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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州学刊》
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英文标题】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Disposal Cost Approach in Environmental Criminal Justice Practice
【作者】 李挚萍刘畅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虚拟治理成本法;司法实践;环境犯罪
【英文关键词】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virtual disposal cost approach; judicial practice; environmental crime
【文章编码】 1003-0751(2019)02-008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86
【摘要】

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入罪的难点在于损害数额及入罪量刑标准难以确定。虚拟治理成本法是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推荐的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主要方法,通过考察与之相关的刑事案件,可以发现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混淆生态利益与财产利益,以“公私财产损失”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定性等问题。我国应及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入罪量刑标准,在制定标准时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损害的复杂性、行为人对危害后果的认识能力等因素。

【英文摘要】

The 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the crime of damaging action agains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riminal law include quantifying the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etermining amount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The virtual disposal approach is a main method recommended by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o calculat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amount.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evant criminal cas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is confusion of ecological interes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in the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s defined by the public property loss. We should clarify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of damage action agains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onsider comprehensively the complex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the cognition ability of the perpetrator of the harmful result in formulating the standar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241    
  

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入罪引发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6月19日起施行,以下简称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未将生态环境损害作为入罪量刑的考量因素。2016年修订的该司法解释(2017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2016年“两高”司法解释)第1条第10项将“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作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列入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第3条第6项将“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作为“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列入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标准。这一变化体现了司法机关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化。但笔者进行相关检索发现,2016年“两高”司法解释施行以来,司法实践中尚未有案件将生态环境损害作为入罪量刑的考量因素。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1],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理念如果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落实,不仅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还会对环境法治产生不利影响。为使生态法益从立法走向司法,避免生态法益被精神化,必须构建生态环境损害的可测量化控制机制。[2]生态环境损害“量”的判断涉及社会共享性利益的整体把握,除了对具体利益进行量化统计,还需要以此为基础对生态系统的退化情况进行综合衡量。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3]为便于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原环境保护部2014年制定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以下简称“第Ⅱ版方法”)附录A第2.3条专门规定了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恢复评价指标等情形。这一评估方法已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运用。[4]

虚拟治理成本是指,已经排放的污染物如果在排放前予以治理所应花费的成本。其计算公式为:虚拟治理成本=(污染物排放量×单位虚拟治理成本)[5]。由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鉴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依据是现实中并未发生的污染治理措施,所测量的法益具有一定的拟制性,因而各界对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是否可以将虚拟治理成本认定为危害后果存在争议。[6]这反映了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刑事责任确定之困难。随着2016年“两高”司法解释的实施,如何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刑事责任已成为环境刑事司法的一个瓶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考察法官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裁判逻辑。本文以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涉及这一方法的司法文书进行实证解析,为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刑事责任提供思路。

二、环境刑事案件中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概况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Open Law数据库中分别以“虚拟治理成本法”“治理成本法”[7]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不限定时间范围,共获得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刑事司法文书29份(统计时间截至2018年11月22日)。经整理剔除重复信息并对同一案件的不同审级进行并案处理后,涉及虚拟治理成本法的环境犯罪案件有26起。[8]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充分性,笔者在北大法宝网上进行了同样条件的检索,通过对检索结果的对比,可以认为上述数据基本穷尽了可公开获知的相关案件信息。基于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情况如下。

1.案由分布

实践中,同一污染行为往往导致多个环境要素受到损害,本文将这种情形界定为“综合污染”。考虑到实际鉴定评估中并无“综合污染”一项,而是针对具体的环境要素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对“综合污染”情形中的具体受损环境要素通常不作明确区分,为更清晰地表明司法实践中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运用范围,本文将相关案件中“综合污染”涉及的环境要素进行拆分统计,得出了虚拟治理成本法涉及的污染类型分布情况。[9]统计分析发现,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与水体污染的相关性最高,与土壤污染的相关性较高,与大气污染的相关性最低。

