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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伦理学视角下的美国现代情报职业伦理发展分析
【副标题】 以“水门事件”为例
【英文标题】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Ethics in the U. 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英文副标题】 Taking the "Watergate" Scandal as an Example
【作者】 芦鹏
【作者单位】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公安情报学系{讲师,博士}
【分类】 公安管理法【中文关键词】 职业伦理;警察伦理;情报伦理
【英文关键词】 Professional ethics;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ethics; Ethics of police
【文章编码】 2095-7939(2019)05-0053-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60/j.issn.2095-7939.2019.05.007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53
【摘要】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情报机构在制度设计和行政机构设置上隶属于警察机关。从职业基本属性看,情报工作从业者具有警察机关国家公职人员和执法者的身份特点,在岗位上从事的情报工作又区别于一般警察执法工作,有其自身独特的隐蔽性、敏感性、对抗性与安全性等特征。从伦理学视角分析情报职业伦理的范畴、概念和所处的学科地位,深入探讨情报工作的伦理属性、职业特点。基于上述理论研究与分析视角,以“水门事件”为案例分析样本,深度透析冷战时期美国相关情报理论与实践活动在伦理失范方面的经验教训,学习和借鉴美国情报界所构建的现代情报伦理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准则。

【英文摘要】

Most of the world’s intelligence agencies are subordinate to the police i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administrative settings. From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the profession, the practitioners of intelligence work have th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public servants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intelligence work they are engaged in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law enforcement work, with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alment, sensitivity, antagonism and security. The category, concept and discipline status of intelligence professional ethics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ethical attribute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of intelligence work. Based on the abov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perspective, taking the “Watergate incident” as the case study s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ethical anomy in the relevant intelligenc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learns from the core values and ethical norms of the modern intelligence ethics system constructed by the American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972    
  
  

1引言

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蒂洛和克拉斯曼指出:“道德基本上是讨论人的问题的,讨论人同其他存在物(包括人与非人)的关系如何。道德讨论人如何对待其他存在物,以促进共同体的福利、发展和创造性与价值,力求扬善抑恶,扶正祛邪。”{1}由此可见,伦理道德问题来源于现实世界,根植于社会实践并最终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服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产生,将伦理学中的一般原理和思想应用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去,指导一个行业或一个专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职业伦理学应运而生,它作为人类伦理道德与社会职业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具备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完善,职业的用。当代情报工作作为人类社会大分工背景下的一种社会实践性和斗争性极强的职业领域,也必然要具备历史所赋予的时代特征和职业伦理内涵,从而使得情报从业者为国家、人民和社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价值,为整个情报行业赢得社会的肯定、尊重、荣誉。以伦理学为研究视角,深度分析美国现代情报职业伦理的有关理论内涵、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学习与借鉴美国现代情报伦理建设方面有益经验及所蕴藏的“普适原则”是推动现代情报工作发展的应有之意。

2警察职业伦理的演进

发展,乃至社会与国家的进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放眼全球,世界各国情报机构大多具有警察机关的政治属性,担负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政治安全职能,同时也承担着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执法使命。因此,警察职业伦理成为了情报职业伦理的逻辑研究起点。众所周知,警察是近代人类社会大分工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社会职业,同时隶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扮演着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的特殊公职角色。因此,警察职业伦理的产生遵循着伦理——职业伦理——警察伦理的逻辑发展路线。

2.1伦理学视角

伦理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古老学科,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总体而言主要研究对象是有关人类道德问题,包括道德的产生、发展、本质、规律等问题。简言之,伦理学就是有关道德的学说。这一点,西方哲学史上表现的更为突出。古代西方哲人,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通常把伦理学看成是“道德哲学”。从伦理学的英文词汇来分析,ethic一词是在英文解释中就有“道德标准”“道德规范”之意。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哲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伦理和道德分为两个词汇,但总体上二者并无本质差异。我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在其主编的《伦理学教程》中就明确指出,“伦理”和“道德”的词源含义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相通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含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都是社会道德现象{2}。

