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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贷款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Some Problems in Determining the Commission of Loan Fraud
【作者】 邓宇琼【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贷款诈骗;表见代理;对象;数额
【文献标识码】 B【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2【页码】 92
【摘要】

贷款诈骗罪是实践中多发的一类案件,本文就若干在认定上存在混淆的问题进行论述,包括表见代理情形的认定、贷款诈骗罪的对象、数额以及内外勾结实施犯罪的认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3564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假担保等形式实施诈骗,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属于多发的案件,本文就其认定中容易混淆的几个问题作一专门探讨,以期对司法认定有所帮助。
  一、表见代理情形的认定
  根据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所谓表见代理行为,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以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致代理行为仍然有效的制度。设立表见代理制度是为了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但是,在经济生活中,行为人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在主体认定时,有时会出现与表见代理行为相混淆的情形。比较常见的是承包人、租赁人利用承包、租赁期满后,被承包人、被租赁人未采取措施及时收回其公章、介绍信,或其他有效措施通知相对人,使承包人、租赁人仍以该单位名义从事经济活动。
  如某公司将其下属的皮鞋厂承包给原职工范某经营,承包期为三年,范某向公司缴纳税后利润12万元。期满后,双方不再续签。公司将皮鞋厂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折价卖给范某,约定范某将皮鞋厂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交回公司,由公司向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范某不能再以皮鞋厂的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原皮鞋厂的债权债务均归范某个人承担。但是,范某并未按约定向公司交还营业执照、公章等,而是仍以皮鞋厂名义从银行贷款人民币20万元,用于偿还承包期间所欠债务、工人工资及生产销售皮鞋活动,至今未能归还贷款。{1}在上述案例中,银行有正当理由相信范某有代理权,能够作为单位的代表从事贷款,而与之签订了借款合同。范某属于无代理权人,其行为构成民事上的表见代理,由于承包单位具有管理疏漏的罪过,范某和承包单位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范某的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犯罪?这是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呢?
  笔者认为,在表见代理的情形中,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并不影响、抵触刑事责任的认定,而对于单位主体、自然人主体的认定取决于犯罪所得的归属和单位对自然人行为是否追认。如果犯罪所得归单位所有,并且单位对该自然人的行为能够予以追认的,构成单位犯罪,在贷款诈骗犯罪中,由于目前法律规定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果犯罪所得归个人所有,或者单位对该自然人的行为不予追认的,应当认定为个人犯罪,构成贷款诈骗罪。在这个案例中,范某使用隐瞒真相的诈骗手法获取贷款,并导致客观上不能归还,造成较大损失的后果,其行为属于贷款诈骗的行为。对其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主体的认定:范某将诈骗所得贷款用于偿还承包期间所欠债务、工人工资及生产销售皮鞋活动,并非占为己有,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位对其行为能够追认的,则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应当以(单位)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如果单位对其行为不予追认,则其行为不具有单位的意志,所以即使范某并未将诈骗所得贷款占为己有也应当认定为个人犯罪,应当以(个人)贷款诈骗罪定罪量刑。
  二、贷款诈骗罪对象的认定
  贷款诈骗罪的对象是金融机构的贷款。本罪对象中的贷款,可以从不同角度作不同的分类。根据《贷款通则》第2条的规定,贷款是指贷款人对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还本付息的货币资金。这是银行学意义上的贷款概念,本罪中的“贷款”的范围大于银行学意义上的贷款。如诈骗国际商业贷款的行为符合贷款诈骗罪构成的,应当以本罪认定。所谓国际商业贷款是指境内机构以商业性条件在国际金融市场筹借,并以外国货币承担契约性偿还义务的资金。{2}
  认定本罪的对象,需要界定这里的“金融机构”的所指。金融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经营金融业务的各类信用机构的总称。{3}(P42)根据我国有关金融机构组织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分为中国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等五大类,这些金融机构并不都具有信贷职能,不具有经营信贷业务职能的金融机构不能发放贷款,也就谈不上对其实施贷款诈骗犯罪;所以,构成本罪对象的首先应当是具有经营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不能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指不冠以银行名称却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机构。有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从事贷款业务的职能,如城、乡信用社,有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具有贷款职能,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邮政储蓄机构等,所以诈骗这些金融机构资金的,不构成贷款诈骗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以他罪认定。
