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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及其影响
【作者】 刘启刚
【作者单位】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事犯罪侦查系{教授,博士}
【分类】 刑事侦察学【中文关键词】 认知偏差;侦查工作;作用机制
【文章编码】 2095-7939(2019)05-007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60/j.issn.2095-7939.2019.05.009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70
【摘要】

侦查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认知过程,侦查取证等侦查行为都是在侦查人员侦查决策的支配下进行的。受主客体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侦查人员在进行认知判断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认知偏差,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对侦查工作发挥着隐蔽而重要的影响作用。通过深入分析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对案件定性、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证据收集及侦查终结等侦查关键环节的影响,可以发现不同的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在不同层面对侦查工作发挥着消极的影响。厘清和确定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对侦查工作的影响机制,对于全面认识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基本属性和作用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消减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矫正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973    
  
  

1引言

侦查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认知过程,侦查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认知判断不断提出、加工和验证的过程。在侦查认知中,基于案件线索与证据收集和认知加工形成的侦查认知决策,由于直接指向侦查过程中重要事实认定、侦查证据收集、侦查方向确定,因此对侦查工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侦查人员对案件的认知因素在侦查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从侦查人员认知因素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侦查工作,特别是分析侦查人员决策过程中产生的认知偏差对侦查错误乃至侦查错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产生过程与主要类型

2.1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产生过程

根据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的理论假设{2},结合认知心理学对个体认知加工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个体的感知觉、注意、记忆等思维加工能力是有限的{3},个体的认知加工系统不可能对来自外部世界所有刺激信息都进行加工,并依赖严格的数理计算公理来做出标准严谨的概率决策。个体只能在符合自身认知加工特点和条件的前提之下,依赖有限的思维分析能力进行认知决策,并且这种决策过程还要受到内外诸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这也就导致个体在进行认知决策的时候容易出现脱离事实真相的各种认知偏差。借鉴严贝妮情报分析过程的研究结果{4},结合侦查工作的具体特点,可以将侦查认知及取证工作过程划分为证据信息收集阶段、证据信息整合阶段、证据信息评估阶段和决策反应阶段4个阶段,如图所示。其中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主要产生和发展与前3个信息加工阶段,具体体现为侦查人员根据案件的表面情况而收集了虚假和不全面的证据信息,在对上述信息进行整合论证的认知加工基础上,做出了与案件事实真相不符合的认知判断反应,也就是说出现了侦查认知偏差的结果。

(图略)

图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产生过程

2.2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主要类型

受侦查人员主体的认知能力有限、侦查工作客体的案件事实繁杂多变,以及侦查工作的环境容易产生干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侦查过程的不同环节和不同阶段,侦查人员均容易产生各种认知偏差。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心理机制,在侦查工作中也有其各自的典型样态。根据侦查人员认知加工的特点,结合侦查工作的具体特点,可以将笼统地将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划分为证据信息收集阶段、证据信息整合阶段和证据信息评估阶段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相关阶段的认知偏差都有其产生的心理机制及具体表征。分析侦查人员认知偏差产生的心理机制,厘清侦查人员每种心理机制在侦查过程中的具体表征,对于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特别是厘清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有一些阶段性的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某种认知偏差只能在某个阶段出现。实际上,很多认知偏差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甚至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现象,有的认知偏差甚至会贯穿侦查人员认知加工的全过程。在证据信息收集阶段,主要的认知偏差类型为代表性启发偏差和易得性启发偏差;在证据信息整合阶段,主要的认知偏差类型为首因效应偏差、近因效应偏差、晕轮效应偏差、晕轮效应偏差、锚定效应偏差、框架效应偏差、过度自信偏差、认知闭合需要偏差、损失规避偏差、动机性推理偏差、时间压力偏差和群体思维偏差;在证据信息评估阶段,主要的认知偏差类型为归因偏差、证实偏好偏差、沉没成本偏差、认知失调偏差和后悔厌恶偏差。我们以侦查证据取证的阶段来划分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心理机制与表征,是为了在理解侦查人员认知偏差时更有针对性。这种划分是以主要对应和理论假设为主要原则的。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偏差是认知心理学的概念,认知心理学在研究认知偏差时,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架构和严谨划分。对于认知偏差的研究,大多是结合一些个体认知加上的具体问题与表现进行分析与研究的。在开展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类型研究时,既借鉴认知心理学及相关研究主要与前沿研究进展,又结合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过程中认知加工的具体特点,从而梳理和分析与侦查工作关联比较密切的认识偏差类型,进而探讨和分析这些认知偏差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3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由于侦查人员是侦查工作的主体,其认知状态及结果直接指向具体的侦查活动,因此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对侦查工作存在消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关于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对侦查工作有哪些方面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全面深入地分析侦查人员认识偏差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对于有效认识侦查人员认知偏差的影响机制,进而有效应对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3.1对案件定性的影响开弓没有回头箭