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立场来看,伦理学是一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基础,以人内心的道德主观意识以及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伦理与道德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们都是人类社会活动和生产生活实践的基本反映,最终都要回归社会实践中去服务人类,创造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情报职业伦理的相关论述应该从“外部世界”的宏观的社会层面和“内部世界”的微观的个人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即从宏观层面的情报职业化伦理和微观层面的情报从业者个人职业道德进行阐述。

2.2现代职业伦理

所谓职业伦理,顾名思义就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身为劳动者和行业从业者的人们对社会分工大背景下各行各业的职业伦理要求和道德约束。很明显,职业产生之后才有人们对所从事的职业的社会实践的具体道德要求和规范。

由于不同职业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内容不同,所从事的生产或服务的对象千差万别,因此不同的社会职业也就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职业道德,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职业的演变而不断演化的。有些职业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比如,自古以来从事经商活动的商人的核心价值观都是“诚实守信”,医生的职业道德永远都是“救死扶伤”。然而,有些带有较强阶级性和“国家机器”属性的职业,则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以中国为例,在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职业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执法者的职业伦理是“打击犯罪,维护公平与正义”,国家公职人员的普遍职业伦理便是“为人民服务”……由此可见,职业伦理是伦理学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在日常生活的分工体系中,社会赋予每一项职业的使命、责任与义务就是职业伦理。这种使命、责任和义务甚至可以细化到一类职业伦理内的各个岗位,以供所有从业人员遵循,从而奠定社会稳定、良性运行的秩序基础。”{3}

2.3警察伦理的学科属性

一般认为,具有完善的现代职业特征和健全的行政执法职能的现代警察职业诞生于19世纪初期的英国:1829年英国内政大臣罗伯特·比尔及其创制的《大伦敦警察法》。从职业伦理的角度看,自1829年英国大都市警察作为现代职业警察诞生的那一刻起,无论时代背景还是国家统治的现实需要,针对警察这一特殊职业的专门伦理道德体系就应运而生——警察伦理。由上所知,警察伦理学在整个伦理学中的学科地位如图1所示。

(图略)

图1警察伦理学的学科地位关系图

2.4 现代警察职业伦理主要内容

警察伦理学就是关于警察这个专门职业的道德学说,属于警察职业与应用伦理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如图1),整体上属于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它以警察的全部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并从中解释警察道德的产生、本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它是警察道德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由于警察伦理学的中心词是“伦理学”,修饰语是“警察”,所以,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警察伦理学其实质含义是对警察制度、警察行为及其伦理道德的考察与追问,并努力将道德的力量渗透于警察制度、警察行为中,使之趋于更合理、更完善{4}2。从伦理学和哲学思辨的角度看,警察伦理学主要研究维度有以下几个方面:

(1)警察制度的国家伦理维度,即警察机关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或执法部门的权力的正当性问题,或称之为警察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2)警察行为的职业伦理问题,即作为从事警察职业的个人,在行使警察权力,实施职务行为的过程中,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程序正义问题。

(3)警察个人的角色伦理问题,即身为警察身份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否按照一名执法者的基本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能否热爱自己的职业,珍惜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荣誉。

3情报职业的伦理内涵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情报工作被公认为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重要事项,因而受到了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统治阶层的重视与关注。情报工作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和政治安全方面的巨大价值也在理论研究和斗争实践中不断地被发现与挖掘。国内著名情报界泰斗包昌火老先生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情报是竞争和冲突的产物,其本质、本色、本分,无非是为组织的战略和安全服务的,是一个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响应,是组织制定发展战略和安全对策的基础和先导,具有“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5}。然而,在前人长期研究情报问题的诸多成果中,却难觅情报伦理的踪迹。从情报职业的伦理要求、伦理属性和伦理价值3个方面展开研究,将有助于对情报职业伦理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3.1情报职业的伦理要求

