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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论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的法律意义
【英文标题】 On the Legal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作者】 易继明【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分类】 科技法学【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科学技术合作法律意义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2
【页码】 7
【摘要】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是国际科技活动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国际科技关系必须纳入法律分析的视野。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国际条约和协定,认为事实上国际法已经在人权和贸易裹挟之下对科技的国际交往进行了规范,由此也就形成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国际科技法律关系。现行规范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的法律规范体系包括国际法、国内单行法和附属性法律三个部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808    
  一、引言:研究的必要性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以下简称“国际科技合作”)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顾名思义,它是指在国际之间所进行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目前,中国国际科技合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截止到2002年4月,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科技合作与交流,其中96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或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协定。[1]经济全球化是与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相适应的。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国际科技合作,——例如1990年美国展开的“人类基因计划”后,先后有日本、加拿大、德国和中国等加入这一计划;又如中国在2003年初爆发“非典型性肺炎”(SARS)流行病后,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在世界各国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协作下很快完成了对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2]这些事情反映了国际间的科技合作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说过一句朴素的话:“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产。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反复地强调,在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中,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和竞争。[4]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为我们人类之间的国际交往进行解释的诸多因素中,科学技术因素是最为重要但却又最为人们所忽视的部分。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或者说我们的民族、国家、组织或个人——的相互关系能够延伸到“异国他乡”或“国际的”领域。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面临科学技术挑战时所做出的努力,如1975年1月14日在纽约签署的《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5]1979年12月5日联合国通过的《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6]和2000年11月20号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的作用》[7]等,只是这些努力大多数是在军事威胁和政治目的的紧迫性和压力之下形成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就此予以整体性认识,或者没有对由科学技术引发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法律治理的思考和制度安排。最能够为这种现象提供解释的理由有三种:一是科学技术毕竟只是一种工具的论调;二是科学技术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与法律无涉;三是最重要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必要的或最需要进行研究的说法。
  第一种科学技术工具论的论调将科学技术作为我们手臂延伸的“役使”工具,这种看法不仅带来了一些认识论方面的缺陷,[8]而且正面临着来自于环境、经济和伦理等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出现侵权损害的规模化、[9]电子资金划拨系统、[10]网络跨国消费损害、[11]基因歧视[12]和基因隐私[13]等之类的亟待法律解决的问题。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理由——科学技术问题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论点,我们可以用倪征日奥先生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倪老在谈到外层空间的国际法问题的时候说,“科技问题比较容易得到解决,法律问题则争论激烈,无法达成协议”。[14]可见,这种将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人的关系问题仅仅看成一个技术问题的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固然,第三个理由所述,最重要的不一定就是必要的,同时科学技术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也并不代表着这个问题应该成为一个法律问题的理由。但是,我们在对待生活的一种经常性或者对基础平台的惯性和忽视,已经让我们不断地品尝到了一些苦果。这里所要论述的就是,我们必须对这种熟视无睹的现象进行一些再认识,以提倡对国际科技合作进行法律研究与思考。
  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之用语
