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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需求如何成为权利
【副标题】 共同善权利观的两种论证方式及其限度【英文标题】 How Demands Become Rights
【英文副标题】 Two Justifications of Rights Based on Common Good and Its Limitations
【作者】 王籍慧【作者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哲学【中文关键词】 权利证成;共同善;个人自主;自我观念
【英文关键词】 justification of rights; common good; individual autonomy; conception of self
【文章编码】 1009-8003(2019)03-003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30
【摘要】 “新兴”或“新型”权利的不断出现是当前权利话语发展的一个特征。这不仅会造成实践中的困境,还会引发权利在概念、理论上的混乱。厘清新兴权利诸多理论问题的一个核心是基于权利的证成面向,探寻一项需求如何才能成为一项法律权利。与义务论权利观相对,共同善权利观将共同善视为权利证成的一个内在理由,认为权利的正当性在于它服务于特定共同体的共同善。具体而言,共同善权利观存在两种论证方式,即基于“个人自主”理由的论证以及基于“自我”观念的论证。无论基于何种论证方式,共同善权利观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它无法真正取代个人主义权利观的价值,也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实质性道德判断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共同善权利观所坚持的至善论可能暗藏强迫的风险。
【英文摘要】 The emergence of “new” rights is typic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right discourse of present age. This will not only causes problems in practice, but also lead to confusions in concept and theories of rights. One core aspect of clarifying the confusions is to explore how a demand can become a legal right in terms of the justification of a right. In opposition to deontology right theories, the theory of rights based on common good regards common good as a inner reason, and holds that the justification of a right lies in that it serves the common good of a certain community.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ways of justification of rights based on common good, that is, justification based on "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the conception of " self". However, whatever way of justification it is, the theory of rights based on common good has its limitations. Neither can it really replace the value of right theory based on individualism, nor can it provide satisfying standards of substantive moral judgment. Moreover, perfectionism, which is inherent to this rights theory, may imply the risk of coerc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0683    
  引言
  在当下中国,权利话语已然成为流行的话语,“被遗忘权”、“个人信息权”、“代孕生育权”、“环境权”、“探视权”、“亲吻权”、“悼念权”、“动物的权利”等各种“新兴”或“新型”权利不断涌现。其中,一些权利主张能够被法律承认,成为法律权利;而另一些权利主张仅仅是道德主张,不具有法律权利的资格。归根结底,新兴权利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随着权利话语的流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直接将个人需求与权利挂钩,并通过权利话语来构建道德分歧,重塑道德主张。
  然而,需求不等同于权利。阿隆·哈雷尔(Alon Harel)在《何种需求构成权利》一文中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需求:作为权利的需求与作为非权利的需求。两种需求的差异在于证成需求的理由不同:内在理由是权利的证成理由,赋予特定需求以权利的资格;外在理由影响一项需求受法律保护的力量或分量,但不是权利的证成理由。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区分标准是它们在道德或法律审议中运作方式的不同:内在理由以统一的、非语境的、类似规则的方式运行,而外在理由的严格性通常依赖于易变的语境。[1]基于此,需求并不必然是权利,一项需求成为一项法律权利必须满足特定条件:它基于内在理由被证成。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理由构成权利证成的内在理由。本文关注的是一种与义务论权利观相对的权利观,即共同善权利观。义务论权利观是一种个人主义权利观,它将共同善视为权利证成的外在理由,仅仅影响权利的重要性,其极端版本拒绝权利的证成依赖于任何善观念。相反,共同善权利观不仅承认他人利益或共同善的重要性,而且将共同善视为权利证成的内在理由,认为权利的正当性取决于权利所推进目的的道德重要性,即权利服务于一个共同体的共同善。本文的目的是描述这种共同善权利观,尤其是阐述共同善权利观的两种论证方式,即基于“个人自主”理由的论证以及基于“自我”观念的论证。在此基础上,本文也试图对这两种论证方式进行评价,并探讨共同善权利观的真正道德力量与限度,以及这种权利观念对我国当前权利话语的启示。