案件定性是侦查机关对已经发生的犯罪案件,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和证据,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确定案件性质的过程。案件定性的确定对侦查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确定了案件性质,才能明确侦查方向,才能确定侦查重点,后续的侦查工作才有大致的目标与范围。如果案件性质认定模糊或者认定错误,就可能对侦查工作产生误导,使侦查工作陷入僵局,导致侦查错误甚至侦查错案的发生。侦查人员对案件定性的过程是侦查人员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和证据材料,结合以往的侦查知识经验进行认知加工和认知判断的过程。同样的案件线索和证据材料,侦查人员的认知加工不同,得出的认知结论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根据个体有限理性的理论假设,结合认知心理学关于个体感知觉、注意、记忆等认知思维加工过程存在局限的心理特性,侦查人员只能对案件有限的线索和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和加工。因此,个体选择哪些案件线索与证据材料进行认知加工,如何加工,对侦查认知决策的结果有重要的影响。侦查人员在对案件定性的认知决策过程中,如果存在认知偏差,且无法有效克服和纠正,就可能出现对案件定性不准甚至错误的侦查决策结果。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对案件定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受侦查人员的代表性偏差等认知偏差的影响,使侦查人员在案件定性过程中,片面地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案件刺激信息,而忽视了其他案件刺激信息。譬如在一起命案中,一个收粮食的站长被发现死于自家粮站中,现场勘查发现,粮站现场翻动较大,且存在财物丢失的情况的。对这样一起案件就有两种定性:一种是定性为盗窃杀人,一种是定性为抢劫杀人。具体何种定性,侦查人员之间也产生了分歧。案件两种定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定性为是盗窃杀人,那么侦查的方向和重点就应当是从那些有盗窃前科人群中进行重点摸排;如果定性为是抢劫杀人,那么侦查的方向和重点就应当是从那些有抢劫前科的人群中进行重点摸排。由此可见,案件定性在本案中看似差别很轻微,其实落实到具体的侦查工作中,还是会有重大影响的。根据现场的足迹凌乱及物品变动破坏较大等情况,部分侦查人员根据这一证据信息认为,该案应当定性为抢劫杀人。也就是说,侦查的方向应当重点从那些有抢劫前科的人群中进行重点摸排。这种对案件性质认定的决策是否正确,或者说这一决策是否存在认知偏差呢?通过进一步勘查现场,收集相关证据发现,之前的认知决策忽视了现场中一个非常重要刺激信息,或者说在侦查决策中没有将这一刺激信息纳入到认知决策的依据之中,造成侦查决策出现了认知偏差。通过认真勘查现场发现,现场的一个抽屉里面有喷溅的血迹,然而侦查人员在勘查现场的时候,发现抽屉是闭合的。根据案件现场的这一情况,再结合案发时间为半夜这一线索,前期做出的案件性质是抢劫杀人的结论无疑是不准确的。综合本案所有关键的线索与证据情况,本案应当是一起由盗窃转化的杀人。得出这一侦查决策的基本依据是:犯罪嫌疑人在半夜进入现场后,此时被害人正在熟睡,犯罪嫌疑人翻动抽屉等现场的财物,无意中惊醒了被害人,而此时抽屉已经拉开,由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发生打斗,犯罪嫌疑人在打斗中将被害人杀害,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的血迹喷溅到已经拉开的抽屉里面的面板上。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杀害后,将抽屉中的财物拿走,并随手关上了抽屉。据此分析,本案应当是一起由于盗窃转化的杀人,侦查的重点和范围就应当是有盗窃前科的犯罪嫌疑人。通过侦查,很快从有盗窃前科的人群中抓获了一名和本案存在重大关联的犯罪嫌疑人,该名犯罪嫌疑人交代的作案过程和前面对案件性质与作案过程的分析基本一致。由此可见,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对案件性质认定是否准确有重要影响,如果在侦查决策过程中片面地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案件刺激信息,而忽视了其他案件刺激信息,就有可能导致错误的侦查决策,并严重影响后续侦查行为的效果。在很多案件中,因为案件反映出来的情况和当事人的前科或日常行为劣迹存在联系而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开展侦查,并进而导致侦查错案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侦查人员在对案件性质认定的时候,仅从案件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线索与证据信息,进而快速认定案件性质,并因此作为圈定犯罪嫌疑人的手段,这种粗略和不全面的侦查认知加工方式很容易导致侦查认知偏差,并由此带来错误的侦查后果。

