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除魅与重构:“捕诉合一”的辩证思考
【作者】 步洋洋
【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捕诉合一”;“捕诉分离”;批捕权;公诉权;诉讼化改革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32
【摘要】

自1978年检察机关复建至今,批捕权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合到分,再到分和并立又重启合一的一波三折。在这一系列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中,对于两种权力的内在关系应然与实然如何,其争论从未中断。立足于司法改革与检察权配置调整的现实语境“,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问题探讨绝不能单纯地囿于利弊多寡之争,而是应当以除魅的方式回归问题原点。应从两种运行模式的基本意涵与确立初衷入手,寻求“捕诉合一”所涉的基本原理,回应“捕诉合一”的诸多质疑,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辩证思考,从理论与实务两个维度演绎归纳出时代语境下“捕诉合一”改革完善的本土化进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084    
  引言
  批捕权和公诉权作为我国检察机关的两项基本权力,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检察机关权力体系的支柱。如何公正高效地履行此两项职权,保障此两项职权应有的效能得以发挥,不仅关涉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以及检察职权的优化、调整,同时深刻影响刑事司法的价值、目标,掣肘刑事司法体制与司法改革的全局。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进行考察,自1978年检察机关复建至今的40年间,批捕权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合到分,再到分合并立又重启“捕诉合一”的“一波三折”。而在这一系列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中,对于两种权力的内在关系应然与实然如何,其争论从未中断。职能冲突与角色冲突已然成为捕诉合一的衍生产物,似乎只要“捕诉合一”,司法权之中立性就必然被消解,审查逮捕的独立性就必然消失,一定程度上沦为追诉权的附庸,实然地丧失其本源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有争论或许是好事,争论至少可以让我们更为清醒、全面地对此一问题进行审视,并在分析、探究的基础上得以辩证思考,演绎归纳出捕诉调整的内在逻辑,以及改革时代语境下的此一问题完善的本土化路径。
  一、捕诉合一的基本范畴
  (一)捕诉合一的基本意涵及其历史沿革
  完整的逮捕权由提请、批准和执行三项权能组成,其中最为核心的当属批准权。“捕诉合一”,从检察职权配置的角度而言,是指将内设的审查批捕部门与公诉部门进行整合,使得同一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等由同一个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办理,遵循着“谁批捕、谁起诉、谁出庭支持公诉”的运行原则,具有主体合一、权力合一、部门合一等合一特征,以实现捕诉职能整合优化、人员与案件的统一调配及管理。与之相对,“捕诉分离”则是指公诉权与批捕权由两个独立部门分别承担,遵循着侦查监督案件与公诉案件分别办理的运行格局,强调的是专业细化与内部制约,旨在防止权力过大集中,避免内外部监督失衡。
  从历史维度进行考察,捕诉关系之调整在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自检察机关复建后的20多年间,作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具体职能,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由检察院内部的一个内设机构统一行使。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和工作规定的相关内容,刑事检察部门统一行使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职权,并依法对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遗憾的是,此种旨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合一模式却在实践中衍生了对外之侦查监督乏力、对内之内部监督缺失、“批捕绑架起诉”,办案质量不高等多重问题。[1]
  或许正是基于消解上述问题之考量,1996年,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批捕、起诉分设为两个机构;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分设为审查起诉厅和审查逮捕厅;2000年更名为公诉厅与侦查监督厅。此后,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成为检察机关内部独立的两大职能部门,各地检察机关也参照此一模式,对两个部门进行分设运行,捕诉分离的运行机制得以长期沿用。依据当时的主流观点,捕诉分离的运作模式被认为是更为符合检察权运行规律及司法规律的职权配置方式,具有强化内部监督与侦查监督、确保案件质量、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多元正向功用。客观来讲,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捕诉分离模式通过设置两道相对独立的诉讼程序,实现了对于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的层层把关,对于侦查监督以及被追诉人人权之保障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因存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职权交叉而带来明显的重复工作,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无意地加剧了超期羁押的问题,其效果似乎差强人意,未能取得初衷的效益。捕诉分离这一具有学理正当性的运作模式看似美好,却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本土"国情"不甚相容,由此带来实务部门关于捕诉合一的再一次动议。