情报伦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定义。这里引用美国情报界的通行定义“情报伦理被定义为关于情报在社会中作用而制定的一整套基于某种道德与理想信念的行为准则。”{6}78数千年来,情报在漫长而残酷的竞争与斗争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实用至上”的特色文化氛围。久而久之,这种“实用主义”的情报文化和实践传统往往造就了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职业情报人自身都片面追求实体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即情报工作作为国家政治斗争的一把“利剑”,更多被赋予了“工具属性”。情报工作往往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中外情报历史长河中充斥着不择手段获取情报的经典案例,有些谍报人员为了获取高价值情报不惜践踏伦理道德和基本人权。以美国中情局为例,由于美国情报界长期充斥着实用主义的情报文化,其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即只管行动是否能给个人或集团带来某种实际的利益和报酬,而不问这种行动是否合乎客观实际,合乎原则。也就是只管直接的效果、利益,不管是非对错。有用即真理,无用即谬误{7}。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情报长期受到来自权力高层的重视和压力,情报人员长期处于工作高压甚至生命安全威胁之中,容易促使其养成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工作思维模式和情报文化理念;另一方面,这与国家的制度设计和立法实践也有着极大的关联。自古以来给予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赋予较大的权力既是政治惯例,更是情报机构发挥“战斗力”,充分履行国家使命的基本政治保障。在现代法治社会,为了保障情报工作的顺利进行,许多国家往往都以专门立法的方式,通过法律授权情报机构拥有强大执法权力和较高的法律地位,甚至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情报机构拥有某些方面的“特殊权力”。

从美国9.11事件之后的《爱国者法案》的出台,以及具有“超级权力”的国土安全部的整合创制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情报机构集强权与优势于一身,同时与国家其他强力部门相比,又具有隐蔽性和保密性的特点,导致情报机构的行为往往不为外界所知,容易脱离公众与法律的监督,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特权”,甚至具备滋生违法乱纪行为的“气候土壤”。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情报机构的权力作为一种公权力无形中就会对现实中的私权利——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情报活动难以避免对公民人身与隐私权利有较大的“侵害性”。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情报部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针对犯罪嫌疑人搜集情报信息的方面。这些手段主要针对的就是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活动”,通常采用技术设备和手段,而且是在未经通信人本人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通信监控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强制性等特征……为侦查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提供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利器{8}。这就有必要在法律之外,对情报机构和从业者制定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为情报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职业伦理方面的保障。

这一点,可以从世界各国与情报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找到印证,最为典型的要数美国9·11事件后紧急出台的《爱国者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情报与安全机构的侦查权和情报获取能力较以往有了极大的提升,对于有着数百年崇尚自由和民权精神传统的美国而言,该法案标志着后9·11时代自由与安全之间新的博弈。根据《爱国者法案》规定,第二章“加强监视程序”进一步扩大了政府情报监听的权力和范围,强化了执法机关的监视力度,其中的第206条授权执法机构在国外情报调查过程中可以对个人进行机动性监听,从而将对特定路线的监听改成对特定人的监听,增加了情报监听的灵活性和机动性{9}27。故此,有国内学者评论道:“《爱国者法案》是美国情报监听法律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监听活动主要针对犯罪侦查;在此之后,公共安全及反恐等理由进入法律条文的调整对象,成为监听启动的正当原因。另外,《爱国者法案》授权美国情报机构在美国本土之外从事监听活动,为情报机构的网络监听和间谍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方便了美国在全球从事超越其国土、主权范围的情报和间谍活动。”{9}27

3.2情报职业的伦理属性

根据情报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属性,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情报机构权力如何强大,地位如何特殊,它属于国家机器乃至执法机关的本质属性没有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情报机构的特殊地位和工作方式,也有其不同于一般警察伦理的特殊性,是警察职业伦理与情报特殊职业伦理相结合的产物。情报职业伦理在整个伦理体系中的地位如图2所示。

(图略)