  一、共同善权利观的指向与问题
  共同善权利观指向的是以“权利人为中心”的义务论权利观。义务论权利观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功利主义权利观对集体福利(collective well-being)的偏好。这一任务主要是通过以德沃金、罗尔斯等为代表的权利理论在个人/集体、个人权利/集体福利等概念之间建立起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并坚持“权利优先于善”来完成的。具体而言,“权利优先于善”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某些个人权利如此重要,以至于普遍福利不能僭越它;第二个版本关涉规定权利的正义原则的获取方式,权利优先于善是指权利是独立获得的,不依赖于任何善观念。[2]
  “权利优先性”主张建立在一种个人主义哲学人类学基础上:自我优先于目的,个人是独立的、具有自主选择能力的行动主体。基于此,个人主义权利观的核心特征是强调被功利主义所忽略的个人具有重要性,倾向于从权利人的视角来理解权利的概念、性质与功能。例如,就当代流行的法律权利理论而言,无论是概念意义上还是证成意义上的利益论与选择论(意志论)都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特征:它们都试图基于权利人的视角建构权利的概念或权利的证成理论,无论关注的维度是权利人的利益还是权利人的自主选择能力。[3]或者说,利益论与选择论在对个人或权利人的强调上具有一致性:没有什么能够称得上是一项权利,除非它有一个指定的权利人。
  然而,以“权利人为中心”的权利观存在缺陷。首先,它无法解释某些新兴权利类型,尤其是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后又一次权利扩张所带来的新兴权利类型,如以集体权、发展权、环境权等为典型的“第三代权利”。就这些权利而言,个人主义权利观忽略了权利实施条件的重要性,忽略了个人的生活条件对其享有权利的影响。其次,个人主义权利话语的流行会导致过度用权利术语来构建道德问题的现象,其极端的版本认为任何有道德价值的道德需求都是个人权利。这不仅会弱化权利对道德思考的独特价值,也会导致这一结果,即我们享有越来越多的法律权利,但我们对自我生活的自主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最后,这一权利观本身存在一个现实困境:权利保护的严格性与权利对权利人的价值(利益)之间存在不匹配。[4]也就是说,权利的重要性会超过它所保护的权利人利益的重要性。
  共同善权利观指向的正是这一权利观的个人主义维度。相反,它将焦点从个人(权利人)维度转移到社会或集体面向,主张集体维度也应该构成理解权利的内在要素。共同善权利观的核心问题是:共同善在权利理论中的适当角色是什么,它应处于何种地位,承担何种功能,以及如何将共同善纳入权利话语中。这些问题都关涉共同善权利观的证成,即共同善权利观如何在共同善与权利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
  二、共同善权利观的两种论证方式
  共同善权利观的核心主张是:共同善是权利证成的内在理由,权利的正当性依赖于权利所服务目的的道德重要性,即它致力于促进共同善。共同体主义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得出这一结论:“个人自主”理由与“自我”观念理由。[5]基于此,共同善权利观主要存在两种论证方式:基于个人自主的论证,以及基于“自我”观念的论证。前者以拉兹为典型,即拉兹主要基于“个人自主”理由构建其共同善权利观;而后者的典型代表是桑德尔,他主要基于“自我”观念批判罗尔斯的权利理论,建构他的共同善权利观。
  (一)基于“个人自主”理由的共同善权利观
  拉兹可以被视为一个自由共同体主义者,而拉兹的共同善权利观也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范畴内对个人权利理论的批判或修正。我们可以在《自由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Freedom)、《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等书中一窥拉兹的共同善权利观。拉兹的目的是缓和并超越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个人利益/共同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概念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建构一种新的非冲突性、非对抗性权利理论。理解拉兹共同善权利观的关键在于厘清拉兹如何基于个人自主概念在权利与共同善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拉兹的论证逻辑或步骤大致如下:
  第一,就个人自主与权利的关系而言,拉兹认为,权利使个人自主成为可能,但不是促进个人自主的唯一因素。一方面,自主仅仅由权利构成,即自主的生活是在不可侵犯的权利之内的生活,承认个人权利意味着尊重个人自主。另一方面,个人自主与个人主义权利存在冲突的可能性。权利的确使个人自主成为可能,但仅仅享有权利是不够的,存在其他使个人自主成为可能的因素,如集体善。[6]
  第二,就个人自主与共同善的关系而言,共同善使个人自主性成为可能,共同善是个人自主的前提条件,也赋予个人自主以价值。首先,拉兹提出了实现个人自主的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是存在足够的、道德上可接受的选项:只有存在各种可接受的选择时,一个人才是自主的,“一个从没有过任何重大选择,或没有意识到选择,或从没有在重大事情上进行过选择,而是随生活逐流的人不是一个自主的人”。其次,多元有价值选项的存在依赖于特定社会条件,即这些选项必须被特定社会形式承认。最后,至少某些构成这些选项的社会条件是集体善。基于此,对拉兹的自主概念是一个“至善论自主”概念:个人自主取决于集体善的存在,且共同善使个人自主具有价值,“自主原则是一个至善主义原则,自主的生活只有被用来追求可接受的和有价值的事项和关系时才有价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主的可能性依赖于集体善的可获得性”。[7]