第二,受侦查人员易得性偏差和首因效应偏差等认知偏差的影响,使侦查人员在案件定性过程中,倾向于依赖最先和最容易进入头脑的信息作为对案件性质进行侦查决策依据,而不愿去进行深入思考,深入去分析和努力去思考表面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的更复杂的东西。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人员都会从案件现场中提取那些自己最感兴趣的线索与证据等刺激信息。譬如,对于命案因果关系的推论,侦查人员会首先确定被害人是谁,然后围绕被害人排查可疑的矛盾线索,从而得出对案件性质判断的结论。这种认知决策依据的是大脑中已经有的认识,并根据案件中展现出来的信息进行验证,忽视了案件背后隐藏的其他可能性,容易导致对案件性质认定出现偏差甚至错误。譬如,如果女方被害,而进一步调查女方和自己丈夫感情不和,且和他人存在婚外情,这样的几个命案信息进入侦查人员的思维后,侦查人员就会很容易得出犯罪嫌疑人因情感纠纷报复杀人的案件性质界定。杜某武案件就基本属于这种情况,由于被害人王某湘是杜某武的爱人,她和王某波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在两人被杀害于警车后,这两方面的案件信息最容易进入侦查人员的视野,由此推导出杜某武因发现自己爱人和其他人有婚外情,愤而报复杀人的案件性质认定。后续的侦查行为基本都是围绕这一案件性质认定展开的,由于这一认知偏差的存在最终酿成了侦查错案。

第三,受侦查人员过度自信、动机性推理等认知偏差的影响,使侦查人员在案件定性过程中,对根据侦查初期有限的案件信息对案件性质做出的界定抱有过度的自信,从而使得后续的侦查活动都是对以往对案件性质侦查判断的验证,一些与以往案件性质判断有关的线索与证据会被格外重视,而否定以往案件性质判断的线索与证据则会被忽视或漠视{5}。从侦查的实际情况来看,侦查人员在侦查初期,面对不确定的案件情况,掌握的线索与证据信息也不够全面,有的甚至还没有完全核实,但侦查工作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快速形成对案件性质的明确判断,从而指引下一步的侦查工作。过度自信的侦查人员一般会对自己做出的案件性质判断形成自我认可的态度或观点,坚信自己依照自己的能力、素质、知识和经验所做出的案件性质判断肯定是正确的,依照自己的对案件性质判断采取的侦查措施也会取得预期的结果。由于对案件性质的判断对后续侦查工作有重大影响,因此如果侦查人员持有过度自信等认知偏差,就可能会导致对案件性质的判断就会出现重大偏差,不仅使侦查人员对犯罪事实的认识有重大判断失误,而且会对后续侦查工作产生不利的引导。侦查人员对案件性质过度自信等认知偏差,使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时偏重于收集支持其对案件性质判断的相关证据,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其对案件性质判断的自信心,从而使初期形成的有误的案件性质判断被不断强化,如果不被及时强有力的纠正,就会对整个侦查工作产生严重的影响后果。

