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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法律解释的限度
【英文标题】 The Limit of Legal Interpretation【作者】 魏胜强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治;法律解释;限度
【英文关键词】 rule of law;legal interpretation;limit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2)05-0049-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5
【页码】 49
【摘要】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英文摘要】

The rule of law does not oppose interpretation,and there is a mutual progress between rule of law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 But the rule of law opposes excess interpretation,and it requires that legal interpreta-tion must be controled under some limit. The unitive standard of the limit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does not exist,for the limit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are ruled by law. The status of rule of law, such as the status of law, the tradition of legal culture, the background of rule of law, restricts the limit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ur status of rule of law decides that we should switch unrestricted interpretation to rig-id interpretation and switch power-maintenance interpretation to right-protection interpretation. Rigid interpre-tation in formal and right-protection in essential are the limit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hat our rule of law re-quir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2008    
  不知道是因为学者们对法律解释问题认识得越来越深入,还是因为我国的法治建设确实离不开法律解释这一环节,学界对法律解释总是持一种倍加赞赏的态度,并且希望通过法律解释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然而近来,陈金钊教授连续发表的一系列“法治反对解释”的文章,引发了一些学者对法律解释限度的思考。本文沿着“法治反对解释”的话题,对法律解释的限度进行探讨。
  一、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在一定限度内进行
  陈金钊教授关于“法治反对解释”的论述,基本观点在于解释可能引起法律原意的丢失,而我国正处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需要通过严格法治来构建法律秩序{1}。他认为,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是追求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司法克制主义的要求,是严格法治的原则之一;反对解释在当代主要体现为反对法律人对法律的过度解释{2}。他提出,对强行性规则反对解释,在法律的模糊和阴影部分进行有限的解释,行政法制反对解释,司法法治反对过度解释{3}。范进学教授对此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法治反对解释”是一个假命题,“认真对待法律规则”并不能成为“法治反对解释”的理由,对强行性规定也不能反对解释,最终他得出结论说,解释之于法治不是解释与否而是如何解释{4}。陈金钊教授针对范进学教授的质疑,对“法治反对解释”的命题又做了进一步的诠释{5}。陈金钊教授从维护法律的安定性、构建我国法治秩序的视角出发,反对过于解释法律。范进学教授对陈金钊教授在论述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驳,但并没有否定陈金钊教授最根本的观点。从两位教授的文章看,他们的核心观点实际上是一样的,即他们都坚持法治并不反对解释,而是反对过度解释。两位教授的争论,使人们重新思考法治与法律解释之间的关系。法治与法律解释之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认为,一方面,法治离不开法律解释的推动;另一方面,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
  法治离不开法律解释的推动,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从法律自身来说,法律具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不少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经过解释才能用于个案,这已经为学界所公认。而法治的实现就表现为法律在社会中得到贯彻实施,法律成为人们最根本的行为准则。如果法律离开解释,将会成为僵死的教条,丧失生机和活力,自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规范行为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从法治的形成过程来看,离开了解释的法治也难以成为真正的法治。事实上,那些人治或者专制国家往往反对解释。比如罗马帝国制定的《国法大全》,是古代立法上的伟大工程,但限制了法律解释的进一步发展,并为专制统治扫清了道路。“优士丁尼帝担心,如果任凭法学者对法典自由解释,势将重新燃起争论,其结果有损害自己作为绝对权力者的权威的危险,因此明令严禁对法典进行解释。”{6}虽然禁止解释法典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对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建立专制统治非常有利。东罗马帝国最终抛弃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民主而成为专制主义国家,尽管跟它受东方专制主义思想影响等各种因素有关,但反对解释法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在走向封建专制的时候,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也严格限制对法律的解释[1]。近现代西方国家走向法治,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法律解释的发展。英美国家一开始就主张法官解释法律。早在美国开国之时,美国民主制度的创立者汉密尔顿就认为,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增强司法部门的权力,以实现三权之间有效的牵制,维护民主和法治,赋予法院法律解释权就是其中之一。他宣称:“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7}一开始极力反对解释的大陆法系国家,反对解释主要体现在它们制定的自以为很完美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而这两部法典都是在开明专制统治时期制定的。随着它们法治建设的进步,法国和德国最终都承认了法官一定限度内的法律解释权。由此可见,法治与法律解释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法治的进展始终离不开法律解释,甚至可以说,法律解释兴则法治兴,法律解释衰则法治衰。因此,法治不但不会反对解释,反而会和法律解释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发展的关系。
