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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英文标题】 Nine False Accusations out of Ten Charges:A Cause Analysis of Prevailing False Accusations in Qing Dynasty
【作者】 姚志伟【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清代;诬告;诉讼
【英文关键词】 Qing Dynasty; false accusations; litigation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4)01-014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140
【摘要】 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级,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英文摘要】 In Qing Dynasty,a major feature of litigation is that false accusations are pervasive and as the saying goes, “there is no accusation without lies”. The causes lie in the specific judicial structure of Qing Dynasty in which citizens' strategy behavior interact with officials' strategy behavior,thus resulting in the pervasion of false accusations and becoming an “incurable disease” in Qing's judicial system. As for citizens, in response to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mode of “punishing the felony and letting go the misdemeanor”,to choose false accusations is a strategy to earn the attention and case proceedings from officials ; while as for judicial officials, false accusations which should have been severely punished can actually be under disciplined due to officials' evasion of trial liability,which has lowered the risk of citizens to make false accusations and thus has encouraged the occurrence of false accusat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2217    
  
  与今天的诉讼相比,清代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诬告现象十分普遍。当时有“无谎不成状”之说,{1}原告状纸一般都有虚张声势的特点,康熙时曾任汀州知府的王廷抡在告示中言尔民身历艰苦,自当安分谋生,无如积习颓风,好争健讼,于本府莅任之始,纷纷具控,及至披阅情词,十无一实。”{2}这种普遍性在判牍中也能体现出来,有学者对清代判牍中的诬告案件数量进行了统计,顺治年间的《棘听草》共收入判440件,其中诬妄类80件;康熙朝的《纸上经纶》共收入判28件,属于诬告的有7件;雍正年间的《徐雨峰中丞勘语》中收判102件,19件是诬告;乾隆朝的《崇雅堂稿》中收判38件,有6件诬告案;而光绪年间浙江会稽县知县在《四西斋决事》中仅记录了38件判,属于诬告的竟然达到16件之多。{3}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清代的诬告现象会如此普遍呢?本文将从官府和百姓两个层面来进行探讨。
  一、诬告缘起:抓大放小式的司法治理模式
  探寻诬告的缘起,应该考虑的是诬告行为发生的结构性背景。诬告作为一种司法行为,与清代司法的体制性结构密切相关,在清代的司法体系中,一定有一些固定的结构诱发了诬告行为的普遍性。
  清代官府在司法领域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分类治理模式,即官府对司法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分为命盗重案(刑事案件)和细故案件(民事案件),{4}然后对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治理原则,命盗重案关系到集权秩序的稳定,应该由官府牢牢控制,并按科层制原则处理。细故案件的处理则是细事,可以采用简约化治理原则。这就是司法治理模式中的“抓大放小”。{5}这种处理模式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都有反映。
