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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我国企业合规的刑事诉讼激励
【作者】 李玉华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企业合规;刑事诉讼激励;强制性措施;不起诉协议;暂缓起诉协议
【英文关键词】 corporation compliance; criminal procedure incentive; mandatory measure; NPA; DP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19
【摘要】

目前企业合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企业合规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向世界,还有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强制性措施在激励企业合规方面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程序分流都会对企业合规产生激励作用。有效的合规计划是刑事诉讼激励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激励企业合规的实体法压力不足,应当加大部分罚金刑力度、完善刑罚种类,为企业合规提供适当的压力。在企业合规的过程中要学习美国等先行国家的经验,同时,对于美国等先行国家出现的问题要尽早避免。

【英文摘要】

Now corporation compliance has become a world trend and a passport for corporations to go to the world arena. Corporate compliance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the Chinese corporations to go to the world arena, but also beneficial for corporations to under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our society in the new era. China's mandatory measures have a natural local advantage in stimulating corporation compliance. Whether in China or abroad, procedural diversion such as NPA and DPA will motivate corporation compliance. An effective compliance plan is a prerequisite for criminal procedure incentives to work. The substantive law pressure for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to encourage corporation compliance is insufficient. It should impose part of the fine penalty, improve the types of penaltie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pressure for corporation compliance. In the process of corporation compliance,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lead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avoid problems arising from lead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s soon as possib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495    
  

一、引言

近几年,企业合规逐渐成为法学界、律师界以及企业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字面上来看,“合规”具有“合乎规定”的意思。作为一种舶来品,“合规”在英文中的表述是compliance,通常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要遵守法律法规;二是企业要遵守商业行为守则和企业伦理规范;三是企业要遵守自身所制定的规章制度。[1]在实践中,从不同的角度看,企业合规又有特定的涵义。从公司管理者的角度看,企业合规是一种公司治理方式。从行政管理部门的角度看,企业合规是一种有效的行政监管方式。从公安司法部门的角度看,企业合规是治理企业犯罪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因此,企业合规是一种现代社会治理方式。企业合规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企业合规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因此,积极推动企业合规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需要。

合规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目前合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不同国家开始进行企业合规的时间和实践背景不尽相同。中兴事件是中国企业合规管理的里程碑式事件。中兴事件让国人近距离感知了什么是企业合规、企业合规对国家和企业的意义及中国企业走上世界必须进行合规建设。2018年6月,美国商务部与中兴公司达成解除制裁、恢复运营的协议:中兴公司支付10亿美元罚款,另外准备4亿美元交由第三方保管;并且更换管理团队,同时聘请美方认可的合规官。

中兴公司以极大的代价换来了生存的机会。此外,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GDPR)的生效以及美国公司的被诉,让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企业合规已经迫在眉睫,大型电商纷纷着手合规应对。2018年5月25日,号称史上最严的数据保护条例[2]《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欧盟成员国正式生效实施的第一天,Facebook和谷歌就遭到了诉讼,被指控强迫用户同意共享个人数据。因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生效后,部分企业的网站和服务直接屏蔽了欧盟地区;有的则直接对欧盟用户提供了极为简陋的纯文字版网站。2019年7月8日,英国信息监管局发表声明,英国航空公司因为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被罚1.8339亿英镑(约合15.8亿元人民币)。企业合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进行企业合规建设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向世界。

企业合规有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兴事件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生效让我们感到了企业合规的国际现实压力,国内公众对公平正义、安全生活和环境的需求则成为企业合规的内在需求与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在公众关心的腐败、食品、药品和环保领域国家、社会和企业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企业在这方面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在腐败、食品、药品和环保方面违法的企业进行罚款、停业整顿等惩罚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惩罚促进企业进行合规管理,公平竞争,承担社会责任,进而为公众提供合格的食品、药品并做到绿色环保。