  法治反对的是过度解释。陈金钊教授说:“立法追求规范意义的确定,司法追求判决结果的确定。这种解说实际上是从解释学意义上阐释严格法制的。因为法律人一旦摆脱法律文义的约束,法律就成了没有意义的摆设;而一旦过度解释,法律就成了任意的帮凶。”{8}范进学教授进一步指出:“法治之于解释,不是不需要解释,而是必须解释,所以,法治不反对解释,法治反对的是过度解释。”{9}由此看来,两位教授尽管有很大的争论,但他们其实都反对的是过度解释。法治反对过度解释,强调的是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成文法在适用中都需要解释,事实上需要解释的成文法并不多。根据解释学原理,任何法律在适用过程中都必须经过法官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三位一体的过程,离开理解和解释便不能适用法律。但这只是从理论上说的,实践中法律未必果真需要解释。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成文法的含义是确定的,是没有多大分歧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意味着立法者的能力太低下了,而且法律并不能发挥它所具有的规范作用。实际情况是,立法者的能力并不比法官低,法律也确实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指引、预测、教育、评价等规范作用。我们相信,几乎没有哪个正常人在故意杀人后会考虑刑法中关于故意杀人的条款是否适用自己,也几乎没有哪个法官会认为刑法中关于故意杀人的条款不经过解释不能适用于一般的故意杀人案件。生活中发生的大部分案件,其实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已经考虑到并在法律中加以调整的案件,法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即使需要解释,也不过是进行最基本的字面解释罢了。如果我们忘记法律自身的确定性而过于强调法律解释,则不但会降低司法的效率,而且会危及法律的安定性。另一方面,法律解释具有明显的创造性和价值取向性的特征。因为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创造,而且是解释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对法律的意义进行取舍后所进行的创造。对于这种创造如果不加限制,则法律文本所固有的意义可能会被解释得荡然无存,法律就变成了法官手中可圆可扁的橡皮泥,特别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或者在法律出现模糊时,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相当一部分案件的一审和二审在判决结果上完全不同,是由法官对法律做了不同的解释引起的。毕竟,法律解释的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每一种解释结果都可以被证明是成立的,这就给法官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法官的任性和专断提供了可能。由此发展下去,不但法律的安定性难以保障,而且法律还会面临着事实上被束之高阁的危险,法治建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总之,在法治建设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法律解释的功能,通过法律解释推动法治的进步,也要把法律解释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不能过于推崇法律解释而忽视法律自身的存在,更不能以法律解释取代法律。陈金钊教授强调文义解释应当在法律解释的方法中优先应用,也是这方面的考虑。他进一步指出:“文义解释的优先性还可以表述为:无需解释的事项不许解释。当法律规定明白无误时,人们没有理由拒绝应用。明白无误的法律词语还有一个排序:在立法没有明确赋予某词特定含义的情况下,如果在词语的生僻含义与常义之间进行选择,应坚持常义优先;当法律所用词语法律条文有明确规定时,法律规定之义应优于该词语的常义;当法学界对某一词语已赋予特定含义时,应按照法学术语的共识进行解释;当遇到法学外专业问题需要解释时,一般应优先考虑专业术语的特定含义。”{10}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应用,正是对法律解释的限制。法律解释只有被限制在一定程度内,才能维护法律的安定性,确立法律规则的神圣性,形成法律信仰,最终实现法治。你怀了我的猴子
  二、法律解释的限度受制于法治建设的状况
  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在一定限度内进行,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个限度呢?有人强调,法官应当坚守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比如陈金钊教授认为:“从我们主导的观点来看,法治反对解释实际上是坚持司法克制主义。……尤其是在没有严格法制根基的国度,司法能动主义很可能会造成法制的流产。”{11}王国龙先生也提出:“法治尤其是严格法治主义要求捍卫法律文本的含义,这一要求表现在司法解释的姿态上就是主张司法克制主义的司法立场,反对司法能动主义。”{12}这种说法并没有解答我们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限制主义本身都比较模糊,不好确定;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基于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而进行的法律解释不但没有破坏法治,反而促进了法治的发展。范进学教授认为,法治反对过度解释与坚持司法限制主义还是坚持司法积极主义(范教授认为judicial activism译为“司法积极主义”比译为“司法能动主义”更符合美国司法实践与传统)关系不大。他说,自1937年以来,运用积极主义方法所扩展的宪法权利有黑人的平等权、少数人群体的言论与宗教自由权利、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以及妇女的堕胎权利等。由此他认为:“司法积极主义的宪法法律解释实践是合乎社会进步之趋势的,并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接受和历史的认可。……的确,运用司法积极主义方法既产生过伟大的判决,也产生过糟糕的判决,然而从整个历史的长河看,如果没有司法积极主义,美国社会可能会更加不幸!”{13}显然,美国的法治进程与美国坚持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有一定的关系,坚持司法克制主义,反对司法能动主义,并没有揭示法律解释的限度。
