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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亚洲犯罪学的新范式:关系主义理论
【英文标题】 The New Asian Paradigm: A Relational Approach
【作者】 刘建宏
【作者单位】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亚洲犯罪学学会{创任会长}亚洲犯罪学学会{大会主席}国际犯罪学学会科学委员会{主任}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亚洲范式;亚洲犯罪学比较;犯罪学关系主义;获取正义
【英文关键词】 Asian Paradigm; Asian Criminology;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Relationism; Access to Justice
【文章编码】 2095-7939(2019)05-005-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60/j.issn.2095-7939.2019.05.001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5
【摘要】

基于对《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发展亚洲犯罪学范式:理论策略与未来方向》《亚洲范式理论与获取正义》等文献的回顾,概括了发展亚洲犯罪学的“三阶段”路线:检验既有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在亚洲语境下的适用性;修订相应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并将亚洲社会的特有文化纳入其中;提出基于亚洲社会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关系主义理论是遵循上述路线图的最新思想成果。关系主义是亚洲社会普遍具有的基本范式,它具有四个基本要素——依恋家庭和社区、看重荣誉、追求和谐、偏重整体思维。关系主义理论对于进一步推动亚洲犯罪学的发展及在“获取正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文摘要】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Asian criminology–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Developing an Asian criminology paradigm: Theoretical strateg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d Asian paradigm theory and access to justice, the roadmap of “Three Stages” was outlined in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sian criminology. The first stage is to test existing Western theories in Asian contexts. The second stage is to revise those theories so that they take account of the distinctive culture of Asian countries. The third and final stage is to develop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within Asian criminology. The relational approachas a new Asian paradigm is emerging as a result of this roadmap. Relationism, including four elements of attachment to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caring for honors, pursuit of harmony, and preference for holistic thinking, is regarded a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n Asian societies. A relational approach is instructive for both further developing Asian criminology and access to jus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970    
  
  

1引言

本文回顾并总结了我在过去数年间对于亚洲范式理论的思想成果。最早的一篇文献是我在2009年担任《亚洲犯罪学杂志》主编之初发表的《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1},其中为亚洲犯罪学的发展设置了基本的议程。除此之外,还有两篇稍微晚近一些的重要文献,其一是2017年发表于“南半球犯罪学”文集中的《发展亚洲犯罪学范式:理论策略与未来方向》{2},我在文中进一步发展了“亚洲范式”(Asian paradigm)的概念;其二是2016年发表于《当代刑事司法杂志》上的《亚洲范式理论与获取正义》{3},我在文中讨论了亚洲范式理论在获取正义方面的政策意义。

鉴于我在推动亚洲犯罪学发展以及在亚洲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对于犯罪与司法问题的实证研究等方面的贡献,我非常荣幸地在2016年被美国犯罪学学会授予了“弗雷德·阿德勒杰出学者奖”(Freda Adler Award)。尽管我自认为尚不足以比肩于Farrington等曾经获得该奖项的其他学者,但是我被授予这一奖项至少说明了西方犯罪学界对于发展亚洲犯罪学的兴趣与支持。在2014年于日本大阪召开的亚洲犯罪学学会的年会上,Braithwaite在主旨演讲中将我称为唯一地提出了亚洲特色理论的亚洲犯罪学家。这些溢美之词一方面可能夸大了我的学术贡献,但在另一方面则真实地表达了对于亚洲犯罪学未来发展的期许。与西方犯罪学家相比,亚洲犯罪学(以及更广泛的非西方犯罪学)的现有资源更为匮乏,亟待克服的困难更多。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亚洲犯罪学家致力于发展与完善亚洲范式理论。本文将清晰地表明,相比于在美国接受犯罪学博士教育的时期,我对于犯罪学的普适性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本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而不意味着它就是亚洲犯罪学发展的唯一路径。

2亚洲犯罪学的前途与挑战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亚洲的重要地位都在提升。在1990年代,“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在此之后,快速工业化的中国逐渐跻身于强国之列。在《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中,我评论了多元化的亚洲社会,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现在看来,当时应该更加关注印度,它的发展潜力不容忽视。正如Belknap (2016){4}指出的,即便在一个国家,也难以精细地描述出其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所有发展,因而将亚洲看作单一的整体可能是很不准确的。许多政治人物和媒体人士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这意味着亚洲社会不但应该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应该在文化上、知识上推进包括犯罪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发展。

作为根在中国的犯罪学家,我在美国接受了犯罪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切身感受到了西方犯罪学发展的质量与规模。从外部来看,犯罪学似乎有着某种统一的范式,其中的每个从业者都遵从着一些类似的基本假定,例如,推崇定量方法来构建或检验某个理论。然而,我现在意识到上述观点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犯罪学中的某些研究传统有着不尽相同的假设。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的犯罪学学科通常被置于法学院之内;而在美国之外,犯罪学家对于定量方法亦存在着褒贬不一的意见。尽管如此,犯罪学作为一个整体,依然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科学”{5}的基本特征。

