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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网络法律评论》
对卡拉OK收取版权使用费:按包间还是按点播?
【副标题】 版权特别费与数字权利管理之间的冲突和选择
【英文标题】 Collecting Copyright Royalty From Kara OK:Pay—By—Boxes or Pay—By—Requests?
【英文副标题】 The Conflict and Option Between Levy System and DRM
【作者】 吴伟光【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著作权法【中文关键词】 版权 版权特别费 数字权利管理
【英文关键词】 copyright;levy;DRM【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1(第10卷)【页码】 132
【摘要】

2006年国家版权局公告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收费标准,但是如何对卡拉OK经营行业收取版权使用费在版权人组织和卡拉OK经营行业协会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主要分歧是按包间还是按点播来收取版权使用费;按包间收取版权使用费的性质与欧洲等国家在20世纪采纳的版权特别费制度很相似,而按点播收取版权使用费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的一种数字权利管理制度,即DRM;在欧盟以及一些成员国有放弃版权特别费制度而推广数字权利管理制度的明显倾向,因此我国在卡拉OK收费的方式问题上似乎应该鼓励点播收费模式,放弃按包间收费模式。

【英文摘要】

The Copyright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issued the standard of copyright licensing fee for Kara OK enterprises;but the big divergence still exist between the copyright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Kara OK enterprises on the way of calculating and collecting the licensing fee,that is,based on the pay—by—boxes or the pay—by—requests;the pay—by—boxes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system of levy which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i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last century;the pay—by—requests is a kind of 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nvironment,i.e.DRM;there is obvious trend of abandoning levy system and promoting DRM system in the EU and some member states;therefore,for collecting licensing fee of Kara OK enterprises,maybe it is wise to encourage pay—by—requests but not pay—by—box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111    

在中国版权与娱乐产业内2007年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便是对卡拉OK娱乐业收取版权费的问题,2006年国家版权局以1号公告的形式公告了《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其中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为:“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音乐作品、音乐电视作品版权使用费,基本标准为12元/包房/天(含音乐和音乐电视两类作品的使用费)。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1]。当这一标准公布之后引起了多方的讨论和争论,其中以广东省的娱乐产业的质疑最为引人注目,这使得如何对卡拉OK产业征收版税在一开始便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并引起公众的关注。[2]

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最主要的争议:一是征收版权使用费的主体问题;二是征收版权使用费的标准问题;三是征收版权使用费的方法问题,主要是按包间征收与按点播征收之间的争议。按照我国版权管理机关所建议的对卡拉OK企业征收版权使用费的方式,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征收版权特别费制度(copyright levy),而我们面临的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我国版权权利人向娱乐业征收这种版权特别费所遇到的特定问题,相反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即在数字技术环境下版权特别费制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以及如何与数字权利管理制度相协调。本论文以在我国2006年至2007年之间发生的向卡拉OK娱乐产业征收版权使用费这一案例为出发点,分析版权特别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版权特别费制度所面临的困难和选择。

一、版权特别费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版权特别费制度的产生是与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复制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以纸为媒介的近二百年的时间内,作为作品来源者版权权利人和作品承载者的造纸商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甚至他们是相互依存。但是当技术的发展将媒介从纸变成磁媒介时,版权权利人和媒介技术提供者之间的蜜月期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纷争开始加剧,因为工具的进步打破了两者之间长达一百多年的默契。强有力的复制技术使得私人复制能力大为增强,这让版权权利人感到恐慌,有些国家于是要求复制工具或者技术提供者和版权人之间都必须作出让步,妥协的结果之一是建立版权特别费(copyright Levy)制度来解决私人复制问题。

(一)私人复制问题

不管是明确规定还是默示,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主要国家的版权法最初都认为个人非商业目的的复制是合法的,即作为对版权人权利的限制,个人可以为非商业性的目的对其合法获得的作品进行复制。这种对版权限制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避免与作品的个人使用者一些基本权利尤其是隐私权相冲突;二是根据市场失效理论,对个人使用者的复制行为进行版权执法和授权是不经济的,即获得的版税回报要远低于收取版税的成本。另外当时的立法者认为私人复制就是指通过手抄或者打字机进行的复制,对版权人利益的损害是微乎其微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私人复制行为都是合法的,尽管我们不能总是在这些国家的版权立法中找到相应条款明确规定个人复制合法,但是从版权法的司法实践中可以验证,例如,德国在1955年的Grundig Reporter案中和1964年的Personalausweise案中才开始讨论私人复制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导致特别费制度的产生。[3]在美国直到1986年的Sony Corp.of America v.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案中才第一次开始讨论私人复制是否合法的问题。[4]

相关立法活动也有相应的证明,随着技术的发展,当公共复制和私人复制变得越来越模糊时,立法部门才认识到需要通过法律来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分清。因此20世纪早期的德国版权法和荷兰版权法中开始规定为了个人学习和使用的唯一目的而进行的少量复制是被允许的;法国版权法直到1957年才有这样的规定。这种被许可的私人复制一直被认为不得向公众提供或者流通。[5]1967年《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修订文本中才开始引入了著名的判断复制是否合法的“三步检验法”,该条款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巴黎文本中即“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6]。这些法律规定都说明一个问题即私人复制行为从这一时代开始不再是当然的属于版权所禁止中的例外行为,而是要满足“三步检验法”或者类似的标准。