在国际压力和国内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企业合规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中国企业联合会与贸促会、跨国公司研究所成立了全国企业合规联盟。[3]2016年4月,国资委把招商局集团、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东方电气和中国中铁5家单位列为首批合规管理试点中央企业。2018年11月2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推动中央企业全面加强合规管理,加快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合规业务,不仅参与培训研讨,更重要的是付诸行动。[4]律师界积极组织和参与培训,举办关于企业合规的研讨会,积极开展企业合规业务的探索。学术界将企业合规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积极推进:成立研究机构、举办研讨会、出版著作、发表文章。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企业合规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主要分四类:第一类是刑法学界多从实体法的角度研究刑事合规,如企业刑事责任、刑罚激励等;[5]第二类是从企业风险的角度研究合规;[6]第三类是立足某一特定领域研究企业合规;[7]第四类是从国际视野和整体上研究合规。[8]在法学领域企业合规也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涉及行政法、公司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本文从刑事诉讼的视角探讨强制性措施和程序分流对我国企业合规的激励,分析刑事诉讼激励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刑事诉讼激励企业合规的实体法保障。

二、强制性措施对企业合规的激励

(一)我国的强制性措施在激励企业合规方面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

强制性措施包括对人的强制性措施、对物的强制性措施以及对隐私的强制性措施。其中常用的、对个人干预和影响比较大的是对人的强制性措施和对物的强制性措施。相对于英美等一些西方国家,我国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厉”,即措施严厉,羁押率比较高;二是“易”,即启动容易,审批受到的制约少。

在对人的强制性措施的运用中,我国的羁押率比较高,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会被采取拘留或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尽管我国一直在努力降低羁押率,但由于受我国的诉讼文化、地理条件以及社会治理手段等因素的影响,羁押率还是比较高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全国刑事案件逮捕人数总量仍然很大,每年近90万人,批捕率持续在80%左右的高位运行;忽视社会危险性条件,构罪即捕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9]另外,从徐红亮律师研究上市公司高管犯罪的统计数据来看,“在280位自然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中,261人被采取过刑事拘留强制措施,179人被采取过逮捕强制措施,此外还包括8人被监视居住(是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详)。在审判阶段的第一次法庭审理时,被告人被羁押的占60.84%”。[10]孙长永教授选取我国东部地区G省B区、中部地区H省Z区、西部地区S省L区基层法院,统计出2013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事拘留在侦查实践中适用的总体情况并没有较大改变,依旧是适用率最高的强制措施。刑拘转捕率在三地区分别为89.6%、54.34%、78.75%,与2013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前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较高。[11]林喜芬教授按照“羁押率≈逮捕羁押数/(提起公诉数+不起诉数)”计算出我国1997年至2007年之间,审前羁押率大致在90%~80%之间波动,并逐渐降低;2008年至2011年之间,审前羁押率大致在80%~70%之间波动,并逐渐降低;2012年之后,审前羁押率跌破70%;其中,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为828618人,审前羁押率为56.42%。[12]

在我国,对涉案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比较普遍。例如,从徐红亮律师研究上市公司高管犯罪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搜集的180宗案例中,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案例共131个。经初步分析,部分案件中因不涉及违法所得的追缴或者违法所得被挥霍或者其他原因,未能对财物实施查封、扣押、冻结”。[13]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涉案财物超范围、超期限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也比较多,特别是《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提到“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例如,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两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北鹏公司申请赔偿案,是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直接审理并决定赔偿的首例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2014年本溪中院作出的生效刑事判决对北鹏公司、刘华、刘杰犯非法占用农地罪免予刑事处罚,但未对辽宁省公安厅及直属辽河公安局在侦查中扣押的财务文件和2000万元作出处理。辽宁省公安厅自2008年9月9日扣押该公司2000万元至刑事判决生效后继续扣押。2015年7月,北鹏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14]天新公司、魏某国申请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一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某某省某某市人民检察院扣押天新公司的资金161.20万元系错误扣押案外人财产;该错误扣押从2006年持续到2016年四川高院作出赔偿决定。[15]

