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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对立
【作者】 李步云【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1年【期号】 2
【页码】 3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30    
  在当前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单纯的法治,也没有过单纯的人治,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法是武器,人是战士,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好比武器同战士的关系,因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既要实行法治,也要实行人治,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显然,这是把“法治”同“法”、“法的作用”,把“人治”同“入”、“人的作用”这样一些不同的概念完全混为一谈了。
  事实是,法治也好,人治也好,都有自身确定的含义,决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法”与“人”、“法的作用”和“人的作用”这样一些概念所替代的。它们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法律制度密切相关。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它们之间的激烈论争,往往出现在社会发展的转变关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法治的主张,总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人治的主张则总是具有一定的反动性或落后性,两者是不能结合的。历史上,有过地主阶级的法治、资产阶级的法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它们逐步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它们之间论争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意义。
  (一)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法治和儒家主张“人治”,就是封建制和奴隶制、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要表现之一。其根本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儒家认为,一个国家是兴旺发达还是衰败没落,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于国君和将相是否贤明,即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法家则认为,一个国家的治与乱、兴与亡,关键的第一位的因素是法律与制度的有无与好坏,而不在是否有贤明的帝王与将相。他们鲜明地提出:“唯法为治”、“以法治国”的口号,提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韩非子·六反)。(二)儒家主张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作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认为:“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祭统》)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公布成文法。与此相对立,法家则主张:“事断于法”。他们从多方面论证了法的社会作用,十分强调必须以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管仲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主七臣》)商鞅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公布成文法。(三)儒家主张“礼有差等”,“法不加于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家则认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法律一经制定和公布,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君主在内,都要遵照执行。管仲就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商鞅也说:“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商君书·修权》)他们极力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当然,儒家主张人治,并不是根本不要法与刑。如孔丘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同样,法家主张法治,也并不是根本不要礼与德。这也是事实。然而,我们却决不可以此作为理由,否定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面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不能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否定对立面之间的原则界限。也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法治与人治之间没有什么好与坏、进步与落后之分。辩证法认为,对于复杂现象,应该善于抓住主流和本质。事物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该事物的性质。如果我们承认,从总体上和根本上看,法家的法治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儒家的人治维护着奴隶制的等级与特权,我们就应该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治主张是进步的,人治主张是反动的。
  (二)
  资产阶级的法治理论,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作为一种理论,它反映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它就是实行法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资产阶级法治这一概念,决不是可以用什么“法很重要”、“要重视法的作用”那样一些很一般、很含混的意思所能概括、表达和替代的。
  资产阶级法治的对立面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人治。两者的根本对立,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治,主张依靠君主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以治理国家。英国的詹姆士一世说:国王“要怎样做便怎样做,除掉对于上帝负责之外,并不对于任何人民负责。”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法治则主张依靠体现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洛克说:“谁握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应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政府论》)(二)封建专制主义人治主张君主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他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詹姆士一世说:“国王在人民之上,在法律之上,只能服从上帝和自己的良心。”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法治则主张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国家领导人的权威,任何国家领导人都要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卢梭说:“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三)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治,主张君主应该掌握立法、司法、行政等一切大权,极力反对分权的理论和作法。霍布斯说:“如果要把主权分开,给这个人一点,给那个人一点,便是纷扰和内乱的原因。”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法治要求三权分立,主张立法权由普选的议会行使,实行司法独立。孟德斯鸠说:“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或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论法的精神》)(四)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治主张法律不平等,公开维护等级与特权。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法治则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洛克说:“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政府论》)
  资产阶级法治较之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的法治,不仅要进步得多,而且有性质上的不同。先秦法家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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