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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大法律评论》
法律解释共同体的解构与重构:从韦伯到鲍曼
【英文标题】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From Max Weber to Zygmunt Bauman
【作者】 孙光宁【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治;法律解释;法律共同体;唯一正解;法律职业
【英文关键词】 Rule of law;Legal interpretation;Legal community;One right an-swer; Legal profession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第1辑)
【总期号】 总第11辑【页码】 31
【摘要】

法律解释共同体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中的一种共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源于法律追求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如何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建构高层次、高素质的法律解释共同体还有待深入探索。借鉴韦伯和鲍曼关于共同体的理论可以看到,利益上的分离解构着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我们需要从最低意义上的解释共同体做起,基于中国法治的现状去重构法律解释共同体。

【英文摘要】

It’s well known to all that the communit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is due to the legal pursuit of universalism. However, it still remains a question how to construct the community in 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ories from Max Weber and Zygmunt Bauman, the separation of interests has been de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We will have to reconstruct the com-munit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botto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5371    
  一、溯因:对“唯一正解”的追求
  在方法论思潮的背景下,法律解释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主观性是法律解释的基本属性之一,如何准确地在案件中依据个案事实对既有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就必然带有一定的不确定色彩。这种自由裁量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得人们很可能产生对法律解释遭到滥用的担心。所以,限制法律解释主观性也就成为法律解释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至少可以采用两种主要途径来限制法律解释中的主观性滥用,一种是加强对具体解释方法的细致研究,不断从个案分析中探索适用各种具体解释方法的细致规则,通过这种规则的完善来限制法官过度解释法律。这一进路的初衷本无可厚非,但是,细致规则的设计在没有变成具体的规范性条文之前,对法官仅仅具有指导意义而无法通过特定惩罚性后果来保障,这就大大削弱了其作用的效果。另一种限制法律解释中过度主观性的途径就是所谓“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建构。
  法律解释共同体是参与法律职业实践活动的各种主体。从范围来看,它同样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学者等具体群体。可以说,法律解释共同体在范围上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种解读,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是内在一致和相通的。“其内部存在着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标准。这些标准告诉共同体成员,哪种法律证据具有说服力,哪种证据处理的方式可以接受、何种思维方法能够赢得其他共同体成员的支持。”[1]换言之,法律解释共同体可以作为标准来判断特定个案的法律解释是否具有合法性、恰当性和正当性,进而决定该法律解释的效力。“法律家……的主观判断必须经受解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批评和监督,必须迎接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性判断的挑战和第三者的择优选择,因此,客观而正确的法律决定终将在主观与主观的碰撞砥砺过程中出现。”[2]例如,审级制度实质上就是此种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具体表现:如果二审法院并不认可和接受一审法院关于特定案件中事实与规范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解释,那么,前者就可以通过发回重审等方式要求后者重新作出法律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建构是限制法律解释中过度主观性的一种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途径,这也被很多观点所拥护和支持。“对前提越是一致,就越有可能遵循三段论模式来进行法律推理。因此,法律就会表现为(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客观、非个人化。同理,解释之客观性是以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解释共同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y)为前提的。”[3]对法律解释共同体或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呼唤也成为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就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维护共同体一致性的制度建构。有学者在分析我国司法现状的不足时就曾论及:“法官队伍的知识背景高低不一,无法形成‘法律解释共同体’;重实质判断,轻法律解释技能的培养与应用,裁决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不能很好地统一起来。”[4]简而言之,推进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建构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司法领域中普遍的“应然性”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推崇是一种悠久的传统。在古罗马时期,官方就认可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解释具有正式效力:在五大法学家意见不一致时,一般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同意见产生了相同数量的情况,则依帕披尼亚努斯的意见为主。在中世纪,虽然法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即使是面对着神学自然法的解释,也形成了以解经学为背景的教士群体,他们实质上就是《圣经》的解释共同体。在近代,虽然法国关于禁止法官解释法律的立场对其他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随后的时期内日益凸显,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
  法律解释共同体之所以受到长期的重视,从外部原因来说与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直接关系:凡是法律(特别是司法)发挥较大作用的社会和时代,法律解释共同体总是能够受到更多的关注,反之亦然。从内部视角来说,重视法律解释共同体的直接原因是出于限制法律解释主观性的需要,从根本原因来说,对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推崇源于法律规范的基本属性—普遍性。
  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永恒对抗之中,法律规范从总体上是倾向于前者的,所谓“相似情况相似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法律规范构建和运行的出发点。法律解释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地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通过对个案的审视和裁判来体现和表达法律规范所追求的普遍性,这种对追求普遍性的最佳表现就是“同案同判”,即法律解释在结果上的一致性和客观性。这一倾向被德沃金表述为法律解释的“唯一正解”。
