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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责任探疑
【作者】 周海浪【作者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23【页码】 3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4701    
  一、罪名沿革
  污染环境罪,是刑法修正案(八)修改的罪名之一。它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近年来,一些地方为获取眼前利益,不惜采取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生产模式,对当地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损害。2012年年初爆出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1}龙江河水质重金属超标80倍,镉泄露量约20吨,波及河段长度约300公里,在国内历次重金属环境污染事件中都是罕见的。2012年5月17日,“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案”一审宣判,7人因犯污染环境罪获刑。{2}
  为保护国家环境资源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1997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设置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该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应该说,1997刑法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在当时基本满足了惩处污染环境犯罪的客观需求,弥补了环境污染犯罪的刑法空白。但在司法实践中,该规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入罪门槛过高、污染物范围过窄、因果关系难以判断等问题。为有效弥补这一缺陷,刑法修正案(八)从保护民生、促进科学发展的角度出发,对该罪进行了修改。修改的刑法条文演变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罪的罪名也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演变为污染环境罪。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对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责任的研究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一问题也是当前存在争议的话题。
  二、争议焦点:是故意还是过失
  刑法修改前,该罪罪名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学界基本上都将本罪划分到过失犯罪的范围。{3}刑法修改后,该罪罪名演变为污染环境罪,关于本罪的主观责任形态也发生了分歧,出现了过失说、故意说和混合说三种观点。
  (一)过失说
  持过失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既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过失是相对于严重污染环境而言的,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这种后果的发生。一般而言,行为人对污染行为的性质是有明确认识的,只是因为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严重污染后果的发生,才成立本罪;如果行为人对严重污染后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态度,则应按照相应的故意犯罪论处。{4}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在比较污染环境罪与危险物品肇事罪时还指出:污染环境罪的行为人排放、倾倒或处置等实行行为是明知故犯、有意为之,只因其不是希望或放任严重污染后果的发生,才成立过失犯罪。{5}还有学者指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究其根据,其一,在该罪两个档次的法定刑中,第一档法定最低刑是单处罚金、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第二档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对照刑法分则其他条文就不难发现,这种立法例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并没有区别。其二,如果该罪的罪过形式可以是故意的话,这与法定最高刑仅为7年的设置不相匹配,既达不到有效惩治故意实施此类犯罪行为的刑罚目的,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该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这里的过失,是就污染后果而言的,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则不排除故意。”{6}
  (二)故意说
  持故意说的学者认为:本罪原本为过失犯罪,但经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本罪的责任形式应为故意。{7}
  (三)混合说
  持混合说的学者是根据刑法修正案(八)所作的论理解释,即本次修正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矫正刑法对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罪过的认识偏差,这也就不难探明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在于:使经过修正后的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8}当然,该学者也不同意这种混合说,只是认为在刑法没有修改前,仍应予以遵守。混合说采取了“双重罪过”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以行得通,如果一个犯罪既可在故意心态下实施,又可在过失状态下完成,那么理论界关于故意与过失的区分便没有任何意义,刑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内容也就沦为具文。因此,混合说不应予以考虑。
  三、过失说的缺陷
  通过前文论述可以发现,混合说由于其明显的缺陷,应该予以排除。关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责任只能在故意说和过失说予以选择。将持过失说学者的观点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是故意的,是明知故犯、有意为之,但对危害结果则并非希望或放任的态度,所以是过失犯罪;另一方面,从该罪的法定刑来看,与一般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可以据此断定本罪的责任形式应该为过失。显然,持过失说的学者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一方面,过失说必然导致双重罪过。根据持过失说学者的观点,行为人对污染行为是明知的态度,对危害结果却不是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因此行为人的主观责任应该是过失。按照此种观点,那么所谓的过失说,实质上就是双重罪过的变形,即:对行为的故意,对结果的过失。但双重罪过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第一,主观责任的判定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既需要关注认识因素,又需要关注意志因素。同时,必须“反对仅仅根据对行为的认识、意志态度与仅仅根据对结果的认识、意志态度来区分故意、过失的观点”。{9}第二,在污染环境罪中,持过失说的学者已经认定了行为人实施污染行为时是明知故犯、有意为之,即其主观方面是故意,那么其对结果的态度是否必然是希望或者放任呢?有学者就指出:行为人对违反国家环境保护规定可能是出于故意,但不能把这个故意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结果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混谈,故不能认为故意违反规定就是故意犯。{10}在污染环境罪中,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无疑是故意,其实施排放、倾倒或处置污染物的行为也是故意,行为人在实行这一系列行为时,必然能认识到行为的后果,否则就不符合常识,那种认为对结果的发生不是故意的观点实为一种诡辩,是难以成立的。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仍然属于明知状态,只不过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比如追求经济利益的驱使,其对结果的发生有放任乃至希望的态度。第三,假设双重罪过的观点成立,但持过失说的学者不能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为何对行为是故意,对结果是过失,行为人最终的主观责任就是过失。
  另一方面,以法定刑幅度推断犯罪的主观责任是值得商榷的。不可否认,一般而言过失犯罪较故意犯罪的法定刑更低,但出现这样的局面是由犯罪本身的特质决定的,即过失犯罪较故意犯罪的主观责任更轻。第一,持过失说的学者认为“这种立法例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并没有区别”,但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例如,刑法规定的工程重大责任事故罪,其法定刑幅度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与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幅度就不同。相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由此可见,污染环境罪与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是有区别的,进一步讲,不能根据污染环境罪与一些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相似就将其归入过失犯罪的类型之中。第二,持过失说的学者认为“如果该罪的罪过形式可以是故意的话,这与法定最高刑仅为7年的设置不相匹配,既达不到有效惩治故意实施此类犯罪行为的刑罚目的,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一观点在笔者看来也是不成立的。如果持过失说的学者或者所有的刑法研究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解决问题,那么就不会出现所谓罪刑不相适应的疑惑。第三,刑法条文采用“罪状+法定刑”的表述方式,但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责任是故意还是过失或者说判断某一犯罪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只能依据罪状的描述,尽管一般情况下过失犯罪的法定刑低于故意犯罪,但绝不能得出法定刑较低的就是过失犯罪的结论。
  四、采纳故意说的理由
  (一)文义解释的理由
  当刑法分则未对犯罪的主观责任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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