  为与新时期检察职权配置、调整,以及推动“大部制”改革的现实需要相契合,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改革出现了一种“回溯”趋向,即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再次合一。[2]2015年,湖北、广东、海南、吉林四省相继展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通过将原有的公诉处与侦查监督处、未检处整合为刑事检察部,确定在各自省内司法改革试点的17个检察院内部实行“捕诉合一”,由此再次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捕诉关系调整及其两种基本类型——“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激烈讨论。
  (二)捕诉合一的价值预设及其理论质疑
  从法律工程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检察制度本身即为一套完整的社会工程。而作为检察制度这一社会工程的一部分,捕诉关系的调整与选择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更承载着特定的功能和价值目标,旨在实现一定的司法任务,实现制度设计者的某些价值取向判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是这些深层的价值目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发挥着决定作用,深刻影响着现代各国检察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作为一种源于基层检察机关司法实践的办案组织方式,捕诉合一模式的基本价值预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办案效率、缩短办案周期、节约司法资源;二是强化侦查引导与侦查监督,契合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首先,捕诉合一以解决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为基本价值预设。在原有的捕诉分离模式下,批捕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审阅案卷材料,提讯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等方式审查逮捕条件项下的事实和证据。而当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公诉检察官需要通过与审查批捕环节基本相同的方法、步骤从零起点进行两次审查把关。诚然,两重审查把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监督制约,但此种将审查批捕活动全部归零的重复劳动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办案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批捕与公诉部门之间的职权交叉、重复工作,不仅不符合当下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状况,同时无形地增加了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背离了人权司法保障的基本目标。
  其次,捕诉合一旨在强化侦查引导与侦查监督,防止捕诉脱节。依照现行刑事立法的规范性内容,批捕检察官在行使批捕权的同时,还兼具侦查监督之职。但是,受一系列主客观因素,[3]特别是批捕检察官与公诉检察官职业目标差异的影响,在原有的“捕诉分离”模式下,批捕环节往往单纯地关注逮捕的法定条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侦查监督任务。在“只要批捕不错即可”的心理作用下,贻误了侦查引导之“先机”,弱化了检察机关本欲追求的侦查引导和侦查监督的效果,引导与监督的合力难以形成,极易出现退回补充侦查的程序倒流,造成捕诉脱节的实践问题。然而,当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侦查、起诉的事实和证据应当经得起法庭审判的检验,这就意味着审查批捕部门越来越不能以自我之倾向核实犯罪情况,而是应当树立一种全局观念,在审查批捕环节即建立起犯罪证明的证据体系,依照捕诉之标准适时地介入并引导案件侦查、调控侦查方向,在第一环节提高审查批捕质量。[4]捕诉合一的运行模式恰如其分地满足了此种要求。在捕诉合一的运作模式下,承办检察官同时行使批捕权和公诉权,为避免因认识不一致而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决定的尴尬,承办检察官不仅需以一种全局观审查、判断并指导案件的侦查工作,同时得以在审查批捕环节较早地引导侦查机关之证据收集与证据固定的时机、要点。假使在审查批捕环节即发现重要的程序违法或取证不当,便可以在第一环节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避免因时过境迁贻误侦查引导之“先机”。
  尽管相较于“捕诉分离”的运作模式,“捕诉合一”能够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实现侦查监督与侦查引导之合力。但是,此一运作模式却始终未能摆脱质疑甚至否定的理论窘境。学界关于“捕诉合一”正当性的最大质疑即在于“捕诉合一”的运作模式将审查批捕权与刑事追诉权这两种性质有异的权能合为一体,不可避免地导致司法权的中立性被消解,审查批捕一定程度上沦为刑事追诉权的附庸,带来严重的职能冲突与角色冲突。[5]具体而言,批捕权实乃司法审查权,其权力运行应当遵循“合于司法”的类三角形构造;而与之不同,公诉权属于刑事追诉权,具有较为明显的行政权特征,其权力运行遵循的是单方面的线性构造。“捕诉合一”的运作模式不仅混淆了逮捕权与公诉权,割裂了两种本就性质、运行机制不同权力之藩篱,同时否定了审查批准逮捕的独立价值,违背了诉讼的基本规律。是故,在部分学者看来,在“捕诉合一”的运行模式下,审查逮捕制度实然地丧失了其正当性的基础。
  诚然,此种质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所谓的角色冲突与职能冲突、司法中立性的消解远没有部分学者所言的如此之大。而这一点从后文关于开展“捕诉合一”以来,试点地区审前羁押率连续下降、检察法律监督能力整体上升的实证数据中便可得到佐证。更为重要的是,检察机关与单纯的诉讼一方当事人不同,其并无强烈地追求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裁断结果之诉求,而是应当从“法律守护人”的视角出发,基于“检察官之客观公正义务”切实履行客观取证义务、中立审查责任、公正裁判追求、定罪救济责任、诉讼关照义务与程序维护使命,以在坚持中立立场、忠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
  二、除魅:捕诉合一的实务考察与理论探究