(二)特别费制度的产生

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复制设备使得私人复制能力大大提高,之前的立法者根本没有预想到这种情形,因此认为应该对私人使用的例外进行严格的解释,不能将其扩展到这种通过机器复制形式的私人使用。[7]那么对这些非法的私人复制行为进行版权的许可或者加以禁止同样还会遇到交易成本过高以及与行为人的隐私等个人权利相冲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率先推出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特别费制度。爬数据可耻

德国的特别费制度直接源自于两个有关私人复制的案例,1955年在Grundig Reporter案中德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GEMA)起诉磁带录音机制造商,诉求是(1)除非录音机制造商能够使得消费者知晓他们在版权法下的义务,否则应停止录音机的销售;并且(2)为过去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联邦德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既然立法者在1901年的立法中无法预见到今天的情况,因此应该通过司法解释来发展该法律;在作品的使用者的利益与创作者的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应该倾向于支持后者。法院表明:“在版权法中没有这样一个原则即版权的权利必须在私人的领域前突然停止。因此法院承认版权人有阻止这种私人复制的权利,并且认为对权利的无法实现不影响法律上认可这些权利。而且法院还认为版权人有权利获得赔偿,即使这种使用没有表现出直接的经济利益。”[8]该案表明在德国法院承认版权权利人有权阻止这种私人复制行为。

在1964年的Personalausweise案中,GEMA诉求德国最高法院要求录音机制造商在向批发商或者零售商提供录音机时应将购买者的身份通告给GEMA。首先,德国最高法院要回答的问题是录音机的销售商和零售商是否要承担侵犯版权的责任,尽管他们没有进行复制行为而只是为个人进行复制行为提供了必须的设备?法院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录音机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在这种大量的私人复制中明显获得了利益。但是法院却不认为录音机的销售商有义务要求其购买者将他们的身份向GEMA公布以便GEMA可以监督他们是否侵权。法院认为尽管私人的这种复制行为构成侵犯版权,但是这种控制行为会与消费者根据《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第13条所享有住宅不受干扰的权利相冲突。[9]该案表明德国法院承认在行使版权和保护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

为解决版权权利人与非法复制之间的冲突,1965年《德国版权法》规定对录音设备征收版权特别费,1985年版权法改革时又对空白录音带和复印设备征收版权特别费。版权特别费制度的基本概念是对用于私人复制的设备和空白磁带征收特定的费用来弥补版权人因为这种私人复制而遭受的损失;这样版权人获得了补偿但是不需要对进行私人复制的个人行使版权;而私人复制也成了合法的复制行为。德国的这种版权特别费制度在其他国家也开始迅速的扩展,根据澳大利亚版权局在2001年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当时有44个国家采纳这种制度。[10]我们上面提到的向卡拉OK收取版权使用费的按包间收费模式与这里的版权特别费制度非常的相似,其区别仅仅是将复制设备和磁带换成了卡拉OK包间。

特别费的收取和分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表现,有关复印和私人复制的特别费收发一般都通过权利集体管理组织来行使,例如,对于从复印上收到的特别费,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这些国家,作者与出版商之间是平分;而在法国,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分配比例与被复印的书的种类和销售数量等都有关系;在西班牙分配比例则是固定的,作者获得55%,出版商获得45%。而从录音设备方面收到的特别费,比利时版权法规定在作者、表演者和制作者之间各33%来分配;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是作者50%,表演者和制作者各25%等。[11]

但是一般有三种情形可以免除对复印设备、录制设备或者空白磁带征收特别费,一是该设备或者媒介没有在该国市场内流通,即仅仅用于出口的目的;二是该设备或者媒介不是为了个人复制的目的,而是为了专业目的,例如,为广播组织、出版组织、音像制作组织等,在这种情况下不收取特别费;三是一些公共利益的考虑可以免除特别费,例如,该设备或者媒介是为了残疾人服务等。

二、版权特别费制度与数字权利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和协调

(一)数字权利管理制度

众所周知数字技术下的私人复制更方便、更完美,对版权人的损害更大,那么可否将特别费制度自然而然地扩展到数字技术环境中呢?实际上在适用过程中至少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技术一体化的问题,或者说媒介一体化的问题;我们上面介绍过,在模拟技术环境下,针对不同的媒介会有不同的特别费制度,包括征收的主体、征收的方式和分配的方案等都会不同,但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多媒体技术使得多种形式的作品都可以在同一个媒介上复制、存储和播放,因此模拟技术环境下的特别费制度即使在数字环境下适用也必须经过改革,由于这一问题不是本论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对此不过多讨论;第二个问题是特别费制度与数字权利管理制度的冲突问题,对这一问题本论文下面会着重讨论,但是在讨论之前我们先要介绍一下数字权利管理制度和版权的技术保护措施制度。

数字权利管理(DRM)的概念与技术保护措施经常被同时使用,但是两者并不相同,数字权利管理所具有的功能要比技术保护措施中的仅仅是接触控制和复制控制要广,其通常是依靠数字技术来描述和识别对应的内容,并通过数字技术来实现版权人或者法律为内容的提供和使用所设立的规则;技术保护措施的基本功能是接触控制和复制控制,而数字权利管理与此的根本不同是不是仅仅为了接触控制或者复制控制,而是为了创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中作品的各种方式的使用包括复制只有与版权人设定的规则相符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数字权利管理不是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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