  在1993年《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之前,关于国际科技活动的术语比较多的是“国际科技合作”、“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15]但继1993年《科学技术进步法》使用“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或简称“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一词以来,此后大部分的相关立法和政策都使用了这个词汇。就笔者所见,惟一不同的是北京市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第55条第1款所述:“鼓励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境外投资、融资,开展跨国经营和研究开发活动,进行国际经济、技术、人才的交流与合作。”而且,这里的“交流与合作”还不是一个特指的专门词汇。一般而言,在法律术语的运用中,在没有特殊情况(如明显错误、制度转型等)出现的时候,应遵循现行正式法律文件和学术习惯,不要提倡所谓的“标新立异”或“另辟蹊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但作为一种法律术语,本人认为,采用“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即“国际科技合作”)一词,比较适宜。不仅是因为这个词汇较之“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即“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简洁、明确,而且还有词源含义方面的原因。
法宝

  合作(cooperation)和交流(communication;exchange;enterchange)是两个相互联系、密切相关的范畴。在古代汉语中,“合作”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用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1)共同创作;(2)合于法度、规范。“合”者,有10多种解释,与此相关的有几种含义:①闭,收拢;②和睦,融洽;③覆盖,笼罩;④配合,匹配;⑤介词:与,和等。[16]可见,合作一词包含的意义为: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平等相当的主体之间在一种融洽的氛围之下,按照彼此约定相互配合。“交流”一词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古汉语范畴。虽然在现代汉语中“交流”一词已经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用语,但它具有强烈的口语化色彩。我们可以从“交”一字来看看。“交”者,也有10多种含义,与此相关的几种含义是:(1)交叉,交错;(2)交互,交相;(3)毗连;(4)交接,接触;(5)交会,相遇;(6)结交,交往;(7)相互往来;(8)交情,交谊;(9)更迭,替换等。[17]由此可见,与“合作”一词相比,“交流”一词的意义中更加强调相互交织在一起,或者一个接一个地联结,并不十分强调要在一种相对封闭的范围内,相当主体所进行的彼此协调一致的行为。但是,法律行为、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法律关系的概念中,往往强调一定的范围、特殊的语境和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交流”一词是不太适合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用语使用的。
  不过,应该说,我们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汇的时候,它们都具有相通的含义,都是指人类的一种相互交往的行为。仔细分析,在我们大众语汇中,这两种交往行为可能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合作往往强调交往各方之间互惠互利,相互往来;而交流则并非完全如此(——尽管它也常常如此!)。也就是说,交流虽然也是一种需要双方互动的行为,但有时也表现为“上帝之手”的博爱原则指示之下的单方输出或者给予行为,典型的如技术援助。这个时候的交流,带有某种“交情”和“交谊”的倾向,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科技资源的交换方面,都不具备“等价有偿”或者“礼尚往来”的性质。
  将这种细微的区别延伸至科学技术活动领域,我们可以这样分析:科技交流可以解释为侧重于科技情报与信息的交换,一般表现为科技人员互访、技术培训、专家咨询、信息通报、举办学术会议和科技成果展览会等;科技合作则侧重于具体科技项目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一般包括对未知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以及对某项技术的合作开发、转让和经营等贸易活动。但这种“细微”的差别,已经被正式的国际条约、国际协定和官方法律文件所改变。例如,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67条所述的“技术合作”是指:“为促进本协议的实施,发达国家成员应在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请求下并按双方达成的条件,提供有利于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技术和资金合作。这种合作应包括帮助拟订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以及阻止其滥用的法律和规章,并应包括对建立或加强与这些事项有关的国内机关和机构的支持,包括人员培训。”这里,“合作”也包括了一般属于交流意义的“人员培训”。
  又如1979年1月3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8]第3条规定,“根据本协定,合作可包括:一、互派科学家、学者、专家和留学生;二、交换科学、学术和技术情报及文献;三、共同制定和执行计划与项目;四、共同研究、发展和试验,以及合作单位之间交换研究成果和交流经验;五、组织联合训练班、会议和讨论会;六、双方同意的其他科学技术合作形式。”这几种形式的合作,不一定就是具有“等价有偿”特点,可以说都不具有贸易性质。1982年中国《接受联合国技术援助试行办法》[19]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联合国技术援助,是国际合作的一种形式”。这就将典型的具有“交谊”倾向的输出或给予行为——技术援助,也作为了国际合作的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即使在一般意义上,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合作和交流也同样具有相通的内涵:虽然交流更加宽泛、更加模糊一些,但是合作一般也可以包括交流,甚至以交流为前提或者以交流为具体的合作方式。这样,我们在使用“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时候,就出现了作为两个实体词的同位语重复,这也不符合严格规范意义上的汉语规范和习惯。
  然而必须强调说明的是,在我国对外开放初期,我们强调“交流”一词所带有的非经济性质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与科学技术研究中所具有的一些禀赋(如研究自由、发散性思维以及好奇心驱使等)相一致的,也有一定的意义。