2.地域分布开弓没有回头箭

检索出来的26起案件分布在10个省份。其中,山东省有12起,占比约46.2%;江苏省有4起,占比约15.4%;河北省、广东省各有2起,分别占比约7.7%;天津市、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浙江省、甘肃省各有1起,分别占比约3.8%。这些数据表明,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主要集中于个别省份,存在明显的地区分布差异。

3.时间分布

检索出来的26起案件的立案时间与裁判时间的统计情况如图1所示。对于存在多个审级的案件,分别以初审立案时间、终审裁判时间为立案时间、裁判时间。

(图略)

图1立案时间、裁判时间变化示意图

“宋某生、李某庆等污染环境案”(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3〕辰刑初字第443号)是第一起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鉴定评估生态环境损害的案件,该案采用了原环境保护部2011年发布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Ⅰ版)(以下简称“第Ⅰ版方法”)。[10]此后,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司法裁判中得到较多运用。

对立案时间的统计分析表明,2015年是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案件立案数量最多的一年。这可能是由于2014年“第Ⅱ版方法”出台,为解决司法实践中难以处理的生态环境损害的量化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案。[11]2016年、2017年的立案数量都低于2015年,表明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存在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或者说这一方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遇到了阻碍。[12]

对裁判时间的统计分析表明,2013—2017年,法官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裁判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表明这一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呈上升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除了受前文提到的“第Ⅱ版方法”出台的影响,还由于“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366号)对虚拟治理成本法的确认促进了这一方法的运用。需要说明的是,2018年的立案数量和裁判案件数量都有明显回落,这与司法公开实践中存在的裁判文书上网迟滞有关,并不意味着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量减少。

4.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情况

检索出来的26起案件中,有14起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有12起未采用。[13]以此判断,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审判中的采用比例并不高。笔者同时注意到,12起未采纳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案件中有6起由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判决、2起由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若以法院数量作为统计参数,则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审判中被采纳的比例有明显上升。[14]这反映了法官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已倾向于将虚拟治理成本作为定罪量刑的裁判标准。

5.虚拟治理成本的定性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通常直接采用鉴定机构对虚拟治理成本的评估意见。评估意见一般认为虚拟治理成本包括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损害价值,这也是“第Ⅰ版方法”“第Ⅱ版方法”对虚拟治理成本的认定。不过,评估意见对虚拟治理成本的界定属于环境科学上的定义,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科学定义需要通过法官的解释转化为法律上的定性,才能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予以适用。为厘清虚拟治理成本的法律属性,笔者以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14份环境刑事司法文书为例,分析法官对虚拟治理成本的解释及其裁判时适用的法律条文,发现法官对虚拟治理成本的定性分为两类,即公私财产损失和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15]其中,有13份司法文书中法官认定虚拟治理成本为公私财产损失,只有1份司法文书中法官认定虚拟治理成本构成其他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三、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虚拟治理成本的裁判逻辑

统计数据体现了虚拟治理成本法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概况,但不能反映法官主观认识方面的细节。探析法官如何解释虚拟治理成本并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刑事责任,对于裁判方法的完善和具体案件的审理更有指导意义。

1.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虚拟治理成本的定性分歧

在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14起环境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法官将虚拟治理成本定性为公私财产损失,但较少阐释裁判法理和依据。在个案中,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报告认为将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得出的污染修复费用作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的思路较为保守,法官也认为该案中的环境污染行为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难以计量,故以虚拟治理成本作为判处罚金刑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徐某龙、徐某苟污染环境案”(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5〕姑苏环刑初字第00009号)中法官将虚拟治理成本排除在公私财产损失的范围之外,以兜底条款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16]该案中,被告人徐某龙单独或与他人一起排放2102吨危险废物至京杭大运河水体,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评估得出的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逾2000万元,但若以排放危险废物的数量对被告人定罪,则只能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17]为弥补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不够周延的弊端,该案中法官以兜底条款判处被告人4年有期徒刑。

在12起未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环境刑事案件中,除了2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18],有4起案件的司法文书未阐释裁判法理和依据。剩余6起案件中法官一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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