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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死刑非司法性救济程序的构建
【英文标题】 Construction of Non—jndicial Relief procedure for Death
【作者】 杨正万【作者单位】 贵州民族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死刑 非司法性 救济程序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6【页码】 41
【摘要】

本文所指的死刑非司法性救济程序主要包括合宪性审查程序和赦免、特别减刑程序两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包括合宪性审查申请的条件、受理机构、申请程序及审查委员会对该申请的审查。后者主要包括赦免、特别减刑程序的本质、法律性质、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和程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3604    
  一、合宪性审查程序构建
  1.合宪性审查对于面临死刑的被告人的救济意义
  宪法不仅要调整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法律表现),还要调整权利的关系(作为个体的“人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1}(P334)据此可以判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其常委会之间的关系就是属于宪法所调整的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法律应该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宪法及法律的精神相符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撤消其常委会制定的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法律。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存在违背宪法精神引起争议时,就产生了合宪性审查问题。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违背宪法规定的精神错误的提供了影响公民生命的法律根据时,合宪性审查对于面临死刑的被告人就具有了救济意义。
  就我国死刑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看,影响面临死刑的被告人的生命的法律是《人民法院组织法》。该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1983年修订,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的权利。这种授权破坏了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统一性,直接威胁到了面临死刑的被告人的生命被剥夺的合理性和妥当性。由于我国是立法权优位的国家,对于《人民法院组织法》所带来的死刑核准权变化的违宪性问题在现行的司法框架内难以解决。当事人若能够通过宪法监督程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的违宪问题提出合宪性审查,就可能撤消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从而使死刑的核准权得以统一。而死刑的核准权只要一统一,则被告人的生命得以保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合宪性审查对于面临死刑的被告人的权利的救济具有极为基础的意义。
  2.面临死刑的被告人提出合宪性审查申请的条件
  宪法的实施主要靠法律等比宪法位阶较低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因此,当公民利益受到侵害后,主要是通过普通司法手段获得救济。当然,宪法的效力除了通过部门法实现外,还可以产生直接的拘束力,从而普通公民可以获得直接的救济。但是,宪法毕竟是根本大法,其效力和权威应该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维护。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寻求宪法性救济一般必须在普通救济的手段用尽后才启动。同时,被救济的事项应该属于宪法性救济的范畴。除了上述条件外,面临死刑的被告人提出合宪性审查主要是在如下两种情况:其一,死刑确定过程中,司法机关有违反程序规定的情形,而这些违法情形通过普通的司法手段已经难以纠正从而使当事人无法通过普通司法手段达到救济目的。依照宪法保护人权的规定,公民的人权受到侵害后理应得到国家的保护。生命权作为首要人权在寻求司法救济失效后,寻求宪法救济就是当然。其二,面临死刑的被告人能够提出合宪性审查的最关键的理由是他提出的问题属于宪法性问题。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才属于宪法性问题呢?宪法的核心是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因而面临死刑被告人如果是因为国家机关的违宪性行为侵害了他的宪法性权利,就属于宪法性问题。就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案件而言,除了前一问题外,这里所指的当事人提出的具有宪法性的问题主要的是终审确定死刑的司法机关是否有死刑裁判权的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都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却改变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本应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死刑核准权。各高级人民法院于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行使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不仅省略了必要的核准程序,且在执行标准上难以做到全国统一。这从实质上威胁到了面临死刑的被告人的生命权。换言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规定进行的核准,对被告人更有利,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修订的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行的核准对被告人不利。这样衡量法院组织法与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效率的高低对被告人来说就具有实质性意义。而裁量这种法律之间的效率的高低是宪法性问题非普通司法机关能够所为。
