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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解释论中体育赛事传播者权益之版权保护
【英文标题】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Broadcasting Rights to Sports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n Interpretation
【作者】 张新锋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体育赛事转播权;广播组织权;独创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版权客体
【英文关键词】 rebroadcasting rights to sports events;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right; originality; 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over information networks;copyrightable subject matter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9)06-0149-1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6.11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149
【摘要】

体育赛事传播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适用缺乏一致的意见。从解释论的视角观之,体育赛事转播者的信号权益是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体育赛事转播内容则是录像制作者权的客体。解释体育赛事内容的独创性时应当考虑解释目的。体育赛事传播内容体现为唯一的表达形式,并不鼓励多样化的创作,所以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将体育赛事传播内容作为邻接权的客体,其法律缺陷是救济程度较弱,不利于体育赛事传播内容的后续商业开发。该缺陷只能通过立法完善广播组织权或设置新的版权客体类型来解决。

【英文摘要】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disputes over the infringement of broadcast rights and interests between broadcasters. However,opinions to settle the disputes var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From an interpretative perspective,the sig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ebroadcasting to sports events are the object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rights; the rebroadcasting content to sports event is the object of video producers’ right. Whereas,the scope of prohibition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right does not extend to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As a result,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ignals can only be protected by means of stopping unfair competition now.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pretation to original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tent of sports eve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Originality in copyright law is the objective result of the expression of works,which is the criterion for judges to distinguish the degree of specificity of a particular form of expression. That is to say,originality is the boundary line between an independent work and the public domain and other works. It doesn’t encourage diversity creation that the expression of the broadcast content of sports events is unique. As a conclusion,it is not a work in the sense of current copyright law. There are some legal loopholes regarding the broadcast content to sports events as the object of adjacency right,which are lesser degree of relief and not conducive to the subsequent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 content. But the legal loopholes can only be solved by perfecting the right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and setting up a new type of copyright objec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962    
  
  

一、法律适用争议自我国启动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化改革以来[1],体育赛事转播权被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已公开的判决,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体育赛事节目的权利属性和请求权基础问题上。鉴于著作权保护的强度,体育赛事转播权人希望能够获得版权保护。虽然每个案件各有特点,但是法院判决都承认体育赛事节目应受保护,其往往从体育赛事节目的版权地位切入,即体育赛事的视听记录是否具有独创性以及能否构成版权保护之客体展开论证。但是,如何界定这些权益以及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为何,制定法尚缺乏明确的规范。虽然法院判决只能依当事人请求展开,但是依据类似的事实,法院却推导出不同结果,其说理路径也差异显著。如下表所示,主要可分为三类:

┌─────────────┬───────────┬───────┬──────┐
│案号及判决结果      │保护对象       │原告主张   │法院认定  │
│             │           │       ├──┬───┤
│             │           │       │作品│录像制│
│             │           │       │  │品  │
├─────────────┼───────────┼───────┼──┼───┤
│(2010)穗中法民三初字第196 │体育赛事传播内容和传播│以类似摄制电影│× │√  │
│号侵犯录像制作者信息网络传│信号以及体育赛事转播市│的方法创作的作│  │   │
│播权           │场竞争秩序      │品      │  │   │
├─────────────┤           │       ├──┼───┤
│(2015)深福法知民初字第174 │           │       │× │√  │
│号不正当竞争侵权责任   │           │       │  │   │
├─────────────┤           │       ├──┼───┤
│(2015)石民(知)初字第752号 │           │       │× │√  │
│侵犯录像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           │       │  │   │
│权            │           │       │  │   │
├─────────────┤           │       ├──┼───┤
│(2015)闵民三(知)初字第1057│           │       │× │×  │
│号不正当竞争侵权责任   │           │       │  │   │
├─────────────┤           │       ├──┼───┤
│(2014)京一中民终字第3199号│           │       │× │×  │
│不正当竞争侵权责任    │           │       │  │   │
├─────────────┤           │       ├──┼───┤
│(2014)朝民(知)初字第40334 │           │       │√ │×  │
│号侵犯作品著作权人的其他权│           │       │  │   │
│利            │           │       │  │   │
├─────────────┤           │       ├──┼───┤
│(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           │       │× │√  │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           │       │  │   │
└─────────────┴───────────┴───────┴──┴───┘