由此可见,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对侦查工作中案件性质的判断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作为侦查工作起始的重要关节点,对案件定性的判断如果存在认识偏差将会使后续的侦查工作被误导,相关的侦查时间、侦查资源、侦查人力等都会被投入进去,随着侦查时间的延长,侦查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这又会引发侦查人员沉没成本偏差。也就是说,由于其他认知偏差导致对案件性质的误判,如果一旦形成且不能被强力纠正,在沉没成本等其他认知偏差的影响下,会在后续的侦查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对案件性质误判,使相关纠正越来越困难,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之下,就很容易酿成侦查错误乃至侦查错案。

3.2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的影响

在侦查工作中,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是侦查工作的重大突破。在传统破案思维模式中,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并及时抓获犯罪嫌疑人,意味着侦查工作从背靠背转向了面对面,案件就获得了侦破,侦查工作由此就会转入下一个证据补充和完善的阶段。由此可见,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对于侦查认识及侦查行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认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只是表明犯罪嫌疑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并不能绝对认定犯罪嫌疑人就是作案人,还需要通过讯问等后续的侦查取证措施来进一步完善证据链。也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的认定是侦查人员在对以往收集的案件线索和证据等刺激信息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的侦查认知判断。从理性的角度分析,由于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侦查人员应当是根据充足的线索与证据等刺激信息,在进行严谨细致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做出的认知判断,应该有较高的准确率。然而,认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只是侦查的一个阶段,对案件的证据收集还远未完成,因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存在诸多模糊和不确定之处。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的认知判断就有可能因为认知偏差而出现问题,或者说,由于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被错误认定,并对后续的侦查工作产生消极影响。

当刑事案件发生后,在初步勘查现场及收集相关线索与证据后,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成为侦查工作的当务之急。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定是侦查人员在对以掌握线索和证据等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依照一定的逻辑规则进行认知加工进行判断而得出的{6}。这一过程中,相关认知偏差的存在使得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定出现偏差甚至是错误。由于侦查人员认知偏差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出现误判的严重表现就是将无辜者认定为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一过程在侦查认识上是如何运行的呢?在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人员就会结合案件事实排查相关矛盾线索。侦查人员如果依据过去的相关经验对现在侦查中的情况进行归类,就会出现忽视基础概率的认知偏差现象。譬如,一起性侵案发生后,侦查人员要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侦查人员除了依据相关证据进行筛查外,就是寻找可能的嫌疑对象中谁最有可能和案件产生关联。如果在排查过程中,发现李某游手好闲,曾有过调戏妇女,偷看女人上厕所等耍流氓的行为,在其他排查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李某如果无法对自己不是犯罪嫌疑人提出强有力的旁证,侦查人员就很有可能将其列为性侵案的重点犯罪嫌疑人。那么,为什么李某会在没有明确而直接的证据涉案的情况下,会被认定为是犯罪嫌疑人呢?关键就在于侦查人员结合性侵案的一般特征对李某进行了归类和推理。由于李某有和性侵案相关的行为劣迹,所以李某就是性侵案的犯罪嫌疑人。在理智理性分析下非常荒唐的一种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的结论,会成为侦查人员坚定的认知判断。实际上,按照科学的概率性推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李某是合法公民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其是作案人的可能性。侦查人员的这种侦查认知偏差很有可能导致无辜者被认定成为犯罪嫌疑人。