  第三,共同善是权利证成的内在理由而非外在理由。拉兹如此建构个人自主与共同善之间内在关联的直接结果是,共同善在他的权利理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拉兹的共同善权利理论中,共同善承担的角色是:共同善是权利证成的一个内在理由,而非强化权利保护重要性的外在理由。基于此,拉兹利益论中“利益”的完整解读是:权利的价值是权利人的利益与其他人利益或共同善的总和。
  综上,拉兹的论述总体建立在一种强版本的后果主义基础上,“一项权利是否存在取决于对保护的利益与牺牲的利益的比较”。[8]例如,拉兹在自由权与共同善之间构建内在关联的逻辑是:基于道德上的后果主义,在自由权的后果(促进共同善)——自由权的重要性——自由权的存在三者之间建立起概念上的关联。[9]这就是拉兹解决权利与共同善之间冲突对立的方式:“我们并不一定要将权利理解为内在地独立于集体善,或本质上与集体善相冲突。相反,权利依赖于并服务于集体善。”[10]因而,作为权利证成理由的共同善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他人的利益或共同善与权利人的利益相协调。或者说,权利人的利益与共同善之间是相互支持关系:“促进权利人的利益是促进他人利益的一种方式,通过促进他人的利益,同时也服务于权利人的利益。”[11]
  (二)基于“自我”观念理由的共同善权利观
  桑德尔主要基于“自我”观念构建其共同善权利观。因此,理解桑德尔的自我观念是理解他的共同善权利观的核心。
  桑德尔针对的是罗尔斯正义理论所预设的“无负担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观念。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是对康德义务论自由主义的同情性重构:他通过“原初状态”这一预设,用合乎理性的经验主义原理框架来重构康德的超验唯心主义背景。基于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预设了一个康德式的道德主体观念:一个先在的、独立的以及不受任何道德纽带束缚的自我。同时,罗尔斯的“无负担的自我”观念意味着义务论式的权利优先于善,以保障自我对目的的优先性:重要的不是经验目的,而是行动主体自主选择目的或善观念的能力。
  斯蒂芬·马尔霍尔等人认为,桑德尔主要在三个层面上批判罗尔斯的个人观念。第一,罗尔斯意义上先于目的的自我意味着目的仅仅是个人自主选择的产物。但是,这种自我观念具有浓厚的意志论色彩,它并不是关联自我与目的的唯一方式,反而排除了其他可选择的方式。第二,罗尔斯意义上自我的独立性意味着自我与目的是脱离的。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自我观念拒绝以主体间或主体内的方式来理解自我,它排除了自我与目的之间的“构成性依附关系”,即目的构成自我,目的是自我认同的内在构成性要素。第三,桑德尔进一步认为,罗尔斯意义上自我具有非社会性,这将导致他对政治共同体或社会的理解十分贫乏。同样,罗尔斯基于这一“自我”观念理解共同体的方式排除了其他理解共同体的方式,即一种构成性共同体观念。[12]
  在批判罗尔斯“自我”观念的同时,桑德尔道德主体理论的轮廓也得以形成。桑德尔的自我观念是一个与先在个体化的自我观念相对的“构成性自我”观念。第一,自我与目的之间存在构成性依附关系(constitutive attachment)。桑德尔提出了“构成性目的”这一概念,即目的或善观念对自我具有构成性的重要性,目的或价值并不是自我的属性,而是内在于自我,是自我的组成成分。第二,共同善的构成性角色导向一种构成性共同体观念,即共同体不仅仅是利益无涉个人的互惠性合作体系,也是个人得以构建或重新定义自我身份的所在。或者说,构成性共同体描述了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共同体观念能够深刻渗入自我理解。因而,自我认同与我们对自身作为特定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密切相关,共同体意识意味着共同体成员“认为他们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由他们身处的社会所确定”。第三,桑德尔认为,自我的界限不是既定的、最终确定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因为自我通过认知性的方式,即反思而不是选择获取其目的。在这一意义上,重要的不是自我选择,而是自我发现,自我意识到自我是一个主体间的存在:“对于其身份是根据预先存在的目的构成的主体而言,行动能力更多地体现为寻求自我理解,而非召唤意志。”[13]或者说,个人认同迫使我们反思泰勒意义上只有在共同体生活中才能实现的“强的评估”(strong valuation),根据与我们特定的欲望和偏好无关的标准来区分正确与错误,评估它们的价值。
  桑德尔正是基于这一“构成性自我”观念构建权利与善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桑德尔区分了两种权利证成方式:一种是自由主义基于个人自主性或个人尊严证成权利的方式,另一种是他所主张的基于权利所保护的善来证成权利的方式。基于先在目的与自我之间的构成性依附关系,以及它所支撑的善对权利的优先性,桑德尔导向了一种目的论或至善论:权利建立在某种善观念或良好生活观念基础之上,权利的正当性依赖于它们服务的目的的道德重要性,即权利能够促进某些重要的人类价值或共同善。因此,桑德尔的共同善权利观要求对权利目的的内容进行实质性道德评价。例如,言论自由权利的证成不依赖于它是个人自主性的表达,或它是共同体所共享的价值,而依赖于“对言论的重要性及其所引发的危险的本质性的道德判断”。在这一意义上,桑德尔拒绝将自己贴上共同体主义的标签:共同体主义将权利的证成建立在特定共同体或传统普遍支持或广泛共享的价值之中,承认某项权利取决于这一权利是否隐含在传统或共同体的共识之中。[14]当然,桑德尔的主要目的是确认自主性价值的局限性,对权利与善之间关系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全盘否定自主性的吸引力与价值。[15]
  (三)两种论证方式之间的关系
  共同善权利观的两种论证方式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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