图2情报职业伦理的伦理学体系示意图

(1)宏观层面。情报职业伦理具备国家伦理所赋予的存在正当性。国家通常是由领土、人民、政府和语言文化等4大要素共同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形式,由人民选举的合法政府来行使对内和对外权力。所谓国家伦理,即国家作为一个代表人民行使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实体在对内统治与对外交往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伦理道德,比如对内追求人民的福祉,创造美好幸福生活;对外在国际社会遵守基本外交规则,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相关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行为规范。由此可见,国家伦理主要通过国家的整体行为来进行表达,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最突出地反映在本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和意志方面。换言之,政府的存在以及政府行政行为本身就带有国家伦理所赋予的合法性,二者互为表里的关系。那么,由于情报活动是国家政治行为,情报机构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职业伦理必然首先是建立在国家伦理“基石”之上,必然符合国家伦理对内和对外的基本要求。例如,情报机构对内行使职能不能侵犯人民的利益,违背人民的福祉;对外开展情报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时候,通常都以“隐蔽行动”的方式实施,尽力避免与联合国宪章的有关精神及国际法发生正面冲突,避免产生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防止损害国家对外战略的大局。

(2)中观层面。情报职业伦理应当与警察伦理相适应。随着1829年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确立,国家情报工作也在过去传统的主要服务军事政治利益的国家安全职能之外,开始逐渐吸纳了现代警察职业中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务职能,从而使得现代情报机关逐步成长为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双重职能的重要国家机器。由此推理可知,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份子,情报机构自身天然具有法律所赋予的一切国家机关本应具备的合法性、道义性等制度伦理属性。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机构设置来看,情报机构普遍被国家和法律赋予了警察职能,带有警察机关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地位[1]。所以,情报工作的伦理属性应当属于警察伦理的大范畴,其职业伦理也应当与警察职业道德规范相适应。

(3)微观层面。情报工作或实践活动应当符合程序正义的法律伦理。无论是情报机构组织实施的大规模情报活动,还是情报人员个人以警察身份实施的以情报搜集为目的的侦查活动,其本质上都因为行为实施者自身所带有的警察身份而成为一项代表国家公权力——警察权的执法行为。虽然情报活动属于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职务行为,其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情报活动的职务性属性,仅仅说明情报活动“师出有名”“执法有据”,从逻辑上来说,并不必然决定情报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就能符合程序正义。换句话说,主体身份的合法性并不必然等同于主体实施行为的合法性。如何保障?就要依靠法律所规定的相关程序,即程序正义来实现。这是因为,警察权的合理合法性仅仅是证明了警察制度本身的正义性,具备了国家伦理的正当性;但是警察制度本身的正义理念如何在现实操作过程中表现出来,实现具体的正义,这就需要警察制度的执行者在执法过程中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运用合乎理性的手段,通过一定的理性认知,在执法过程中采取公开、公正的方法,实现警察执法结果的正义{4}150。在保障情报搜集活动的道德合法性(程序正义)方面,作为英美法系的美国情报部门很早就有了相关的立法传统和执法标准:在美国国内,情报和执法人员在使用窃听和其他技术手段时需要得到法庭授权,这些程序是为了防止从美国公民信息中搜集情报{10}412。

3.3情报职业的伦理价值

由于情报职业伦理对于情报从业人员的言行有强大的规范和指导意义,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对于情报职业的发展和情报工作的实战效能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情报职业伦理属于国家公职人员职业伦理的特殊形式,影响国家形象和政府公信力。情报人员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执法者,从本身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属性上毋庸置疑是属于国家公职人员的范畴,具备国家公职人员基本的角色伦理特征。而根据政治学原理,国家公职人员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让渡和赋予,其作为国家治理的代表和执行人就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益为最高行为准则。此外,公职人员由于特殊的身份属性,其道德行为往往还带有较强的社会示范性、舆论导向性和价值模范性等重大影响力,其道德品行不仅对公民道德建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定向、推动、示范和凝聚作用,也深刻影响着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11}。由于情报活动往往事关重大,涉及事项敏感机密,情报人员在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较之一般公职人员只能更加严格和高标准,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情报机构的“特殊权力”处在国家和人民的监督之下,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