  德沃金在其《法律帝国》和《认真对待权利》等著作中,都反复强调了在案件,尤其是疑难案件中,都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判决)。这与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性的现实状态完全相左,也是该理论观点备受质疑的原因之一。“倘若裁判者拟在冲突的价值判断或可能的选择之间进行取舍,那么他必须实现找出一个能够通约于不同对象之间的取舍标准,或者建立一套绝对的价值等级序列,而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行或不可能的。因此,从方法角度观之,德沃金所谓的‘唯一正解’,的确存在盲目乐观的一面。”[5]这一点连德沃金自己也承认:“英美法律工作者大多对任何一个真正疑难案件的‘正确答案’的可能性持有怀疑态度。……诚然,依照通常的意见,这个法律问题只存在不同的答案,而不存在正确的答案或最佳的答案”。[6]“他也不太可能通过逐个找遍法律报告以图发现没有正确答案案件的实际案例来获得成功。每一个个案报告都包括一个意见,它证明了某一方面具有法律论证的较大优势。有的案件也有不同意见,但是这样的案件也是较好意见占据上风的案件。……在某个特殊案件中,将使所有法律工作者都信服的这样一个论证是极其不可能的。被一个学者作为判例来引用的任何一个案件在其他人看来都可以是有争议的。”[7]德沃金在《原则问题》和《至上的美德》等著作中也对很多美国宪法案例在解释结果上的多样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里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是:既然德沃金非常明确在现实中(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不可能达到“唯一正解”的效果,那么,坚持“唯一正解”观点的意义和目的何在?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德沃金是在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中使用“唯一正解”这一观点的。无论是整体性法律、原则裁判、建构性解释,还是Hercules的法官形象,都表明了德沃金所推崇的一种理想状态。“就德沃金这方而言,其所描述的‘唯一正解’实际上也可理解为是法律上的一种应然状态,即法官在法律判断中应该尽力追求的,并且在完满的法规范内容实际上也可获得的结果。德沃金正是为了‘唯一正解’这个命题得以成立,而坚信法律是个完整体系。在德沃金的学说中,作为所有论证和表述的基点—法律完满,可以说是以一种规范性命题出现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预设,甚至就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洛克的‘社会契约’一般,只是一种有关逻辑起点的拟制,它在现实中可能不存在,或难以实现,但是这点在规范意义上并不重要,只是通过这种预设,能使我们得到一种类似罗尔斯所言的‘可望的结果’。”[8]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当面对疑难案件的时候,具备完美司法素质的Hercules在了解“整体性法律”的背景之下,利用原则和政策等进行“建构性阐释”,最终实现“唯一正解”。用德沃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法律解释的本质是找到完美无缺的结果,特别是在宪法解释中更是如此。除非你想到达一种悲剧性结局,否则就没有其他选择。”[9]这里需要明确“悲剧性结局”的所指。“如果一遇到疑难案件就没有唯一正解,就会把法律的不确定性过于夸大,从而会违背法治的理想,也会给公民权利的保障带来困难。德沃金正是从他的法律概念包括原则和政策出发,指出作为整体的法律要求体现基本的法律原则包括道德原则,这些原则和政策在法律规则缺失的时候可以作为解决疑难案件的钥匙。”[10]也就是说,即使是面对疑难案件,法官在司法过程的运行中也必须形成其所认定和坚持的“唯一正解”作为整个案件的结论,从而(至少是在形式上)维护法律在普遍性、确定性和预测性上的追求,避免了“悲剧性结局”。
  所以,从“唯一正解”观点中获得的重要启示在于:在面对多样性的法律解释及其结果(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之时,法官仍然应当在进行总体比较和权衡之后形成并坚持唯一结论,这种形成和坚持并不应当因为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而退让和放弃。当然,这种坚持也需要法律解释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相互监督、修正和支持,以保证该解释结果符合法律规范的规定和精神。简而言之,对“唯一正解”(法律解释普遍性)的追求,是我们重视和推崇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解构:基于利益视角的分析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基于对法律及其解释中普遍性的追求,法律解释共同体受到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在已经明确其重要性的前提下,我们应当更加深入和具体地探索如何建构法律解释共同体,可惜的是,这种可操作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在学者的研究中却很少涉及。在对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呼唤已经引起较多共鸣的情况下,建构法律解释共同体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就国内的情况而言,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并没有建立。相反,立法者、司法者、法学家和律师等“次群体”之间的裂痕却有着不断扩大之势。如果说在静态中,次群体之间的裂痕还没有多少表现的话,那么,一旦遇到具体案件(特别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以上裂痕就会被充分暴露:相互的不信任、怀疑、猜忌、批评(甚至诋毁)都有可能出现,“理论无用”和“实践浅薄”就是两种典型观点。
  从法律解释共同体建构的宏观历史来看,情况依旧无法令人乐观。在古罗马时期,将著名法学家的法律解释认可为法律渊源,这是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最高层次待遇。而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法律解释共同体却呈现了不断衰落的趋势。经过了中世纪神学的打压以及近代对司法及其解释不信任的排挤,到了现代法学研究中,法律解释共同体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缩小到理论研究领域(如德沃金的理论)。换言之,作为一种共性的法律解释共同体,对其重视和推崇越来越具有一种口号式的意义。而在中国建构法律解释共同体(或者更宏观视角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也出现了前述中不和谐的表现,其中的原因值得细致推敲。
  马克斯·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中总结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法学教育和法律组织形式:在英美法系的行会式垄断组织中,法律职业者形成了一个有严密内部组织和行规的利益集团,所有的法律职业都在这一团体的控制之下,法官从律师中产生,而律师也曾经做过法律学徒;而在大陆法系较为松散和开放的职业组织中,主要采取的是学理取向而非实践取向,法学家(法学教授)的意见得到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尊重。因此,法律职业只有在知识的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共同体。[11]应当说,韦伯的这种总结是相当精确的。在国内对法律解释共同体的论证之中,学者们大多以英美法系较为严密的共同体组织来作为论据和标准,而我国的法治建设从总体构架上看是主要是借鉴了大陆法系,这种借鉴本来就存在背景上的“错位”。更重要的是,当下中国法律职业者们即使是大陆法系中“知识意义”上的共同体标准也难以达到:部门法在体系上和内容上的不断分化使得任何法学家都难以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中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种知识上的隔阂在司法领域中由于职业角色的原因而更为固定。
  面对着“貌合神离”的法律职业群体,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韦伯给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容易接受的答案—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认为,包括家庭共同体、氏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以及宗教共同体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他们的行为总是与经济有着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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