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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论诉讼欺诈的可罚性及其立法完善
【英文标题】 On Punish—ability of Proceeding Fraud and its Legislative Perfection
【作者】 李翔 黄京平【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诉讼欺诈 诈骗 可罚性 司法认定 立法完善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6【页码】 24
【摘要】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以提起诉讼的方式(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通过利用虚假的证据,促使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或者裁定,破坏司法机关正常活动(即法院正常审判活动),而使自己或者他人获得财产或者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这类案件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屡有发生。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可罚性,从实然的角度看,诉讼欺诈行为和诈骗罪之间存在包容关系,以诈骗罪论处该行为有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会造成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击和破坏。但是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独特性,以诈骗罪论处不足以全面和准确评价之,因此,以诈骗罪论处诉讼欺诈行为是目前司法站在功利主义和社会本位立场上的无奈选择,是两害权衡取其轻的结果。最终还需要通过立法上的犯罪化来彻底解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3616    
  一、诉讼欺诈的概念分析和本质界定
  诉讼欺诈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在诉讼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到官本位思想严重影响,在民众心理还普遍存在厌诉情绪。[1]但是,近年来,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冲突[2]的趋势上升,19%年处理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密切相关的民事、经济、海事、行政一审案件4692561件,审结4667210件,分别比上年上升15.87%和15.6%。在审结的案件中,有民事案件3083388件,经济纠纷案件1500647件,海事海商案件3648件,行政案件79527件。{1}依法审理这些案件,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增强人民内部团结,消除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003年全国法院全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4834350件。其中,审结企业改制、重组、破产和买卖、租赁、金融等案件632719件,维护市场秩序;审结婚姻家庭案件1266593件,维护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审结涉军案件4848件,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2}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但是我们发现,随着诉讼案件的上升,以诉讼为手段恶意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也随之攀升,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南郑州市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中,近两年就发现并纠正了42起。这种恶意诉讼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其手段具有特殊性,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机关的广泛关注。
  对于诉讼欺诈的概念,中外学者的看法不一,众说纷纭,甚至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统一的定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诉讼欺诈(又称诉讼诈骗或诉讼诈欺),是指行为人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伪造证据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诱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取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3}有观点认为,所谓诉讼欺诈。简称“诈讼”,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通过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来欺骗法院,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从而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4}还有的学者指出,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在民事诉讼中使用虚假证据欺骗法院,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从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5}还有的学者从程序意义的角度出发认为,诉讼欺诈,是指在诉讼中,部分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恶意串通,采取隐瞒真相、虚假陈述等非法手段进行欺诈,致使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判,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破坏正常的审判活动的行为。{6}类似这种表述的还有,所谓诉讼欺诈,是指诉讼参加人恶意串通,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通过符合程序的诉讼形式,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从而达到损害他人利益、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的行为。{7}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所谓诉讼欺诈,即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以虚伪之陈述、提出伪造之证据或串通证人提出伪造之证据,使法院作成错误之判决,而达其不法所有之目的。{8}我国也有学者引用日本有学者的观点,对诉讼诈骗作广义和狭义之区分,认为,广义的诉讼诈骗,是指欺骗法院,使对方交付财物或者财产上利益的一切行为;狭义的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将被害人作为被告人而向法院提起虚假的诉讼,使法院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进而获得胜诉判决,使被害人交付财产或者由法院通过强制执行将被害人的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者所有。[3]日本还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诉讼诈骗,是指向法院提出虚假事实,欺骗法院,使法院做出判决,并依据该判决骗取财产或者免除自己的债务。{9}(P188)此外,日本学者大塚仁教授认为,诉讼欺诈,即欺骗裁判所,得到胜诉的判决,使败诉人交付财产(财产上的利益)的行为。{10}(P244)
  以上各种对诉讼欺诈概念的界定,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诉讼欺诈的基本特征,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些定义不适当的扩大或者缩小了诉讼欺诈的内涵或者外延,此外,大多数学者还是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出发,对诈骗罪概念进行了修正,并以此为基础对诉讼欺诈来进行定义,例如,有的把诉讼欺诈行为人的目的仅仅限定在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上,显然外延过窄,因为如果行为人伪造与他人之间本来存在的合法债权消灭的证据,利用诉讼的方式从而使自己免于履行债务的行为,应当被包括在诉讼欺诈行为之中;还有的学者把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作了不适当的扩大,如果把行为人主观目的扩大到任何不法目的,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我们主张行为人的不法目的应当被限制在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仅仅从财产的角度去定义诉讼欺诈,显然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并没有被表述出来;此外,大多数学者都将诉讼限制在民事诉讼,我们认为这也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从实然的角度上看,讨论诉讼欺诈发生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似乎有些不切合实际,因而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从应然的角度上看,诉讼欺诈同样可以发生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所以从概念周延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不应当把诉讼欺诈仅仅限制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最后,完全从程序意义上来定义诉讼欺诈有可取之处,这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说,反映出了诉讼欺诈行为的本质特征,同样,这种定义也忽略了诉讼欺诈中不可避免的对于被害人财产权的侵害。