在《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中,我讨论了阻碍亚洲犯罪学发展的一些制度性原因。其一就是某些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尚不完备。资源丰富、学科齐全的高等院校是犯罪学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这样的大学里,刑事司法实务工作者和学术研究人员才能够象西方国家的同行那样开展交流与合作。作为较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建设了多所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迅速地发展了高等教育体系。然而,在整个亚洲社会,犯罪学还是一个相当弱小的学科。在国家层面上,这将表现为相关资源的严重匮乏——研究项目缺乏充分的经费保障、缺乏犯罪或刑事司法统计资源{6}。

在支持区域性项目方面,亚洲犯罪学同样面临着资源匮乏的窘境。亚洲社会不象欧洲国家那样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欧洲一体化进程在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之后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这将影响到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犯罪学家之间的学术联系。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高校之间还缺乏充分的交流与合作。亚洲犯罪学学会为此提供了一个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学术平台。然而,由于昂贵的交通费用,主办地之外的亚洲犯罪学家们很难参加亚洲犯罪学学会的年会。既往的年会举办地分别为中国、印度、中国台湾、韩国等,未来的几届年会将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召开。绝大多数的亚洲犯罪学研究成果是以各不相同的母语在本地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语言不通是亚洲犯罪学的一个重大挑战,尽管欧洲犯罪学界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在《亚洲犯罪学:挑战、机遇与方向》中,我还讨论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许多西方犯罪学家对亚洲社会的低犯罪率颇感兴趣。他们也试图使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这一现象。例如,某些犯罪学家认为亚洲社会普遍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则面临着一些困难。尽管亚洲社会的整体犯罪率较低,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这该如何解释呢?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变量也引起了犯罪学家的兴趣。某些国家的警民比要高于西方国家。一些低犯罪率的亚洲国家建立了社区争端调解机制,而这在西方国家则是没有的。亚洲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儒家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尽管其重要性也有一定的差异){7};然而,在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则是伊斯兰教;而在缅甸等其他国家,佛教文化则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刑事司法体系。

更为复杂的是,我曾在早前的研究中揭示了包括城市化在内的社会变迁对于中国的社会控制及犯罪水平的影响{8}。为了解释亚洲社会的低犯罪率及其变化趋势,上述的各种因素都是不容遗漏的。

3一种新亚洲范式的提出

亚洲犯罪学家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发展出一种统一的范式,它既是整个犯罪学学科的一部分,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亚洲社会的特性。亚洲范式并不意味着摒弃西方犯罪学文献,而是要充分地认识到它们在解释亚洲社会的犯罪水平和刑事司法时的优势与局限。本文认为,为了发展出新亚洲范式,需要经历一个“三阶段”过程。第一阶段是检验既有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在亚洲语境下的适用性;第二阶段是修订相应的西方犯罪学理论,将亚洲社会的特有文化纳入其中;第三阶段类似于南半球犯罪学家们制订的研究议程,我将在本文的结尾部分评述这一理论进路。

3.1第一阶段:检验西方理论

美国犯罪学家提出了许多有关犯罪问题的理论。这些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质使其可以通过定量方法得到检验。借用库恩的术语,犯罪学通常表现为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尽管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传统及其变体,如紧张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等。定量研究具有累积性。在此基础上,一些犯罪学家提出了普适理论以求解释所有社会中的犯罪。

越来越多的犯罪学实证研究使用了来自亚洲社会的数据,其中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在美国获得了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因而比较熟悉西方犯罪学的理论传统。这样的检验大多证实了普适理论的适用性{9},但是,有些研究表明某些西方理论需要进行修正,甚至某些西方理论并不适用于亚洲社会。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细介绍每项研究,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理论检验,只能概述性地介绍这些文献。其中的许多文献刊登在《亚洲犯罪学杂志》上。借由这些普适理论的经验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发展出一种新亚洲范式理论。

3.1.1差别交往/社会学习理论

这是被亚洲社会的许多实证研究证实的一个西方犯罪学理论。基于该理论的预期,与犯罪人或越轨者的社会交往会导致更多的越轨行为。西方国家的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10},11]。基于中国数据的许多研究支持了差别交往/社会学习理论{12-18}。某些人可能会质疑到,为什么需要进行比较研究来检验那些基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判定为真的问题呢?实际上,基于定量化量具(如态度量表)而在不同国家进行的经验研究的价值在于研究者可以科学地展示其发现。

3.1.2一般紧张理论

紧张理论可能是更加具有争议性的理论,因为它在解释美国社会的犯罪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

Agnew(2015)利用一般紧张理论解释了亚洲社会的犯罪{19}。该理论预测到,引起紧张或压力的各种负面经历将导致犯罪行为,除非出现有效的应对机制。一般紧张理论的科学目标是识别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紧张。Agnew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紧张:在追求社会认可目标时遇到阻碍(这一类型源自Merton的紧张理论);无法获得正向刺激;出现负面刺激。在美国,一般紧张理论经受了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有些质疑意见认为,犯罪与紧张似乎是等同的,因而紧张理论并不是强有力的、因果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尽管如此,“一致的证据表明,暴露于紧张将提高犯罪的可能性”{11}:77。在亚洲,一般紧张理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证支持{17,20-23}。还有一些研究为其提供了部分支持{24}。但是,也有些研究发现,在使用亚洲数据时,一般紧张理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解释效力。