  其次,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金融机构的监管银行,其贷款一般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因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所以,通常来讲,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再次,民间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是否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应当分别情形认定。建国以来,我国各地都有一些民间性质的金融机构,如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等组织,这些机构在设立时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没有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核发的《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早在1998年起,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就在三令五申,对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出现的混乱进行清理。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广东,管理当局采取了断然关闭的措施,20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悉数出局。{4}对于这部分民间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的信贷资金能否构成本罪的犯罪对象,我们认为要看其设立、从事信贷业务是否具有当地政府或有关部委的批准,尽管设立上没有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但是根据当时地方政府的文件或有关部委文件批准设立的,不应视为非法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信贷资金可以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中也体现出这一思想:根据有关部委或地方政府文件设立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的有关机构和组织,“只要在实施方案’规定期限之前停止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不应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处理;对其以前从事的非法金融活动一般也不作犯罪处理。”对于设立时不具有任何法定文件,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民间机构,不能认定为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信贷资金”不能构成本罪的对象,对这些诈骗行为,可以根据具体情节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诈骗罪。
  最后,非法设立的“地下银行”、“地下钱庄”的资金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这些非法机构不具有发放贷款的职能,从这些非法金融机构中骗取资金的,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等。
  由于贷款诈骗案件中的一般欺诈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难以把握,有时仅仅是在情节、数额上程度的差异,实际部门处理贷款诈骗案件时,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特点,对贷款案件的刑事介入应当持谨慎的态度,对证明犯罪的证据不是很有把握的,不要贸然介入,应当先作为民事案件处理,由法院查明真相,如果确有金融诈骗犯罪嫌疑的,由法院进行案件的移送,也不会放纵犯罪。因此,有观点提出在认定贷款诈骗犯罪中“先民后刑”的原则,{5}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三、贷款诈骗罪的数额认定
  实施贷款诈骗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给予刑事追诉,可见犯罪数额的认定对于贷款诈骗的定罪是有直接影响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2条,“数额较大”是指诈骗贷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但该数额的具体所指,在学理上有多种认识,包括:指向数额,是指诈骗犯罪的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所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向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交付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侵害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6}(P253~254)究竟应当以哪一个数额作为认定的标准,尚未有统一认识,从而给司法认定带来混淆。笔者认为,对认定贷款诈骗罪的数额问题应当首先分别犯罪是否既遂的情形,因为行为人在预备、未遂、中止的状态下,可能只存在指向数额,所得数额、交付数额、侵害数额都无从谈起。同时,在具体认定上也有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贷款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
  在贷款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以上述的所得数额予以认定。理由如下:
  首先,指向数额虽然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但在具体实施诈骗犯罪中,由于种种客观因素,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可能没有全部得以实现,以指向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失之过严。同时,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图,在取证上存在难度: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最直接的证据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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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尚贞华.江苏法制报(N).2000年2月16日.

{2}1995年9月2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宏观管理的通知》.

{3}刘延焕、徐孟洲.中国金融法制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6.

{4}张继伟.浙江民间金融—草根层生命力(J).北京:《财经》,2000(2).

{5}王宗光.论当前贷款诈骗罪的特征与认定(J).保定:《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7).

{6}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7}赵秉志.金融犯罪新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夫妻本是同林鸟

{8}高铭暄.刑法学原理(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9}银行贷款计算复利,法院是否予以保护(J).北京:《人民司法》,2001(2).

{10}高铭暄.新型经济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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