  (一)放告与准驳
  放告是诉讼的开端。所谓放告,是指官府每月{6}只有在特定日期才受理百姓所告案件的一种诉讼制度。对于放告的日期,清代律典中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是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规定相应日期,但基本做法大致相同。具体而言,有每月三六九日放告的,{7}如康熙时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言:“凡告期必以三六九日为定。”{8}也有以三八日放告的,如清代曾在四川任县令的刘衡提到:“寻常案件,定于三八被告日当堂收呈,此外切勿滥收也。”{9}还有只以三日放告日期的,王廷抡在临汀府作官时规定:“仰府属军民人等……于本月二十三日为始,每逢三日期,许尔等赴府控告。”{10}
  放告制度十分透彻地反映了“抓大放小”的原则,因为只有细故案件才受到放告日的限制,而命盗重案则不受此限制,百姓可以随时呈控。黄六鸿言凡告期必以三六九日为定,或谓州县非宪司比,不宜拘定日期,民有疾痛呼号,岂能刻待,大盗人命保无逃逸圈和。曰:不然。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之听讼亦出于不得已而后准,非皆乐于有事者也。闾阎雀角起于一时之忿争,因而趋告,若得亲友解劝延至告期,其人怒气已平,杯酒壶茗便可两为排释,岂非为民父母者所深愿乎。至于盗命重情,则有不时之喊告,豪愍巨蠹,则有抱牌之冤呜,原不在三六九之限,是则无定期以伸大屈,有定期以息小争,不又两得之哉。”{11}这则材料说明,对于命盗这样关乎统治秩序的大案,官府要随时受理;而对于一般户婚、田土这样的小事,则要受到放告日期的限制,只有在特定日期官府才会受理。而放告日期的设置,也是出于官府尽量不受理细故案件的原则。具体来说,它使百姓在纠纷发生后到去官府告诉前有一段缓冲期,这段时间不但可以使争端双方自行消解心中不平之气,而且也使民间力量可以在这段缓冲期内自发地调节纠纷,平息诉讼。
  放告程序后是准驳程序。所谓“准驳”,就是百姓的诉讼能不能为官府所准,官府受不受理该诉讼。刘衡言:“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和息也。民间细故,或两造关系亲邻,其呈词原不宜轻准。诚以事经官断,则曲直判然,负者不无芥蒂,往往有因此构怨久而酿祸者。”{12}清代名吏于成龙言:“一切民间小忿争角细事,概不许滥准、拘审、骚扰妨工,并擅拟罪赎婪追外,如有关系重大或由上发事件,必虚心平听。”{13}康熙时的大学士图海在奏折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民间词讼,除重情速审速结外,其余户婚细事不得滥准牵累无辜。”{14}明代的《官箴书集要》载除奸盗、诈伪、人命、恶逆重事外,其余户婚、骂詈、斗殴等项事轻者,随事机变,或原告不愿告官者,或告拦和,分付耆宿里长领去商和,不必兜揽,所以谤有‘会管不如会推’之说。又云:‘受状易,鞫状难;告状易,对词难’。”{15}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如果事情重大,属于命盗重案,官府必须准理,并要认真对待;而户婚田土之类的案件,则是强调不能滥准,其实质是能推则推。百姓将民事性质的案件告官时,官府日常的做法是将案件批给族人、乡约等社会力量处理,黄宗智在淡新档案和宝坻档案都发现有这种情形。{16}
  (二)审理与覆审
  如果案件获批准理,则诉讼进入下一个阶段——审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命盗重案与细故案件仍然受到不同的对待,遵循不同的程序。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对这两类案件在审判方面的区别做了很好的概括前者(命盗重案,笔者按)在州县阶段仅草拟判决,然后将全部有关书面文件及被告人正身一同报送上级机关,经规定的复审后,决定判决。判决是严格依据法律、参照先例而作出的。如果必要,还可依皇帝的权威对其加以微小的修正……与此相对,那些不存在徒以上刑罚的问题(或者虽然有此类问题,但不须正式对待)的案件,被限定在州县进行审判例,称之为(州县)自理词讼(即细故案件,笔者按),上级机关只介入当事人的上诉。这种程序的性质,可以说,恰似一种把战前战后的警察在违警罪即决处分或轻罪处分中的功能,同以‘相谈’(咨询)之名对纠纷所进行的民间调解功能,加以浑然一体的结合并正式使其制度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带有强烈调解色彩的审判,可借用D.E.亨达森的用语,将其称之为教谕式的调解。”{17}
  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关注的命盗重案件得到良好的处理,其审判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审判官员不得“出入人罪”,否则会受到严惩。{18}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层层复核的机制保证其得到合理的审判。{19}而户婚田土之类的细故案件州县官员就可以自己决定,并且可以灵活处理,可以采用“教谕式的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在滋贺秀三看来,这种教谕式的调解的原型是“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执”。{20}在这种调停过程中,被强调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恢复秩序的和谐。