第一类,视体育赛事节目为录像制品。因体育赛事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不是主观思想的表现形式,其摄录成果被一些判决界定为录像制品,受邻接权保护。法院认为,摄录目的是真实再现体育赛事,这决定了拍摄者和导播不处于主导地位,个性化的选择和表达非常有限,其独创性达不到电影作品的程度[2]。

第二类,认为体育赛事节目既非作品,也非录像制品,但是其市场竞争利益应受保护。因为体育赛事不属于审美表达,本身不是作品,对非作品的摄录也不构成录像制品[3]。但法院认为,体育赛事节目录制者投入巨大,其播放行为是基于授权而获得的特许权利,因此需要对电视台节目信号进行产权界定并加以保护,从而制止未经许可使用节目信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护录制者的投资积极性和交易秩序[4]。

第三类,认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在“新浪公司诉天盈公司”案中,原告独辟蹊径主张拍摄的体育赛事画面构成作品。一审法院认可该主张,认为:“体育赛事画面的形成是编导选择、编排的结果,赛事录制形成的画面满足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应当认定为作品。”[5]但二审法院否定了这一判断,认为“体育赛事公用信号所承载的连续画面,在独创性高度上较难符合电影作品的要求”,体育赛事节目不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6]。该判决在学界引起较大的争议,多数批评者对于该判决关于电影作品受版权法保护的“固定”和“独创性”要件之说理持否定态度。万勇教授提出,司法者应当摒弃形式主义解释论,而采用功能主义解释论,将体育赛事节目解释为“电影作品”{1}。

针对前述判决,当下多数评论主要从立法论层面展开。但它们并没有揭示导致法律适用迥异的原因。所以仍有必要就解释论视角下体育赛事传播版权保护的法律适用问题展开再论证。笔者首先将体育赛事传播者权益区分为信号权益和内容权益,再根据内容权益在著作权法中的类型分析其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探讨体育赛事传播者权益在现有规范体系中的保护模型。

二、体育赛事传播者的信号权益

(一)体育赛事转播之商业模型

为了探明体育赛事转播权人法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首先需要明确其在赛事转播商业模式中的法律地位和权益关系。综合上述案例,可以归纳出体育赛事转播的具体商业模型[7]。

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生成了一场体育赛事,并依据章程拥有包括版权在内的一切财产权利。体育赛事组织者一般会制作《电视转播信号公用制作手册》,并委托他人(一般是主转播机构)根据制作手册摄录视听记录,并制作体育赛事公用信号。体育赛事组织者将公用信号传播给广播组织或者互联网媒体等转播机构。转播机构在公用信号基础上制作体育赛事节目,并使用自己的专门信号将其传输到播放终端。获得许可授权的转播机构在合同约定的地域和期限内,以约定的信号媒介和终端(公共电视、收费电视、移动网络、互联网等)及其播放方式(实时直播、延时转播、点播、新闻播报等)向公众传播体育赛事内容。根据地域、时间、媒介终端和播放形式的不同,许可方式可以分为普通许可和独占许可。一般而言,在特定地域,转播机构会选择特定转播形式和播放终端的独占许可。例如,中央电视台获得在我国境内的电视直播独占许可,某互联网媒体获得互联网电脑终端播放的独占许可,某移动网络则获得移动媒体终端直播的独占许可。而延时播放往往以普通许可的方式约定。而且获得独占许可的媒体可能会同时获得分许可权。无论获得何种许可方式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它都是转播机构向公众提供体育赛事内容的权利来源[8]。转播机构获得的对于体育赛事内容在一定区域、一定媒体终端、一定时间段的独占转播权,在本质上系依据合同获得的一种债权。

当然,被许可转播机构并非机械地传送体育赛事公用信号上加载的体育赛事内容。它们可以根据约定在公用信号基础上进行加工,形成自己的“专门信号”。该信号可以在公用基本信号的基础上,附加混编具有转播机构个性的内容,例如解说、花絮、特定运动员的特写、采访、场内外背景画面、对比画面、赛事集锦、广告等。转播机构利用自己的“专门信号”向公众传输节目,并在终端设备上展示体育赛事内容以及其他附加内容。因此,转播机构对于体育赛事的终端播放享有两种类型的权益:一种是基于体育赛事传播内容的权益;另一种是基于专有信号的权益。前者是广播组织或者网络媒体等转播机构对体育赛事内容享有的转播权和适度的改编权;后者是体育赛事转播权人对于承载传播体育赛事内容的“专门信号”所享有的产权,该信号产权没有明确的法律表达,其最接近的规范则是广播组织权。