(2)情报人员具备警察身份,其职业行为直接影响国家司法活动权威性和警务工作效能,对警民关系和谐稳定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从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和核心内容来看,主要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向侦查部门提供情报与信息支撑服务,为警务决策部门提供智力支持和战略参谋。换言之,就是服务决策和指导实战。特别是在情报工作的“上游环节”(情报搜集)和“下游环节”(情报传递),对公民隐私权利产生重大影响。二者表现在伦理价值层面主要集中反映为情报机构或情报人员在针对工作对象实施情报与侦查行为的时候,存在侦查行为的伦理道德考量:一方面,侦查行为的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其是否符合警察机关行使警察权所必须具备的维护公平与正义的伦理价值;另一方面,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程序规定,即是否满足程序正义原则。违反法律程序或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情报信息无法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当做证据使用,案件侦破工作将陷入僵局。

(3)情报职业伦理会对社会舆论、社会风气乃至价值观产生积极的导向性作用。在常人眼中,无论是情报部门还是情报人员,都具有较强的神秘色彩,情报职业本身也天然具备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荣誉感。“无名英雄,无上光荣”已经成为世界情报机构所普遍形成的职业情操和社会价值评价。特别是古往今来,大批情报战线工作者隐姓埋名,敢于牺牲,勇于奉献,为民族和社会塑造了可歌可泣,光辉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激励了一代代年轻人成长,为社会创造了“默默无闻,牺牲奉献”的良好价值观和舆论导向。如果,一旦情报机关在情报与侦查活动中大量使用违反伦理道德甚至是违法行为,情报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守不住自己基本的良知实施了违背人伦常理的不道德行为,这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体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4“水门事件”:美国隐蔽行动理论实践下的情报伦理危机与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美苏争霸与冷战格局的需要,美国情报机构长期手握重权和身处特殊的法律地位,尤其是情报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危,在特殊历史时期,甚至有为了某些个人或政治集团的一己私利,动用国家情报机构实施违反法律和基本伦理道德的严重事件存在,一旦情报机构的“丑闻”被曝光,这就构成了世人所称的“政治危机”。这些“政治危机”或“情报丑闻”的根源在于情报工作被某些政治集团的狭隘政治利益所“绑架”;其在对外战略过程所惯常使用的“隐蔽行动”策略或手段往往在政治强权的干预下脱离了法律的制约,突破了职业伦理道德束缚。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既是一场关于美国总统权力的政治危机,更是一场美国情报界的伦理危机,引发了美苏冷战高潮时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情报理论与实务界在情报伦理道德领域的反思与政策调整。

4.1美国情报界的“隐蔽行动”传统与实践

所谓“隐蔽行动”,主要是指一国以被认为是本国所为的方式所采取的旨在影响某些政府、事件、组织或个人以支持其对外政策的活动{12}。通常也称之为“秘密行动”。由于“隐蔽行动”的开展主要依赖美国政府的意志,仰仗美国政府的资源与能量,因此带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和保密色彩,大多被美国政府列入极高的保密等级,难为世人所知。根据美国有关情报机构职能的法律规定,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绝大多数是由中央情报局制定并实施的。”{13}由于政治利益往往同社会道德伦理并不同步,因此,关于美国隐蔽行动的德道伦理问题,美国著名情报专家马克·洛文塔尔在其《情报:从秘密到政策》中就已经作了经典的批注:“隐蔽行动是一国对另一国事务的干预。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是隐蔽行动的合法性问题。在支持隐蔽行动的观点里,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防这样的概念用得最多。但是,极端地说,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犯罪者或目标,从而产生了霍布斯无政府状态[2]。”{10}413

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争霸的激烈对抗,迫于形势,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成为衡量一切政治行为的最高标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开始借助以中央情报局为核心的全球情报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大搞秘密情报活动。事实上,美国对苏联和华约组织的“隐秘行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冷战历史。美国这种长期的、大范围的、高强度的秘密行动逐渐演变成为美国全球争霸战略的重要手段和有力工具,甚至演变和上升为美国对外干预别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的重要对外战略政策。正是在历史大背景和现实政治利益的双重影响下,针对“隐蔽行动”的传统和实践,在冷战初期阶段,整个美国社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观点趋于一致。反映在美国情报思想领域就逐渐达成了这样的情报认知共识:“在大多数情报下,国会、司法部门、新闻媒介和公众一般不对以国家安全名义通告给他们的情况说三道四。”{14}最终,根据美苏争霸需要而不断强化和扩张的美国总统权力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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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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