  从表面上来看,捕诉关系之调整似乎仅涉及批捕权与公诉权的两项权能在内部配置上的不同模式,表现为技术层面的方式或方法分歧。但是,立足于司法改革与检察权优化配置的现实语境,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的分合调整,绝不仅仅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与职权配置之争,更关乎检察制度的时代发展与大部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是故,对于此一问题的探讨不应囿于“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利弊多寡,而是应当置于检察机关职能整合与优化的时代格局之下,以回归问题原点,寻求“捕诉合一”所涉的基本原理、回应“捕诉合一”的诸多质疑,并以此为基础辩证思考,从实务与理论两个维度演绎归纳出时代语境下捕诉调整的内在逻辑。
  (一)“捕诉合一”的实务考察
  古人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任何制度的改革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去割裂式地分析、探讨,离开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很难说“捕诉合一”或“捕诉分离”孰优孰劣,捕诉关系模式的选择,应当与我国当下的现实语境及司法实践需要相适应。
  伴随着以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为代表的检察权调整,司法改革宏观项下的员额制、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以及办案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人权保障观念日益加强的时代语境,面对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有限以及“两法衔接”等现实问题,实现由捕诉分离向捕诉合一的捕诉关系再调整实乃检察机关根据司法办案的实践需要,在利弊权衡与综合判断后作出的时代选择。
  第一,捕诉合一契合了检察权配置调整的时代语境。作为一种源于基层实践的客观存在,捕诉合一并非改革始有,而是长期存在。虽屡遭挫折与质疑,却又被再次提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世易时移”——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发展,各方面条件的不断成熟,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这两项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最重要职权为突破,积极整合检察资源、探索新型捕诉工作机制的任务已经箭在弦上。一方面,如前所述,捕诉合一以解决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为基本价值预设。从司法效能的初衷出发,捕诉关系的调整必然涉及人员、机构和职能的多重整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捕诉合一可以被视为实质意义上的“大部制”改革。在原有的“大部制”改革基础上,捕诉合一以高效、精简的理念进一步将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进行合并,进一步对办案人员的具体职能进行调整,将曾经仅具形式意义的“大部制”进化为当下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大部制”,成为打通“大部制”之下的坚实壁垒。另一方面“,捕诉合一”满足了未来检察机关依据案件类型重新划定内设部门的现实需要。当下的检察机关依据检察职能之不同作为划定内设机构的标准,将内设部门依次划分为侦查部门、批捕部门(后改称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后改称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等。未来的刑事检察部门,预期要改变依据检察职能划分内设部门之标准,转为依据犯罪领域大类,即案件类型划定检察机关内设部门。而要打破原有的以检察机关之具体职能设定部门的单一格局,就需要进行“捕诉合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捕诉合一”实与检察机关,未来内设机构调整的设想相关,可谓服务于未来内设机构调整而进行的“先行改革”。[6]
  第二,捕诉合一具有良好的试点实践运行效果。实践是检验制度的试金石,也是任何制度改革的动力和成因。捕诉合一的职能调整,其利与不利、好与不好,需由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通过其自身的业务实践活动加以检验和评判。作为全国首批开展司法改革试点的7个省份之一,上海地区的捕诉合一办案实践表明,捕诉合一的运作模式对司法办案产生的正向效用十分明显,理论界所担心的种种风险并未成真。例如,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地区人民检察院自2018年4月份试行捕诉合一的办案机制以来,检察官办案的月均审结率大幅提高,诉讼监督成效明显提升,各项监督工作考核指标均在上半年中占绝对优势。[7]不仅如此,另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捕诉合一的运作模式下,办理单人单笔的简单案件,阅卷、讯问、制作文书等环节大约可以节约50%的时间;办理多人多笔的复杂案件,亦可节约25%左右的时间。[8]捕诉合一非但没有造成部分学者所担忧的因批捕“绑架”起诉而带来的逮捕率升高的情况,反而因承办检察官在“捕诉合一”的运作模式下,对逮捕审查秉持更为审慎之态度,逮捕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不仅如此,未检部门办案的实践亦证明,“捕诉合一”并不必然带来所谓的质量下降,并未出现质疑中所谓的捕诉合一将会弱化侦查,导致检察权过于强势、批捕当屈从于起诉等多重问题。捕诉合一与逮捕的异化并无必然联系,将这些问题与捕诉合一当然地联系在一起实乃捕诉合一所不能承受之重。
  (二)捕诉合一的理论探究
  作为一项源于司法实践并在实务中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捕诉合一的存续发展不仅需要具备超越于捕诉分离的实践功用价值,更需要具备理论上的正当性基础。在笔者看来,捕诉合一的理论正当性,可以从如下四个维度展开论证。
  其一,捕诉合一符合检察机关内部职权配置的基本原理。在龙宗智教授看来,检察机关内部职权配置主要遵循两项基本原理,一是实现专业分工、提高司法效益;二是便于上级指挥监督。[9]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绝不仅仅是检察机关的职能部门,更是确保检察权有效运行的主体要素与组织保障。内设机构的主要功能即在于承载检察职能,确保各项法律职能得以专业、高效地切实履行。为此,检察权的整合、配置与改革应当符合检察机关内部职权配置的基本原理。捕诉合一在遵循机构精简、运行高效、确保检察职能有效发挥等基本配置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捕诉关系之由分到合,有效地推动了办案供给改革,产出了更为优质的检察产品,而这一点从前述关于捕诉合一实务考察的论述中便可得到佐证。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4908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