(二)广播组织权

广播组织权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传播信号所享有的排他性控制权。但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外延并不清晰,尤其是新技术不断发展屡屡突破概念最初的字面含义和法律定义。《保护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以下简称《罗马公约》)以及我国《著作权法》均根据节目信号传播的渠道和方式界定广播组织的外延,即它们都是根据主体实施的行为来判断主体的广播组织地位。在《罗马公约》中,广播组织仅指无线广播组织,我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认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包括无线广播组织和有线广播组织,但是不包括互联网或移动网络播放机构{2}。前表所列判例也否认互联网播放机构是广播组织,但是认可其根据许可授权行使广播组织的权利。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在规范解释上也存在争议。我国《著作权法》第45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二)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增加了一项:“(三)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从文义上看,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广播、电视”。但是,从其所禁止行为的角度分析却包含两种不同的客体即信号和节目内容,其所禁止行为的方式是转播或者互联网传播以及复制音像载体。节目信号作为持续的电磁信号或者数据流承载了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内容可能是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也可能不是{3}。从受众的角度观之,广播电视节目可以区分为实时同步播放和延时播放或点播两种,对前者的侵权表现为盗取了广播组织的实时信号,而后者的侵害对象并非传输信号的独占利益,而是作品及其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上的权益。因为,广播电视组织可以同时成为作者、表演的组织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从而享有相应的著作权和邻接权,而非单纯的广播组织权。

自《罗马公约》实施以来,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字面文义都是指“信号”[9],并不包含信号上承载的内容。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基础提案草案》的缔结谈判过程中,与会者达成的共识也认为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是“承载节目的信号”{4}。实际上,广播组织的信号和信号所承载的内容在播放终端上具有同一性,无论是窃取信号还是窃取内容的行为,都最终表现为转播或者窃取广播电视组织的节目。但就转播而言,如果行为方式不同,其侵犯的就是当事人的不同权益。例如,链接、盗播、窃取信号的行为,损害的便是广播组织的信号市场利益,因广播电视组织的受众接受了其他的广播电视信号而导致自身的广播组织权受到损害。而复制、发行广播电视节目的音像载体或者延时播放节目内容,损害的则是作品、表演和录像制品的传播市场。因我国《著作权法》广播组织权条文对“信号转播”权益和内容“复制发行”权益放在一起规范导致了广播组织权客体的模糊,混淆了作品的著作权、表演者权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各自调整的内容。另一方面,该做法又减少了转播的形式和缩小了播放终端的范围,导致在互联网媒体和移动网络终端上实时转播的信号无法被广播组织权的内容所涵摄。最终使得互联网和移动媒体的信号传播成为脱法行为,其播放信号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除非经过广播组织的许可授权,否则转播者不得不退而求诸《反正不当竞争法》第2条的“一般条款”寻求保护。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我国司法实践也倾向于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理解为信号。例如,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就认为,《著作权法》第45条所称的“广播、电视”并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所播放的节目,而是承载该节目的广播信号,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即属于此种信号,其属于广播组织权的权利客体[1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认为,如果不对电视台节目信号进行产权界定,而是放任他人未经许可擅自以营利目的使用,其后果是使“搭便车”者不劳而获,直接损害广播组织的利益[11]。另一方面,我国《著作权法》尚未将广播组织权的范围延伸至信息网络传播领域,这造成了法律适用上当事人请求权基础之欠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未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扩展至网络直播行为,如果在《著作权法》修改过程中将网络直播行为纳入广播组织权的权利内容,对于体育赛事公用信号而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救济渠道[12]。有学者也认为,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保护,应当通过完善《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规定加以实现{5}。《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45条第1款第3项就采取该种修订模式,可以为制止互联网或者移动网络“链接、窃取、转播”他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提供请求权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信息网络传播领域,转播机构享有的广播组织权也是对于信号的权利,而不是对于信号上承载内容的权利。转播机构专用信号上承载的体育赛事节目内容只是转播权许可合同的客体。尽管在许多情况中,信号和信号所承载内容的权利主体一致即都是广播组织,但是权利客体却不同。以信号所载内容为客体的权利是著作权或者邻接权,以信号为客体的权利则是广播组织权。当内容和信号同属于一家广播组织时,两个权利在侵权行为中高度重合,裁判可以不做区分。但是当内容和信号的主体不一致时,在学理上则应将二者区分开来。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关于保护广播组织权利的问题》所述:“区分内容与承载内容的信号,是在作为创作者的版权人与作为传播者的广播组织之间维系权利平衡的关键。”{6}如果明确广播组织对于体育赛事传播的作用是信号传输,其请求权基础是“以信号为基础”的广播组织权,该权利保护的是信号的专有权,以禁止他人分流信号;那么,法院也就无需在判决书中论证体育赛事节目或者画面的版权法地位,仅仅只需考虑承载体育赛事视听记录的转播信号的广播组织权是否受到侵犯。