  三、国际法与国际科技合作
  国际法视野中的国际科技合作问题,主要是指现有的国际法学说和法律实践是否认为国际科技活动也是属于其研究领域和规范的内容。那么,国际间进行的这种科技合作行为及其形成的关系是否是一种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呢?或者说,以法律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是否具有必要性呢?一般性的回答有两种:赞成的学说和反对的学说。
  赞成的学说把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权利、一国民间团体或个人跨越国界进行交往的权利,往往视为一种基本权利。应该说,西方现代人权学说已经强化了这种自然权利的观点,并成为解释关涉人和国家的自由、发展和福利等诸多命题的基础,典型的如《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第27条有一句简明扼要的话:“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20]人的行为自由当然包括从事科技活动、特别是跨越国界的科技活动的自由;——即使不是为了创造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就和福利,也是一种基本人权。当然,也有许多国际法学者并不这样认为。***崖教授将“国际关系”分为“国家之间的正式关系”和“人和团体跨越国界的交流关系”两种;他认为,“尽管人和团体跨越国界的交往关系很重要,近代国际社会是以国家为主角的,因而,一般地说,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上,国际关系指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21]这种观点,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一种强调国家行为的国际公法观念(也有人称之为“大国际法主义”)。
  即便如此,由于国际政治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以国家行为为分析框架的国际公法观念又遭受了“现实主义学说”的否定。继摩根索(Morgenthau)在他的名著《各国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一书中抨击对国际关系进行法律研究的方法,认为国际关系只是“极权政治”和“国家利益”之后,新旧现实主义学者们往往都对国际法持否定态度;即使是在以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和麦克杜格尔(Myree S.McDougal)为首的“政策定向学派”认为国际法是国际政治决策过程的学说中,否定国际法存在的意义的倾向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一直阴魂不散。[22]然而,就是在今天看来,这些看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前些年,有的学者还提出“多极科技政治格局”[23]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关系的概念。从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来看,它的主要着眼点应该说是一个国家产业技术发展的问题,甚至今天我们可以将它看做是以美国为首的科技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重组的过程。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重组表现为几种现象:[24](1)由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具有领先水平,他们将投资和发展重点转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医药技术、新能源与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产业,其产业发展也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化。(2)由于发达国家在资金方面的优势和传统综合性产业对科技整体能力的依赖,在关乎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交通、汽车、电信、化工和能源等国际化程度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中形成了内外资交织难分的局面,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愿放开”和“不得不放开”的两难困境。[25](3)与上述现象相应的是,由于制造业和农业的进入门槛较低,且技术保密难度很大,同时其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较大,因此,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先后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如零配件、服装、玩具、软件等制造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全球的市场——无论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主要都让位于发达国家。[26]这些产业经济现象,大都只是各国实行其全球科技合作与竞争战略的某种直观反映,反映出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经济强权”和“产业政策”等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科技关系,但它们都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法律关系——即“法律”问题。这也就难怪,作为“实在法主义”的拉沙·法朗西斯·劳伦斯·奥本海(Lawrance Oppenheim)尽管认为这些国际交往是国际法产生的“一个条件”,是“每一个国家的国际人格的前提”,但却认为,“在法律上,这种交往的基本权利是不存在的”。[27]不过,经过罗伯特·詹宁斯爵士(sir Robert Jennings)和阿瑟·瓦茨爵士(Sir Arthur Watts)修订以后的《奥本海国际法》(Oppenheim’International Law,Volume I-Peace,Ninth Edition)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然法主义”观点:“虽然现在谈到所谓交往的模糊不清的一般权利是不再适宜的了,但是,相互交往是国际社会成员所必要的,因此,促进和便利国际交往是许多国际法规则的基础,如关于外交和领事关系、公海自由和领海无害通过的权利等规则。”[28]如此看来,包括“分享科技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的基本人权观念,在国际法学学说中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促进和便利国际社会相互交往的努力首先直接表现在一些增进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和商事合作领域。《联合国宪章》第1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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