  3.受理面临死刑的被告人提出合宪性审查申请的机构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目前世界上现存的合宪性审查的模式主要有两种——美国模式和欧陆模式:表现在审查主体上是分权的与集权的,表现在审查时机上是事后审查的与预防审查的,表现在审查方法上是附带审查的与主要审查的,表现在审查程序上是普通诉讼的与特别诉讼的,表现在审查结果上是个案效力的与普及效力的,等等。{2}(P7)总之,美国模式是由普通法院来完成司法审查而欧陆模式主要是由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完成。在论及宪法司法化时,很多学者似乎表达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来承担司法审查任务的倾向。这实际上是对“宪法司法化”理解过于偏窄的结果。“在非宪法案件中,直接引证宪法条文作为裁判依据的一部分,固然可以称之为‘宪法的司法化’,但用发展的眼光看,真正的‘宪法司法化’,则是依据宪法裁决宪法争议。”{3}(P291)在宪法引用的意义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承担宪法司法化的任务,但是,在宪法争议裁决的意义上,最高人民法院则难以担此重任。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人民主权理论既没有为最高人民法院担此重任提供制度支撑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同时,法律对于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否定,也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实际能力的不足。[1]因此,欧陆模式应该是我国选择的方向。制宪主体与立法主体在理论上尽管不同,但是,鉴于我国的制宪主体和立法主体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同一,因此,就专门宪法监督机构建立的具体路径而言,笔者赞同季卫东教授的观点:即先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建立与其常委会并列的合宪性审查委员会,统一行使原来规定由全国人大享有的改变或者撤消其常委会的决定的权限、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撤消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进行宪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权限。然后在时机成熟时,重新修订宪法,设立宪法法院。{4}(P16)按照这种思路,面临死刑的被告人如果希望通过申请合宪性审查方式寻求宪法救济,现阶段只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提出,只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合宪性审查委员会成立之后,才能向该委员会提出。至于宪法法院则需要更长一点时间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4.面临死刑的被告人提出合宪性审查申请的程序
  (1)申请权人范围的确定。作为死刑案件特定救济程序的合宪性审查既然是特别为被告人设置的救济程序,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自然应该享有该权利。鉴于被告人人身自由受限制,其近亲属也应该享有该权利。考虑到生命被剥夺之后的无可挽回性,其近亲属所享有的这一权利应该是独立的。详言之,其近亲属在行使申请权时不受被告人意志的约束。在被告人自知死有余辜的情况下,这可能增加被告人等待执行死刑的精神痛苦。但是,基于求生的本能无疑会减缓这种痛苦的常识,被告人近亲属的这种独立申请权应该说仍然具有正当性。此外,被告人聘请的律师或者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也应该享有独立的合宪审查申请权。其理同上,不再赘述。
  (2)合宪审查申请的理由、期限和方式。首先,就合宪审查的理由,前文已有述及。享有合宪审查申请权的人提请合宪审查委员会审查的问题必须是宪法性问题。不是宪法性问题,则合宪性审查委员会可以立即驳回该申请。其次,鉴于宪法救济手段一般是在普通救济手段穷尽之后,方能行使,因此,合宪性审查申请的期限显然应该在普通刑事诉讼救济的手段完成之后,在死刑执行核准之前这段时间。当然这只是从原则上讲,被告人应尽可能在这期间。被告人如果没有来得及提出合宪性审查申请,在验明正身这一程序阶段也应允许,以有利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最后,就合宪审查的方式来说,原则上不应该限制被告人是用口头还是用书面方式,以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权益。但是,一般情况下应该要求被告人的律师尽可能提供书面的方式,否则不利于表明申请的理由。具体途径可通过法院逐级转送,也可以直接向合宪审查委员会提出。
  5.合宪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由于合宪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内容是宪法性问题,因而该委员会审查的结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非仅仅具有个案的意义。就此可看出,合宪审查委员会对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一方提出的宪法性问题的审查不同于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的核准,工作量不那么大。鉴于此,合宪审查委员会对死刑案件一方提出的申请的审查应该采用口头方式而不应仅仅限于书面方式。这样可以给当事人以足够的辩驳机会,实现对当事人救济的充分性。合宪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束后,对于被告人一方提出的申请成立的,应该作出法院判决违宪的结论,同时,撤消法院作出的死刑判决。
  二、赦免、特别减刑程序的构建[2]
  1.赦免、特别减刑制度的本质分析
  赦免是指国家宣告对犯罪分子免除其罪与刑的一种法律制度。赦免分为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是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命令的形式,对某一时期内的某一类或某几类罪犯一概予以赦免的制度。特赦是指国家元首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命令的形式,对已受罪行宣告的特定犯罪人免除其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5}(P259)大赦既免罪又免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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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M).公法.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转引自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J).中国社会科学.2002.

{3}张志铭.也谈宪法的司法化(M)公法.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J).中国社会科学.2002.

{5}赵长青中国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6}邓又天.董鑫等.刑法总论(Z).第六期全国法律专业《刑法学》师资进修班编.

{7}(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8}郭金霞.苗鸣宇大赦、特赦——中外赦免制度概观(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爬数据可耻

{9}于志刚.刑罚消灭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Furman v. Ceotgea, 408 U.S.238(1972).转引自赖早兴.中美死刑赦免制度及其比较(Z).2004年5月29日湖南湘潭死刑的正当程序研讨会交流论文.

{11}See Adam M. Gershowitz, THE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CAPITAL CLEMENC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Fall 2001.转引自赖早兴.中美死刑赦免制度及其比较(Z).2004年5月29日湖南湘潭死刑的正当程序研讨会交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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