一项以中国台湾青少年为样本的纵列研究表明了适用一般紧张理论时所遇到的困难{25}。该研究发现,一般紧张理论中的抑郁因素可能在东方社会更加重要,而在西方社会中,愤怒因素更加有效。即便在东方社会中最为发达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台湾地区,“还有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如儒家精神和集体主义世界观”{25}:49-50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文化差异告诉我们不能不加修正地照搬西方犯罪学理论。

3.1.3自我控制理论

另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西方犯罪学理论是自我控制理论。它宣称可以解释所有时间、所有空间内的所有犯罪。Gottfredson & Hirschi(1990)刻画了构成自我控制的、可以通过问卷法加以测量的各种人格特质,其中包括“倾向于冲动、冷漠、尚体、冒险、短视、寡言”{26}:90。

在美国,自我控制理论得到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它们大多发现具有上述人格特质的行为人在面临犯罪机会更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尽管现在依然存在着某些方法论上的争议,如自我控制的量具、高犯罪风险的测量,但是,总体而言,自我控制理论可以有效地适用于美国社会{27}。类似地,这一理论在应用于亚洲社会时出现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果——其中某些研究得到了支持性的结论{28-30},而另一些研究发现了不具统计显著性的因果关系{18,31}。来自北大法宝

无论是美国的研究,还是亚洲的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更加复杂的因果过程。本文难以尽述,仅举其中一例。Jo & Zhang(2012){32}在韩国检验了自我控制的稳定性假设。该文在一方面发现了与美国研究类似的结果——在使用态度测量法时,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具有稳定的发展轨迹。但是,该文也有些不同的发现:在使用行为测量法时,存在着“高降低”、“低增长”等不同群体。这表明在韩国语境之下,自我控制的绝对稳定与相对稳定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

3.1.4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测量群体或社区在减少犯罪方面的效果。Jiang等(2013){33}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基层社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时,社区居民主观估计的财产犯罪数量将有所下降。这与西方的研究结果相类似。但是也有些结果是不同的。例如,该研究进一步发现,当半正式控制较强时,社区居民主观估计的财产犯罪数量反而上升了。该研究在结论部分指出,尽管可以用西方犯罪学理论作为一个起始的参照,但是为更加有效解释中国的犯罪问题,必须对其作出必要的修订。

3.1.5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试图解释社会连结对于犯罪行为的影响。一项在日本进行的研究{34}发现,尽管如同社会资本理论预期的那样,友情群体与社会控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但是,在社区层面的社会纽带与犯罪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这一发现引起了研究者的困惑。如果一个理论不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那么它自然不能被称作“普适理论”。这也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探究日本社会的哪些特有文化和社会制度可以解释上述差异。Jiang等(2013)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研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借鉴美国犯罪学理论之前,中国需要考虑到自己文化与其他特性,从而进行自己的经验研究”{33}:220。“普适理论”尽管可能有所助益,但是必须要批判性地评估它的适用性。

上述对第一阶段的小结表明,在应用西方犯罪学理论来解释亚洲社会的犯罪问题时,研究者们得到了不尽相同的结果。这促使亚洲犯罪学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因地制宜的修订。对照之下,尽管西方犯罪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诸如自我控制、社会控制等概念在不同国家或社会具有不尽相同的适用性,但是他们仍然在致力于提出并检验“普适理论”。

3.2第二阶段:修订西方理论

库恩论述到,当既有的理论无法解释新的观察或实验所获得的事实时,就会出现一个引爆点。一种反应就是进一步发展理论以使其能够解释这些变异。其中不能只是小修小补,或者对各种差异作出权宜性的解释。它需要对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必要的再造,以使其能够解释亚洲社会的不同语境,甚至是认知上的差异。这种修订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修订后的理论要能够完美地解释世界各国的犯罪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亚洲社会。美国犯罪学家Messner与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合作者已经对某些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这些修订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因此笔者强烈建议读者去参阅原始文献。本节只简要地介绍我们在日常活动理论、自我控制理论、情境行动理论、制度性失范理论等方面的修订工作。

3.2.1日常活动理论

日常活动理论是由Cohen &Felson(1979){35}提出的。它提出了著名的“犯罪三角”——有动机的犯罪人、适宜的犯罪目标、保卫的能力。日常活动理论认为,只有当上述三个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聚合时,犯罪行为才会发生。

有许多证据表明,日常活动理论更加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解释效力相对不足。例如,在西方国家,单身人士的被害风险更高,但是,Messner等(2007){36}发现在中国并非如此。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这一发现是很陌生的,但是,该研究则发现这一结果。Messner等人认为,应该将家庭主义这一跨文化变量引入到日常活动理论之中。婚姻状况(即是否单身)对于被害风险的影响程度还依赖于家庭主义水平,这是一种思想观念或文化价值。修订后的理论更加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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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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