  当然,对于细故案件中司法官员是依照法律判决还是依据非实定化的情理判决,是更多地使用调解还是使用判决,在学术界都是有争议的。{21}但是无论如何,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司法官员在细故案件中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命盗案件的处理则必须依法判决,自由裁量权较小;第二,官府处理细故案件的目标是尽量平息纠纷,恢复秩序,而命盗案件的审判则主要是打击犯罪,追究罪责;{22}第三,与前两点相关,细故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员往往运用半正式程序,希望案件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避免作出两分式的判决。
  案件初审后,还有覆审程序。所谓覆审是指不论两造是否不服州县衙门的判决,案件都会自动向上级衙门呈报,由上级衙门覆审,覆审又称为“审转”。按照清代法律的规定,徒罪以下(不包括徒罪)的案件可以由州县自主决定,徒罪以上的案件州县官只能提出一个初审意见,再向上申报,由上级决定如何处理。具体而言,督抚对适用于一般伤害案件的徒罪有决定权,但如果此类案件牵涉到人命,则他们也不能决定。涉及到人命的案件和需要判以“流”以上刑罚案件的决定权在刑部。至于要判处死刑的案件,决定权则在皇帝手上。{23}根据覆审制度,可将案件分为上司审转重案和州县自理案件,上司审转重案基本上就是命盗重案,而州县自理的案件基本同于细故案件。命盗案件需要逐件审转,而州县自理案件则只要按月汇总成册,向上级呈报。
  覆审制度充分体现“抓大放小”的原则。对于关系到基本统治秩序的命盗重案,官府不仅直接管理,而且还通过层层复核的机制保证其得到合理的审判。这种审转遵循的是科层制管理的原则,越重大的案件由级别越高的行政机关来复核决定。与覆审制度相应的是严格的官员责任追究体制,如果案件在覆审中,上级官员发现下级官员在审判过程中有出入人罪,审判官员会受到相应的惩处,轻则罚俸罢官,重则要被处以刑罚。{24}
  由于命盗重案受到上级的重点监控,所以各级审判官员所重点关注的必然是命盗案件。而细故案件虽然也要按月册报,但这种汇总册报的办法,上级难以仔细核查,所以细故案件必然被审判官员所轻视和怠慢。时任兵科给事中的胡承琪在给嘉庆的奏折中言照外省公事,自斥革衣顶、拟杖徒以上,例须通详招解报部,及奉各上司批审呈词,须详覆本批发衙门者名为案件。其自理民词,枷杖以下一切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细故名为词讼。查外省问刑各衙门,皆有幕友佐理,幕友专以保全居停考成为职,故止悉心办理案件,以词讼系本衙门自理之件,漫不经心,而州县又复偷安,任意积压,使小民控诉不申,转受讼累。”{25}命盗案件由于要向上审转,关乎司法官员的考成,所以须认真处理。而细故案件,不需审转,上级难以监控,所以投入精力较少,导致案件积压。所以在覆审制度的压力之下,官员更重视命盗重案的处理,而轻视细故案件的处理。{26}
  总之,清代政府对于司法事务实行“抓大放小”式的治理。首先对案件进行分类,分为命盗重案和细故案件。命盗重案关乎统治秩序,以科层制的原则管理;细故案件则较为次要,以简约化治理原则管理,这种处理模式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明显的体现。通过这种治理模式,官府希望以最小的行动,实现最大的目标——维护政权的统治,安顿社会秩序,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二、诬告发生:特定结构下百姓的策略选择
  (一)挤来挤去的生活环境
  日本学者夫马进和寺田浩明都认为清代是一个“诉讼社会”,{27}而清代文献中大量“健讼”、“好讼”的记载也证明了百姓诉讼乃是经常发生之事,{28}官府“无讼”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实现。百姓好讼与当时巨大的生存压力和争夺生存资源的激烈斗争是有关的。
  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清代人口增长迅速,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乾隆三十一(1766)年,人口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1790)年,人口已达3亿;而到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二十(1840)年,人口已过4亿。{29}清代人口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18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基本增长率为14知,而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在1650年一1910年间最高也不超过8%。