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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国际私法法律选择的法理学思考
【副标题】 以“贝考克诉杰克逊案”为例
【英文标题】 The Jurisprudence Reflection on the Choice
【英文副标题】 of Law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 于衡【作者单位】 山东政法学院
【分类】 国际私法
【中文关键词】 侵权行为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的确定性;建构理性主义
【英文关键词】 the closest connection principle;lex loci delicti;the constructive;rationlism,the certainty of law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7)01—0072—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
【页码】 72
【摘要】

本文以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贝考克诉杰克逊案”为例,就有关侵权损害法律选择进行讨论,对最密切联系原则替代侵权行为地法这一过程背后的基本原因和这一过程中法律精神与法律形式、法律的确定性与准确性、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此说明在立法中绝对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并不一定是理性在法律建构中的必然和最佳的选择,相反,在许多规范中保持一定的弹性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英文摘要】

Taking the case of“Babcock v.Jackson”as an example.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choice—of—law in the tort,the reason of the change from the principle of lex loci delicti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closest connection,and,behind this change,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pirit and the form,the certainty and the accuracy of law,the constructive rationalism and evolutional rationalism.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absolute certainty and unification of law is not the only and not always the best choice in accordance with rationalism.On the contrary,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 and in a certain degree,flexibility of rules is a better cho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1661    
  虽然“贝考克诉杰克逊案”(Babcock v.Jack.son1963)至今已40多年了,但此案在国际私法方面产生的影响尤在。今天,再次对此案判决所表明的道理和其背后所蕴藏的法的精神及法学原理进行整理和挖掘仍使笔者受益非浅,时常被纽约高等法院法官富德在此案审理过程中对法律深厚的理解和运用法律过程中的理性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所感动,本文拟对此案背后的法理学、法哲学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与同道者交流。
  一、案情经过和判决所依据的基本原理
  贝考克诉杰克逊案是国际私法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个案例,其案情经过是这样的:1961年9月,家住纽约州罗切斯特城的杰克逊夫妇邀请同城居住的贝考克小姐同车前往加拿大。当车开到安大略省时,因杰克逊驾驶过失撞到高速路隔离墙上,贝考克受重伤。回到纽约后,贝考克对杰克逊提起诉讼。
  根据传统国际私法[1]侵权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规范来看,此案选择适用法律非常简单。按照“侵权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一冲突规范,此案的侵权行为地是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而安大略省的《高速公路管理法》的主客条款明确规定:驾驶员对因其过失给其免费乘客造成的伤害不负赔偿责任。据此,可判定贝考克小姐不能获得赔偿。但是,富德先生没有机械地受此冲突规范的约束做出这样一个实然的判决,他反而是从法的精神层面中看到了贝考克小姐应该获得赔偿的诸多理由:首先,受侵害者和社会弱者应该尽可能地得到保护是美国进入20世纪后法的发展趋势。作为一名受害者,继而又是一名因伤残而变成的社会弱者,贝考克小姐得不到任何赔偿是不符合20世纪公平原则之下的对受害者和社会弱者给予特殊保护的立法政策取向的。[2]其次,富德认为此案中从汽车出发到目的地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地点都可能成为侵权行为地,用一个偶然的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法律来决定损害赔偿问题而不问该法律是不是适合于解决这一案件,也不问其结果公平与否是传统冲突规范法律适用的缺陷。传统国际私法的法律适用是“识别——冲突规范——准据法”这样一个模式,法院在这一过程中被动地为执行这样一个程序的做法受到了卡弗斯的强烈批判,卡弗斯认为,法院在选择法律方面不应该是消极和被动的,它既然在处理一项争议,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选择会给争议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否则就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3]。再次,富德解释了适用其它法律的具体理由:他认为加拿大安大略的《高速公路管理法》中的主客条款是为了防止加拿大的保险公司免受保险欺诈的,把之用于此案完全违反了立法者的政策取向[4];作为此案当事人的贝考克小姐和杰克逊先生都是纽约人,且汽车的始发地、最后的终点地和保险地都是纽约,因此,纽约的法律才是与他们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他们最应在纽约法律的保护之下。基于以上理由,富德没有应用加拿大的法律而是应用了纽约的法律判决贝考克小姐获得赔偿。
  富德对此案的判决没有按照“侵权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不地法”的指向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是依据隐藏在法律背后的“法”对此案进行判决。这个“法”就是20世纪30年代起在美国出现的,以卡弗斯、柯里、富德、里斯为代表的,对传统国际私法适用进行批判的理论与学说。这些理论学说是以“自然法”的形式发挥着作用。与实在法不同,自然法多是以法律精神的面貌出现,而法律规范是法律精神的外化。虽然法律规范是某种法律精神的外化形式,但是这个精神是不会永远地龟缩在一个固定不变的躯壳之下的,因为精神是比形式有更长久的生命就在于精神是变化的[5]。当一种旧的形式无法包容变化的精神之时,就必然会出现新的替代者。可以设想那种已经无法表达变化了的精神的目的与价值的形式能够被人们继续接受。法律与社会的发展需要保持着法律精神对法律形式的批判,特别是那些已显然背离精神要求的法律形式,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精神、但把之用于个案却发生了背反的法律形式,这样才能使形式满足于精神发展的需求,进而为人的发展和创造建立起信心。这里,我们不仿回顾一下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的发展过程[6]:早期的侵权行为地法是受“场所支配理论”而形成的一种单一的和固定的连结点的法律适用形式,它在当时主要满足的是在不同国家相互冲突的侵权法之下,在国家间平等分配管辖权的基本要求。可以设想,就过失侵权而言,侵权行为地本是一个不可预见的偶然地点,如此绝对地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对于真正需要得到法律救济的当事人来说,他们所得到的仅是一个事故发生后的所谓“可预见性”,这只能满足他们一种最浅层次的精神要求,他们最想得到的是一个能给予他们充分救济的法律,而不论它是不是侵权行为地法。当在一个调整民事权利分配的法律中对主权的优位还是民权优位的思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后,侵权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形式变化的时机也就随之到来了。1951年,英国国际私法学者莫里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中发表文章,提出侵权行为自体法(the prop—er law of the torts)学说,这个学说是在批判单一和机械地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强调对个案具体情况的综合因素进行分析,以找出与个案最适合的法律来加以适用。他的理论在美国国际私法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3年,纽约上诉法院在“贝考克诉杰克逊案”中的法律适用践行了在侵权损害赔偿领域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适用法律的理论。1971年由里斯任报告员的美国《冲突法重述(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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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李琦.法的确定性及其相对性——从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J).法学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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