在我国,不管是对人的强制性措施,还是对物的强制性措施,除逮捕由检察机关审批以外,其余均由侦查机关等办案机关自行审批,审批快、效率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强制性措施审批所受制约少。正是由于我国强制性措施适用的“厉”和“易”两个特点,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和财产干预程度比较深,强制性措施在实践中对被追诉自然人和单位的威慑力比较大。特别是在涉及企业的案件中(尤其是涉及民营企业的),如果法定代表人涉案被采取强制措施,就不能正常领导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就可能受到重创,甚至死亡;如果企业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就有可能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经营,甚至倒闭。如太子奶集团濒临破产时,创始人李途纯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批捕,羁押15个月后无罪释放。作为企业合法产权拥有者的李途纯,由于羁押等原因无法在破产重整中主张合法权益,眼睁睁看着属于自己的合法产权任人处置,即便通过法律途径维护部分产权的合法权益,也难以找回当年鼎盛一时的“太子奶”了。[16]

因此,在我国以企业合规或以企业合规达成和解为前提条件,降低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对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均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

(二)强制性措施如何发挥激励企业合规的作用

强制性措施发挥激励企业合规的作用需要两步:一是将合规作为决定采取强制性措施必须考虑的因素;二是明确合规在适用强制性措施时的具体优惠。首先,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决定对涉案企业和企业涉案人员采取强制性措施时,应当审查企业合规的情况。”如果企业采取了有效的合规措施,公安司法机关可以对企业涉案人员采取较轻的强制措施,对企业采取较轻的强制性措施。这也是比例性原则在适用强制性措施时的体现。其次,对采取有效合规措施的企业及其人员适用较轻的强制性措施。具体体现为:对进行有效合规企业的涉案人员,能不采取强制措施的就不采取;能不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就不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对进行有效合规企业的财物,能不查封、扣押、冻结的,就不查封、扣押、冻结;必须查封、扣押、冻结的,尽量减少查封、扣押、冻结的范围和期限;查封、扣押、冻结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尽量减少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最近几年我国出台了依法对非公有经济进行产权平等保护的系列法律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等。这些文件对强制性措施的轻缓适用表述得日趋明确、合理,[17]对此,可以在激励企业合规时吸收适用。

我国关于产权保护的系列文件确立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而且明确了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准确适用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对财物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质疑的声音:这难道不是所有刑事案件中采取强制性措施都应当遵循的吗?企业家和企业犯罪为什么能够获得比普通人更多的照顾?这是否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

笔者认为,以企业合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发展,以及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可以作为对企业家和企业采取较轻的强制性措施的正当理由之一。首先,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来看,企业在营利的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这是自然人无法替代的。如提供合格的批量食品、药品;处理垃圾的同时不造成污染;生产批量合格的机械设备;生产批量合格的高科技产品;等等。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如果违反法律的规定,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但是,对企业进行惩罚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处罚等手段使企业合法规范经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如果企业已经采取了有效合规措施或者承诺采取合规措施,对企业或企业家在强制性措施的适用上采取审慎态度、从宽适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其次,从强制性措施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功能来看,强制性措施适用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如果企业已经采取的合规措施足以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就没有必要再采取严厉的强制性措施。对企业或企业家进行刑事追诉的目的是使其改过、规范经营,而不是通过追诉消灭企业或企业家。当然,笔者也希望以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强制性措施的规范适用为契机推动所有案件强制性措施的规范适用和审慎适用。

在强制性措施激励企业合规这一问题上,我们可进行的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革推进,因为西方国家强制性措施的适用与我们不同,不具备激励合规的足够大的空间。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人身的强制措施适用中,保释适用普遍,因保释是一项宪法性权利,羁押率比较低;不管对人还是对物的强制性措施,审批均由法官进行,来自外部的制约比较多。

三、程序分流对企业合规的激励

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作为程序分流的不起诉(Non-Prosecution Agreement, NPA)和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都会对企业合规产生激励作用。在美国通过合规达成和解,从而获得不起诉或暂缓起诉是普遍做法。“如果有替代方式,几乎没有公司愿意冒被起诉的风险,更不要说审判。替代方式确实存在:暂缓起诉和不起诉给公司提供了避免被起诉的机会。”[18]“几乎所有因违反《反海外腐败法》(FCPA)而受到调查的公司都会选择以和解的方式来结束调查。”[19]在美国司法部办理的海外反腐败案件中,99%的涉案企业都同意合作,然后开始谈判;极少的企业走诉讼程序;也极少有企业采取拖延战术,如阿尔斯通案。[20]

