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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民法原则对儒家思想的历史解读
【作者】 刘婷婷【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儒家思想 礼有等差 重义轻利 忠孝仁义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6【页码】 86
【摘要】

中国自古就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那种唯一绝对的神,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统一的宗教,西方学者往往把儒家学说当成是中国的宗教,但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因为它没有迷信和非理性色彩,它只是一种有关道德的理论体系。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儒家思想提倡的道德精神对中国古代的影响和作用并不亚于宗教精神的影响和作用,从此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思想具有宗教的性质。这种影响在法律领域也是如此,文章主要从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民法的基本原则的影响加以解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3605    
  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儒家思想无疑是其深层结构和核心内容。它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论基础,而且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和风貌。礼有等差、重义轻利、忠孝节义等精神原则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些精神原则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人们的法律观念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主要以对比的方法分析儒家思想对现代的民法原则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希望以此能够为现代民法观念和意识的培养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启发。
  一、“礼有等差”与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在整个民法制度和规范之中,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必然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基石,否则民法这座大厦将无法修建或者是没有地基的危险建筑,由此可见,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是现代民事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礼有等差”思想是儒家学说的建构基石,同时也是对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的全面否定。儒家从根本上不承认社会的“整齐划一”。儒家思想认为,由于人天生就存在智、愚、贤、不肖的差别,因此,社会就相应地存在职业的差别和贵贱上下的分野。劳心者与劳力者各自都有与其相称的责任和工作。社会也因之构成优劣从属的格局,即所谓的“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1},“物之不齐,物之情也”{2}的主张。一切享受与社会地位成正比是天经地义的,于是,社会有了贵贱上下的分野。差异性的地位划分构成了社会的公平秩序。{3}(P296—299)儒家思想差别观念也直接渗入家族亲属关系之中,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形成了家族内部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亲疏、尊卑、长幼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4}的儒家思想就确定了个人特别是处于卑幼地位的个人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外进行民事行为。例如,儒家的经典《礼记》曰:“父母在,无私财”,又曰:“子妇无私货,无私蓄”。{5}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又不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故使大量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不能从事民事活动。另外,那些有主体资格的尊长在从事民事行为过程中,由于其行为会涉及到整个家庭的利益,家庭对民事行为的结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在进行民事行为时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并尽量减少民事交易。这样,在中国古代客观上形成了民事主体的不平等性和局限性。由此,个人因为在社会上和家族内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其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不平等。
  儒家学说的“礼有等差”思想与同时期的思想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效,柏拉图认为,所谓正义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即正义就是各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他的正义论也是以社会
  分工为基础的,他把人们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者,第二等级是国家的保卫者,第三等级是生产者,认为社会个阶层的人只有分工协作、各受本分并恪守职责,才能使国家变为正义的国家。与儒家学说不同的是柏拉图主张社会秩序应当由法律保障,所以他说:“如果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地位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神的保佑和赐福”。{6}(P137,140)这样柏拉图就将个人权利的保护纳入法律轨道,为西方社会以后走向法治道路奠定了基础。而儒家的等差观念始终是用礼加以引导,个人权利就无法得到稳定和真实的保护,贵贱之差和尊卑之别贯穿了整个封建历史,而平等观念始终没有萌芽。
  民法的核心就是建立交换规则,中国古代社会受儒家“礼有等差”思想影响,导致商品交换的不发达,也必然带来交换规则的不发达,而与此相适应的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基本原则就无从建立。由于儒家的“礼有等差”思想对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具有天生的排斥性,所以注定现代民法的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无法在儒家“礼有等差”的土壤中开出美丽的花和结出丰硕的果来。
  二、“重义轻利”与等价有偿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等价交换的原则是价值规律在民法上的表现,即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实现各自的利益。等价有偿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衡量公平的客观原则。
  儒家的利益观强调“重义轻利”,对个人利益持一种压制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义”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原则,它代表的是社会公利,而“利”则是指个人私利。宋代儒者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7}。朱熹把义视为“天理之公”,把利视为“形气之私”,其关系是“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两者不能并立。同时,在儒家思想中,“义”也具有道德原则的含义,如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8}又说:“见得思义”。儒家思想对私人财产权进行道德上的否定,认为对私人财产的追求是道德堕落、人格卑下的表现。正如孔子说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P83)而且,这种道德观念也直接影响了封建立法,导致封建法律不重视保护私人财产。在儒家这种漠视个人利益的义利观的影响下,人们不重视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去追求那种道德上的“大义”。重大轻利的思想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具体的行为和观念中,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重义轻利的“报”的文化观念。例如,鬼神的“报应”观念,认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以及家族内部的“报仇”的义务观念等。中国古代“报”的内容虽然很复杂,但共同点是在报的方式上都是一种泛化的报,只看重“报”的行为,不讲求“报”的内容的等价性,不要求以等价有偿为前提条件。人们更多追求的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完善,以达到儒家提倡的“舍生取义”的君子境界,君子应当绝对地远离利益。形成了在中国古代即使是进行一项民事交易活动,也是以“义”为前提。所以,中国古人往往把那些以获取利益为主业的商人在法律上视为限制民事行为人或在观念上视为功利小人。在这种重义轻利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古人的权利观是相对的,不提倡私人权利的绝对实现,也不主张等价有偿的绝对维护。
  西方社会的权利观念是绝对的,私有财产的绝对性由为突出。在罗马法中,所有权概念是私人的绝对所有权概念,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三大特点。马克思认为,“罗马人的主要兴趣是发现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罗马法中的所有权观念被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学者所吸收。普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指出,“对于每个人来说,所有权是一种天然的不能让与的权利,财产上的不平等是自然的结果”。{6}(P79)。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出让其所有权”。从西方的所有权观念可以看出西方的权利观念是绝对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受权利的绝对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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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荀子.仲尼篇》

{2}《荀子.荣辱篇》)

{3}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4}《中庸》

{5}《礼记.曲礼》

{6}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河南程氏遗书》

{8}《论语.阳货》

{9}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论语》

{11}张中秋.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M).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2}秦旭东,简论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OL)http://www.law—lib. coml. /lw/lw《法律图书馆》网站,2004.

{1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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