(三)广播组织权的法律漏洞补充

目前体育赛事节目的侵权纠纷囿于无法适用广播组织权这一请求权基础,当事人退而诉诸制止不正当竞争或者版权保护。前者是较为稳妥的请求权基础,而后者则需要论证体育赛事传播内容的作品属性。从前述体育赛事转播的商业模式可知,体育赛事转播权人获得了对于公用信号上的体育赛事视听记录的适度改编和播放的权利,该权利是一种合同债权。独占的转播权或者包含维权委托的非独占转播权人都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制止未经授权的播放行为。在“新浪诉凤凰”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体育赛事组织者的转播授权制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其权利主体应是赛事的组织者”[13]。但原告新浪公司并没有依据债权请求权要求转播权许可人履行其对于转播市场的划分义务。实践中,罕有转播机构向体育赛事转播的许可人提出请求,要求许可人履行制止非法播放的义务[14]。但是,法院一般都认可转播权人基于独占许可或者委托授权而获得的诉讼主体资格,允许转播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

如果转播权人不选择基于许可合同的债权请求权,根据行使请求权的难易程度和保护强度之不同,转播权人还可能选择著作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请求权。但就难易程度而言,制止不正当竞争请求权在责任构成、举证难度上,均高于著作权请求权。具体而言,不正当竞争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损害后果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著作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包括竞争关系和损害后果。著作权民事责任的举证要求也易于不正当竞争。因为前者实施的是过错推定或者无过错归责原则,后者则是过错归责原则。更重要的是,著作权的保护强度大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且著作权民事责任还和刑事责任相衔接。因此转播权人优先选择的请求权基础不是对于信号制止的不正当竞争民事责任,而是对于体育赛事传播内容加以禁止的著作权侵权责任,前提是只要他们获得了体育赛事传播内容许可方的授权。

但在实践中,法官更倾向于适用制止不正当竞争请求权。制止不正当竞争作为法定权利的补充救济方式,其适用范围较为宽广,尤其是面对立法者没有预测到的新商业模式和待分配利益时,其是常用的救济措施。例如,前述有判决就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被告网络流量的增加导致原告通过网络直播获取经济收益的机会减少,该行为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15]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处的不正当竞争是以“信号”利益为客体的竞争关系,并非以“转播内容”为客体的竞争关系。还有判决甚至更加明确地指出:“未经许可擅自以营利目的使用他人的节目信号,其行为客观上减少了他人的网站访问量,使得目标群体通过登录被告的网站获得转播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他人的类似网络服务,损害了他人的经济利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16]

然而,在新兴的商业模式中分配商业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显然不是持久之计。体育赛事传播内容的利益分配最终需要回到法定权利模式。具体途径有两种:其一,通过判决或者司法解释将该利益解释为法定权利之客体,例如通过解释将其纳入电影作品著作权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加以保护;其二,通过立法增设新的权利类型或者权利客体。前者是成本更低的方式,但是体育赛事传播内容究竟属于“录像制品”还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尚存在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体育赛事传播内容能否达到作品构成的独创性要求。

三、体育赛事传播内容的作品属性判断

体育赛事传播内容属于录像制品还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首先必须对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和电影作品进行解释。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通过列举的方式指明了著作权法中的作品范围。但此处的“作品”并非具有共同本质内涵特征的概念,而仅是一个法律术语,用以指代所列举的作品对象。而未列举的可能作品类型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清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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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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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lenn M. Wong et al. Essential of Sports Law,4thed[M]. West Academic Publishing,2015:710.

{13}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10.

{14}祝建军.体育赛事节目的性质及保护方法[J].知识产权,2015(11):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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