在我国,由于2012年和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自然人通过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作出不起诉的比较多;对企业鲜有报导。但是,在企业合规即将成为中国现代化治理方式时,也应当充分发挥程序分流对企业合规的激励作用。程序分流在激励我国企业进行合规建设上有很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一)程序分流为什么对企业合规有激励作用

程序分流对涉案企业的激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程序分流可以节约由于审判等诉讼活动所导致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支出;二是通过程序分流有利于尽早挽回企业形象,避免严重的附带后果和刑罚后果;三是通过程序分流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公司问题的方案。

无论中外,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的审判阶段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也有人将其称为“软成本”,“即员工生产力的损失,通常发生在高层,这是由于在解决法律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中断了业务运营,损害了员工士气以及导致将来更严格的审查和对政府的义务”。[21]例如在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调查中,“公司将负担巨大的调查成本,耗资数百万美元成本的重大的反海外腐败调查项目并不少见。此外,调查还可能带来其他不利影响,如与政府签订的合同被终止,公司声誉受损、股价下降,以及企业在调查和解决问题过程中耗费大量资源和精力”。[22]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被羁押的情况下,西方大部分国家对审理期限都没有法律规定,普通诉讼的耗时很长。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一审、二审的期限均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案件有可能会延期审理、发回重审等,因此,也无法精确回答一个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要用多长时间。从徐红亮律师研究统计的数据可以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审诉讼大多是12个月到24个月这个周期内审结,其中24个月以上30个月以内的较少,而6个月以内以及30个月以上的案件也一样数量极少”。[23]通过程序分流可以节约由于审判等诉讼活动所导致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支出。有美国学者统计分析了1997-2011年间的302份协议发现,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的平均持续时间往往比辩诉交易协议更短。辩诉交易协议平均持续40.7个月,相比之下,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的协议期限分别为27.8个月和28.3个月。[24]因此,如果企业承诺进行有效合规,与控诉方达成和解协议,可以不起诉或暂缓起诉的话,企业或企业家可以及早从诉讼中摆脱出来,走向规范发展之路。

通过程序分流有利于企业尽早挽回形象,避免严重的附带后果和刑罚后果。企业涉刑事诉讼还会导致“硬成本”的损失。企业涉诉声誉就会受到影响,进而会导致营业收入的下降,涉诉时间越长,这种损失就会越大。此外,一旦被起诉和审判,企业就可能被判处刑罚,可能面临罚款或从业资格的限制或丧失。“刑事处罚通常比民事罚款具有更大的威慑力,因为刑事起诉和处罚带有社会污名,即使对企业也是如此。在一个聪明和知情的消费者的世界里,企业被起诉和定罪可能对消费者的偏好和购买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被定罪的企业可能被禁止参与某些业务领域,包括政府合同的投标。”[25]在美国,通常认为刑事起诉是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崩溃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公司刑事起诉等同于公司死刑”。[26]在被刑事起诉后,安达信行使了宪法赋予的陪审团审判权利,并让美国司法部承担了举证责任。2002年陪审团判定安达信妨害司法公正。由于受到刑事指控和刑事定罪,安达信遭受了许多附带后果,包括丧失其注册会计师执照,以及由此导致的无法审计上市公司。很快,安达信解雇了数千名员工,并在2002年实际上倒闭。2005年最高法院一致推翻了安达信的有罪判决,然而,刑事指控和定罪的负面影响已经迅速发生,无法逆转。[27]

通过不起诉协议或暂缓起诉协议可以避免严重的不利后果。根据2003年的《美国量刑指南》,“若其他条件相同,则实施了合规管理的企业较未实施的企业须缴纳的罚金额可能降低30%至83%”。[28]2016年4月,美国司法部颁布了FCPA方案,该方案规定如果公司主动向执法当局供述在其项下的违法行为、积极配合政府调查(包括对个人的调查)以及对发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那么这家公司最高可以获得50%的罚款减免。[29]在通用电缆公司案中,通用电缆公司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不起诉协议,司法部同意在《美国量刑指南》的基础上给予通用公司50%的刑事罚金减免,减免数额达到2050万美元。[30]