由于侦查人员的认知偏差,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很多符合犯罪事实特征的犯罪嫌疑人就可能被认定为作案人。对于犯罪案件而言,侦查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譬如可以通过指纹、足迹、DNA、被害人和证人指证等手段直接认定犯罪嫌人。在线索和证据比较模糊和不明确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就会根据以往的知识经验结合主要的案件事实进行排查,而和案件事实存在模糊关联的人就很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这实质上是一种缺乏坚实事实和认知逻辑的认知偏差。对于性犯罪而言,那些有性犯罪前科,或者和被害人存在异常男女关系,或者平时存在作风不检点的人就很有可能被侦查人员认定为是犯罪嫌疑人;对于暴力类案件,那些有过暴力犯罪前科,或者平时就有好勇斗狠的行为劣迹的人,就容易被侦查人员认定为暴力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对于侵财类案件,那些平时就游手好闲,愿意贪图小便宜,甚至有过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同样容易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这种认知判断从表面上看似符合情理,然而这种认知判断在认知决策时忽视了概率性推测逻辑。在没有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表面的外在特征就认定犯罪嫌疑人身份,这在认知判断上是存在巨大风险的。在很多侦查错案中,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自身特征和案件存在一定的模糊关联,而被认定为是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思维逻辑的主导下,围绕犯罪嫌疑人是作案人的证据收集就会“有序”展开,侦查人员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常使犯罪嫌疑人很难自我辩解。即便犯罪嫌疑人为自己提出种种辩解开脱,但在侦查人员代表性启发偏差等的影响下,其相关辩解反而会增加其嫌疑,被侦查人员认定为“态度不老实”。如在陕西渭南高某发强奸杀人案中,其因有性犯罪前科,被侦查人员认定符合作案的一些关键特征,进而得出高某发是重点犯罪嫌疑人的认知判断,即便有9位同村村民作证案发时高某发和他们一起开会,没有作案时间,这些证据信息仍然被侦查人员所忽视。高某发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后,被侦查机关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进行了讯问,被迫按照侦查人员的提示与诱导“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根据唐丰鹤对61起刑事错案的分析研究发现{7},在所研究的61起刑事错案中,有8起案件因相关人群存在和案件相似的犯罪人特征而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身份并最终导致侦查错案的发生,约占研究样本的13%:陕西高某发因性犯罪前科被认定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甘肃杨某明、杨某礼、张某静因有吸毒、打架斗殴等前科而被认定为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湖北艾某东因在日常生活中偷看女性上厕所等作风不检点的行为而被认定为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湖南杨某银因存在其他违法前科而被认定为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湖北杨某发因在侦查人员的调查中被反映平时行为不检点而被认定为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广西卓某坤因有盗窃前科而被锁定为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贵州高某举、谢某勇因有盗窃前科而被认定和杀人案存在重大关联;河南张某风因其在日常生活中出手大方、无所事事、嗜好赌博、行踪不定,且经常和一些身份可疑的人厮混而被认定为抢劫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从以上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的侦查错案可以看出,相关人群被侦查人员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大多是自身存在一些劣迹,尤其是存在一些和犯罪事实存在相似特征的劣迹。侦查人员将两者存在模糊相关上升为因果关系,根据他们身上有这些和案件相关的可疑特征,推断他们就是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这种认知推断在逻辑推理上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容易因为认知偏差而导致侦查判断错误。侦查人员出现此种侦查认知决策失误的一个隐含的原因在于,侦查人员没有从对案件事实中收集到关键和有效的线索与证据,或者没有对案件收集到的线索与证据和犯罪嫌疑人身份证件的真实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仅根据对案件事实的感性认知,结合自己以往局限性的知识经验,在进行粗略的认识加工的基础上,即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进行了认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因认知偏差而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身份出现认知判断失误就在所难免的了。当然,要求侦查人员在每次案件侦查中都能一次性地得出犯罪嫌疑人身份的认知判断是很困难的,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的所有侦查认知判断都是需要通过侦查实践检验而不断进行修正与完善。问题就在于,在有情况下,侦查人员在因认知偏差而得出错误的犯罪嫌疑人身份后,在后续的侦查工作中,侦查人员又因晕轮效应、锚定效应、框架效应、时间压力、群体思维等认知偏差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了最初对犯罪嫌疑人身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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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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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锦英.决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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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贝妮.情报分析中的个体认知偏差及其干预策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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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启刚.侦查假设在情报分析过程中的提出、应用与验证[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8(2):22-26.

{7}唐丰鹤.错案是如何产生的?——基于61起刑事错案的认知心理学分析[J].法学家,2017(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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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均平.侦查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的诊断与修正[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34-46.

{10}黄士元.刑事错案形成的心理原因[J].法学研究,2014(5):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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