得利乃一项独立的公法制度。但在考察公法不当得利与民法不当得利之时可知,由于公法不当得利的发展晚于民法不当得利,在适用上两者间始终关系微妙,存在大量类推适用民法上规定的现象。因此,在论述两者间关系时,关于如何类推适用的问题将成为理解公法不当得利与民法不当得利所不能回避的关键词。
  我国现有法律条文并未明确规定公法上不当得利之条款,并且在理论学说上未能形成体系性的构建。因此在论及公法上不当得利时,其固有弊病乃是众多学说理论基本上都参引于民法上的已有学说或基于民法理论而进行的公法理论上的“微调”。正是这一现实困境导致公法上的不当得利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之界定越发困难。但困难正是激发迎难而上解决问题的动力所在,想要厘清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的差异性,势必要求在法律适用开始之前便对争议问题性质有清晰认识。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财产变动行为的法律性质上找到了区分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的一条路径,其体现为以下三种:第一,在财产变动存在合法原因时,以该原因来判断财产变动关系的公私法属性。第二,若财产变动无原因的,则从财产变动的假设原因上考量财产变动是因何种拘束力(责任)而发生,据以判断其公私法性质。第三,若因其他方式而致财产发生变动,判断其是否具有公法性质,则从得利者与失利者间的法律关系着手{5}108。
  (三)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之法理基础
  公法上不当得利虽为一项独立的公法制度,“但因其与民法上不当得利具有结构上的类似性,仍得本其公法上的规范目的,而准用或类推适用民法上的相关规定,尚不能完全摆脱与民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联系”{1}228。由是观之,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之法理基础对于明确其存在与运行的自身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何为该请求权之法理基础曾一度困扰着笔者,因为凡探究权利之基础,其所涉面之广着实令人生畏,在诸多基础之上寻求价值核心更是难上加难。但好在前人已为指路之灯塔。关于该法理基础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行政法中的依法行政原则以及财产法中的衡平思想。在三者中,笔者更加倾向于以依法行政为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法理基础,其理由为:宪法上的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是在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其都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法理依据。而财产法上的衡平思想无论是从其起源,还是发展延续过程来看,都一直伴随民法左右。
  因此,为区分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之差异,务必要寻找到一条更贴切“公法”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法理依据,即依法行政原则。根据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可知,行政行为不能于法无据,在该行为作出之前必须具备法律上的依据、同时要满足基本法律精神和要求。如果行政行为欠缺法律原因造成财产变动而导致一方受损,法律必须确立相应的制度使其恢复到适法的状态。可以说是依法行政理论支撑起了公法不当得利这一独立的公法制度。当然上述意见并不是说否定了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法中的衡平思想作为法理基础的意义,笔者在这里仅是从与公法不当得利制度的契合度上做了价值排序。果然是京城土著
  二、公法上不当得利发生的主体
  公法上不当得利发生时所涉及的主体有两种:一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二为行政主体之间。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间由于由谁享有请求权的不同,又可分为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请求和行政主体向行政相对人请求两种。下面就主体的不同情形进行论述。
  (一)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
  1.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请求。该请求权乃在于要求行政主体返还行政相对人所失利益。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情形是:在税收中,纳税人对征税主体所享有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根据税收征收的相关法律规定可知,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此外,在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领域中,也存在行政主体无法律原因而罚款,或因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擅自收费而发生不当得利的情形。
  2.行政主体向行政相对人请求。该请求权在于要求相对人返还行政主体所失利益。同样在税收关系中,行政主体也会成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享有主体。因为在缴纳税款过程中,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纳税义务人应缴纳税款而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情况,即发生纳税人无法律上的原因受有利益而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受损的情形。此外,在行政许可、行政奖励、社会福利等情形中都可能出现相对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而获得利益的情形。
  (二)行政主体之间
  行政主体之间的不同职能决定了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利益上的矛盾会因为执行目标的不一致而难以避免地出现。这也就决定了在利益冲突时可能会存在一方无法律原因受有利益而致他方受损的情形。虽然在传统理论上,行政主体之间的争议属于内部事务,无须适用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来调整,因为该争议往往只需要上级机关发布指示命令即可当即解决。但笔者认为在公法不当得利体系中,行政主体之间相互请求对方返还其所失利益依然有其存在必要性。
  因为在权利与利益互通的时代里,行政主体间基于利益目标的不同总会存在利益上的偏颇,同时伴随着行政主体自治理论的发展,行政主体间的纷争总是不可避免的存在{5}114。
  三、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
  (一)“恶意”与“善意”对返还范围的影响
  受益方主观上的善恶是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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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泽鉴.不当得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李晓萍.论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

{3}熊勇先.公法不当得利及其救济[J].法学杂志,2012,(6).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4}林锡尧.公法上不当得利法理试探[C]//当代公法新论(下)——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5}汪厚冬.公法上不当得利探微[J].东方法学,2011,(5).

{6}蔡斌.试论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

{7}郁清清.关于不当得利财产返还范围的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4).

{8}汪厚冬.公法上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研究[J].西部法学评论,2011,(6).

{9}岳心.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研究—救济途径和程序方式初探[J].法学杂志,2011,(8).

{10}刘建宏.行政主体向人民请求返还公法上不当得利之法律途径[J].公务人员月刊,200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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