此外,“假如不与监管机构达成和解协议,那么,涉案企业就有可能遭受恶意监管,被再次起诉的几率大大提高”。[31]企业涉刑事诉讼对企业形象和收益均会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企业为挽回形象和损失、避免附带后果及刑事处罚,有通过合规尽早终结诉讼的动力。美国的现实情况是,很少有上市公司或受监管的公司能够承受联邦刑事起诉悬而未决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后果,更不用说定罪了。仅仅是起诉的耻辱就可能导致客户流失、业务急剧亏损、股价暴跌以及繁重的报告义务。在实际的担忧之下,许多公司将无法存活足够长的时间在审判中为自己辩护。[32]

通过程序分流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公司问题的方案。传统上通过刑事诉讼处理企业犯罪的做法有两种:指控犯罪或不指控犯罪。现在则增加了第三种选择:被称为替代解决工具的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对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使公司纠正违法行为并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不起诉或暂缓起诉获得的结果可能比法院系统中可用的补救措施更可取,因为检察官和公司可以以创新和可调整的方式共同解决现有问题并适当改善各个公司的治理。”[33]通过不起诉或暂缓起诉等程序分流可以使企业在避免定罪的同时进行个性化的合规整改,获得重新发展的机会。此外,通过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的分流还可防止刑罚对投资者、雇员、养老金领取者、客户等无辜者发生的水波效应。[34]

(二)程序分流如何发挥激励企业合规的作用

1.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对合规的激励

在美国,“不起诉/暂缓起诉协议是政府与从事某种不法行为的公司之间的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政府可能会实施制裁行为,例如罚款、恢复原状、机构变更和额外的报告义务。作为公司接受这些制裁的交换,政府同意在不起诉协议中不起诉或者在暂缓起诉协议中撤回提起的指控”。[35]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在使用对象、条件和功能等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区别:第一,二者适用的诉讼阶段不同。对于没有提起公诉的案件可以适用不起诉协议,对于已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可以适用暂缓起诉协议。第二,是否指定考验期不同。不起诉协议有时不指定考验期,有时指定考验期;而暂缓起诉协议均指定考验期。据初步统计,2000年至2011年协议平均履行期限为28个月,最长的为60个月,最短的为6个月。[36]第三,批准程序不同。对于不起诉协议,由检察官和涉案企业通过协商达成协议,无需法官审批;对于已经提起公诉的暂缓起诉协议需要法官审批。此外,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与辩诉交易的有罪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都属于程序分流的方式,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不起诉协议和暂缓起诉协议不涉及认罪问题;而辩诉交易的有罪答辩协议是以认罪为前提的。

不起诉协议或暂缓起诉协议通常包含以下四个要素:“坦白事实、合作协议、协议的具体期限,以及货币和非货币制裁的协议。常见的制裁措施包括恢复原状、罚款、缓刑、监督员的任命和负责人的个人的离职”。[37]作为协议的前提条件,涉案企业一般都要严格遵循协议所设定的诸多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有:商业和合规计划改革、合作、缴纳大额罚款、承诺打击违法行为等。[38]例如,在通用电缆公司因海外腐败与美国司法部签署不起诉协议案中,通用电缆公司主动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监会披露了自身的违法行为;以充分配合的态度改进了其合规项目;承认其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中的反腐败条款、会计记录条款和内部控制条款。[39]在汇丰银行因洗钱与美国司法部签署暂缓起诉协议案中,汇丰银行支付了12.56亿美元罚金,与司法部合作,采取了暂缓起诉协议中规定的整改措施,司法部同意将暂缓起诉期设定为5年;这些整改措施包括:为汇丰银行在北美的运营安置一个新领导层;为汇丰北美和汇丰美国的反洗钱高管和合规高管设立延迟红利的回拨 夫妻本是同林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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