基于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分析,我们认为,诉讼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诉讼欺诈行为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本质特征:首先,诉讼欺诈行为通常发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但是也不排除发生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可能性;其次,行为人使用虚假的证据提起诉讼。主要表现为行为人通过自己伪造或者与他人串通伪造证据,甚至教唆、胁迫他人为自己伪造证据,这些伪造的证据都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但是其内容是虚假的或者非法的,伪造证据的使用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司法机关正常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的破坏;再次,行为人通过利用这种虚假的证据,欺骗法院做出错误判决或者裁定,从而获得财产或者某种财产性利益;最后,这种财物或者是财产性利益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可期待的,获益者可以是行为人本人,也可以是第三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以提起诉讼的方式(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通过利用虚假的证据,促使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或者裁定,破坏司法机关正常活动(即法院正常审判活动),而使自己或者他人获得财产或者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二、诉讼欺诈的司法评价和理论分歧
  诉讼欺诈手段的多元性和行为性质的复杂性,导致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处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存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议。例如1999年1月11日《中国律师报》报道,甲为朋友从A公司购买一辆桑塔纳轿车,因未付款,便以自己的名义打了一张欠条,后车被甲的朋友卖掉,车款用于吸毒。A公司派出代理人乙、丙、丁三人前去向甲索款,当得知甲无任何财产偿还,又了解到甲数年前曾经承包过B公司,手中尚有一些盖有B公司印章的空白信笺时,三位代理人便说服甲用该空白信笺伪造了B公司向A公司的“还款计划”,并以此为证据向开封市郊区人民法院起诉B公司。法院遂依照“还款计划”判处B公司向A公司支付车款,并多次冻结B公司的账户。1998年11月,检察机关对乙、丙、丁三人向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罪名是伪证罪,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法院最后判决三人无罪。而《检察日报》2000年3月6日以题为《制造假案骗人财物——新疆一律师被判刑八年》的类似报道:新疆某律师事务所王雄伟采取伪造证据的手段,试图制造假案,骗取他人财物42万余元,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未遂)判处王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5000元。相同性质的行为,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法院,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差异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司法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上来看,诉讼欺诈行为在理论界同样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无罪说。该种论者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不构成犯罪。{11}该种观点从“故意”之形态、客观方面和犯罪客体等角度分别指出,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不包括间接故意;诉讼欺诈的对象不是对方(被害人)而是法院,法院判决对方败诉,交出财物时,对方也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系慑于法律威严之故;诉讼欺诈侵犯的客体是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诉讼欺诈行为主要发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企图通过欺诈行为寻求“合法”结果。因已处于“诉讼”这一特定程序阶段,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影响了法庭正常审理案件,干扰了法院正常的民事审判活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伪造证据欺诈行为确实可能会给被害人造成损失,且严重扰乱了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其危害程度绝不亚于诈骗犯罪,但从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并不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由于没有相应条款加以刑事处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只能按无罪处理。
  第二,诈骗罪说。[4]该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的观点。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不仅符合诈骗罪的客体要件与主观要件,而且在客观方面,诉讼欺诈也与典型诈骗一样,行为人通过施展骗术实施了“骗(财)”的行为,即通过伪造证据,虚构其与被害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继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出根本不存在的诉讼请求,骗取法院的信任,并借助于法院的强制力攫取他人财物。从形式上看,这种骗财虽然具有间接性,但却不能掩盖其诈骗的本质属性。而且,虽然在形式上是由于法院的错判误判以及强制执行导致了被害人的财产受损,但从根本上说行为人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才是被害人财物受损之真正原因,至少可以说是其原因之一。正是行为人虚构事实、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的因,结出了法院判决的果,更导致了被害人财产受损的最终结果。因此,行为人的诉讼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财物受损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还有的学者认为,诉讼欺诈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而否认三角诈骗构成诈骗罪,会导致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过于窄小,因而主张诉讼欺诈构成诈骗罪。
  第三,无罪加其他犯罪说。该种观点来自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给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中指出:你院(山东省检察院—作者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决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鲁检发研字(2001)第11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
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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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参见任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7.

{2}参见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4.

{3}柳忠卫、石磊.诉讼欺诈行为研究——以刑法为视角的分析(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5).

{4}王焰明.试析诉讼欺诈行为之定性(J).人民检察,2001(8).

{5}董庭玉.论诉讼诈骗及其刑法评价(J).中国法学,2004(2).

{6}刘平立.诉讼欺诈行为探析(N).人民法院报,2002—02—25(4).

{7}陈桂明、李仕春:诉讼欺诈及其法律控制(J).法学研究,1998(6).

{8}(台)林山田.刑法特论(上册)(M),台北:三民书局印行.

{9}(日)大谷实.刑法各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第三版),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潘晓甫、王克先.伪造民事证据是否构成犯罪.(N).检察日报,2002—10—10(3).

{12}王作富恶意诉讼侵财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N).检察日报,2003—02—10日(3)

{13}(日)曾根威彦.刑法各论(M)(第3版)日本成文堂,2001.转引自张明楷.论三角诈骗(J)法学研究),2004年(2).

{14}萧榕.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C),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

{15}黄风.意大利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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