{30}这种人口的增长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上,在没有发生技术革命的情况下,为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清代学者汪士铎言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樱,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曹,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31}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使得清代的生存压力变得非常大。在资源匮乏、生存随时受到威胁的环境中,人们必然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而相互间的礼让往往被放在一旁。“国朝以来,文风日盛,不愧海滨邹鲁之称。然而地沃人稠,雀鼠兴争。”{32}“今生齿日繁,谋生者众,几使野无旷土,人无游民,地利尽而民力亦困矣。唯是招佃不慎,始则年清一年,久则改塍骗产、典卖踞庄、强耕强获之事,至于滋讼。”{33}
  《刑案汇览》中记载了这样三个案件:一个15岁的男孩在邻居的地里捡了散落的豆粒,被邻居喝骂,争执之中误杀邻居;与此相似的是,一个13岁的男孩在邻居果园里摘了3个梨,也因被骂而杀人;另一个案件是,一个老妇女带着小孙子捡别人收割后的麦穗,被麦地主人侮辱喝骂而羞愤自杀,其儿媳也自杀。{34}豆粒、梨子、麦穗可以说都是极小的利益,却因此导致了命案的发生,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百姓的贫困程度和生存斗争的剧烈。在这种形势下,百姓为了争夺生存利益而诉讼,就可以理解了。
  与生存压力相伴的是土地等基本生存资料的快速流转,俗谚“千年田,八百主”的说法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土地的快速流转导致田土买卖、典当以及相随的继承、坟地等纠纷大量产生,从而户婚田土之类的诉讼不可避免地多起来。{35}
  日本学者寺田浩明言相互无争的日常生活秩序也意味着一方面持有某种正当性(而且当然得到了社会的一定承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时暗示诉诸暴力的可能来确保各自生业的互相竞合或对抗的状态。就像一种相互之间不做声地挤来挤去、推来推去的状态,一种暗暗较劲的状态。”{36}这种挤来挤去的场景只是一种“半事实性”的均衡状态,它一方面是巨大生存压力下人们之间的脆弱平衡;另一方面,又由于人们在压力下的各种行为被打破,暗地的较量演化为公开的冲突。这种冲突如果走上衙门就形成了诉讼,而这在清代是经常发生的。{37}
  (二)调解与诉讼
  明代丘浚言:“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38}他将争和讼联系在一起,肯定了讼的合理性,这从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当时的“无讼”理念。在这种理念中,最好是不要有争端,即使有争端最好通过调解的手段解决,相关的制度安排也遵循这样的思路。但清代好讼的局面证明了调解并没有起到官府所期望的作用,为何那么多百姓会不选择调解而走向诉讼之路呢?
  第一,民间调解与官方诉讼的费用。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诉讼的费用较高,而调解主要靠“面子”解决问题,费用很低,这导致了百姓更愿意选择调解而不是诉讼。{39}这个论断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黄宗智对清代的诉讼费用进行了初步研究,他发现清代的诉讼费用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件普通官司的诉讼费用相当于一个农业雇工一年的工资(即二千至五千文铜钱)。这个费用虽然对贫农和雇农较高,但是对于一个较宽裕的中农和富农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40}
  另一方面,以前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调解的费用问题。调解并非免费,宴请往往是调解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提到,当地一个成功的调解活动促成后,双方当事人要分摊宴席费用。如果过错明显属于当事人中的一方,则由过错方来承担宴席费用。{41}20世纪初,租界威海卫并行使司法权的英国人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十分“好讼”,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调解费用高昂,而与调解相比,诉讼是更经济的解决纠纷方式。{42}
  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很难对清代的调解费用和诉讼费用作精确的比较。但上述讨论至少可以说明,调解并不是无成本的,而诉讼费用也并非一定高不可及。诉讼费用与调解费用之间的比例可能要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即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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