  那么,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有没有明确的标准呢?进一步说,有没有什么因素在制约着法律解释活动,使其只能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内?通观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法治国家法律解释的状况,我们会发现它们解释的限度也不相同,很明显,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解释活动非常活跃,解释已经变成了“造法”,有些法律制度甚至就是法官创造出来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法治的发展。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解释受到严格的控制,而它们同样成为法治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的确,世界上各个法治国家并不存在具有统一标准的法律解释的限度,不同国家法律解释的限度各异,但这种限度都是该国法治所能接受的。于是,探索法治国家法律解释的限度,实际上就转化成了探索法律解释限度的决定因素。我们认为,尽管不同法治国家对法律解释的限度有不同的要求,但总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法律解释的限度,这些因素其实就是法治建设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法治建设状况,就有什么样的法律解释需求,进而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解释的限度。法治建设的状况是一个宏观的概括,如果把它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与法治建设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建设法治的起点和基础。
  法律自身的状况是法治建设最基本的状况,毕竟法治是确立法律在社会调控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一个国家的法律状况如何直接决定这个国家能够建设成为什么样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健全完善,法治建设就会有比较好的起点,如果法律制定得很糟糕,想建设法治都不可能。在涉及法律解释限度的问题上,法律自身的状况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法律制定得非常严密,从微观上说法律规范用语准确,意义明确肯定,从宏观上说完美的法律构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解释就能应用,那么这种法律状况就会限制法律解释活动,法律解释只能在狭隘和局促的空间进行,甚至被禁止。《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正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制定得太完美了,法官稍微创造性的解释都会受到严格限制。而英美国家则相反。英国的法律主要不是成文法,成文法直到今天也不发达,这种状况决定了英国走向法治的时候必须依靠法律解释的大力推动,离开了解释法治建设将难以为继。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导致英国在立法时总是给法律解释留下非常大的空间,很多法律如果离开法律解释就无法实施。“甚至这些立法,也只能借助于不成文的普通法背景才能理解,因为它们使用的概念和范畴都以法院发展起来的权利和原理为其前提。1925年《财产法》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除了涉及其他问题,这个制定法构成了对英国土地法的根本改革和简化,但通篇使用的是普通法中传统的基本概念,而在这个领域里,它们是特别老式的。因此,外国的法学者会感到这个制定法无异于一部天书,除非他掌握了英国土地法的基本概念;而这项法律本身并没有对这些概念作任何解释。”{14}美国虽然成文法比英国发达,但其成文法的立法水平也不能和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英美国家法律自身极度不完善的状况,决定了法官必须大幅度地解释法律。显然,欧洲大陆国家和英美国家法律解释的限度有如此大的差别,首先取决于它们的法律状况有着极大的差异。
  法律文化传统对法治的影响非常大,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总是在自己特定的法律文化传统影响之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法律文化传统就会有什么样的法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由于法律文化传统差别非常大,它们建设法治的道路明显不同。大陆法系深受罗马法律传统的影响,理性主义的思维占主导地位,因而大陆法系国家总是希望制定完美无缺的法典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比如德国18世纪末制定的内容极为庞杂的《普鲁士邦法》,就明显地受到了理性主义的影响,它的颁布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是法国启蒙哲学的追随者,他相信人的理性能够制定足以解决社会上所有问题的逻辑严密的规则体系。法学家们也是理性主义的迷信者。“这里,理性法渐渐脱离了一般的哲学起源而拓展成为一种有教育意义和教学意义的私法原理体系。普芬多夫(Pufendorf)、托马斯(Thomasius)和克里斯坦·沃尔夫(Christian Wolf)乃是最杰出的系统化专家,他们总是以严谨的、逻辑数学的演绎从最一般的、有牢固理性法基础的基本原理中获得最具体的个别法律规定,以致于其法律制度就像是完全艺术化分类的、系统而明确设计的建筑。理性抽象的思维方法愈来愈渗入到大学里面,它为寻求学理上的概念和逻辑上博弈自由制度的设立所做的努力常常要多于它寻求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而现代学说汇纂实用—虽然如此笨拙迟钝,不明确并经常过时—却毕竟还曾是有意识地维系了这种联系。”{15}在这种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大陆法系国家既不相信完美的法律需要法官解释,也不相信法官的解释能够比立法者的立法水平更高,自然会严格限制法律解释活动。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则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英国在诺曼征服以后,由于原来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习惯法发达,英王并没有制定完备的法律进行统治,而是委派法官进行巡回审判,这就使经验主义思维在英国法律中占主导地位,并形成了遵循先例的传统。时至今日,英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遵循先例制度,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判例法国家。“法院必须考虑根据被适用的法律的上下文或者同一部成文法的其他相关部分的解释而形成的司法先例。”{16}在普通法近千年的发展史上,法官一直通过解释法律来推动法律的发展,这种做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律解释的推动,英国的法律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因此,今天英国的法治只能是极力推崇法律解释的法治,任何改变或者限制法官解释法律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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