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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合议庭的评议对象与论证表达
【作者】 朱福勇【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合议庭;评议对话;评议对象;论证表达
【英文关键词】 Collegiate panel; Trail conversation; Appraisal object; Demonstration expression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1-0134-(0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134
【摘要】

在职权型诉讼构造下,合议庭评议存在的“合而不议”,法官“独白”之现象,抑制合议庭功效之发挥。具有主体间平等性、言说推理性和程序正当性特质的合议庭评议对话,旨在促进参审人员就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达成共识。合议庭评议对话依赖于诉讼主体间平等对话,聚焦当事人论辩意见,确立评议对话结论的逻辑性、结果的共识性和说服他人的可接受性,以促进合理的、可接受的评议结果的形成。

【英文摘要】

Under current inquisitorial litigation structure,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the trail judge take a "monologue" without discussion and trial on the collegial panel, resulting in a bad effect to play. Equality, logicality and collegiate procedure property are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judges focusing on the fact-finding and consens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leading to a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verdict. The collegiate conversation relies on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the logicality of the statement, the consisitcy of the result,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persuading others should be all taken into the trailing consider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892    
  一、问题的缘起:法官主导下“合而不议”现象亟待治理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均确认合议审判这一基本审判制度。就理论分析而言,合议审判较之于独任审判具有集体决策的优势,能够去除参审人员在裁判中的恣意、妄为,对个案公正的实现和司法不廉洁行为的抑制功效显著。然而,在职权型诉讼构造下,法官的自负“独白”导致合议审判出现“合而不议”、“陪而不审”、“形合实独”等现象,影响和制约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形成,对个案公正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为此,探讨文章和研究成果近年来与日俱增,其目光大多聚焦于合议庭的独立性和运行机制完善方面,{1}{2}{3}{4}但难以使评议中的实质性积弊得以消解。
  从古雅典和古罗马时期组成的陪审团到现代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从意大利设置的多种简易审理,经独任制,到日本对参审制的引入,均昭示合议审判之旺盛生命力。迄今为止,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主持审理的法官只有一人,但从本质上说是由陪审团与法官共同决策案件。例如,在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中,通常由3名法官进行合议审理,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件则由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审理。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均参加案件审理活动。在合议庭评议中,无论是多数人意见,还是少数人意见,均构成司法裁判之内容,且公开与裁判理由不同的意见和非必要的争议性意见。大陆法系国家各审级的裁判通常由合议庭作出,例如,在德国,州法院的民事法庭由3名法官组成,其中地位和工资较高者主持案件审理。州高等法院审理一审案件均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在案件评议中,通常仅涉及裁判理由部分,而非针对裁判主文,但允许不同理由或结论的存在,并在裁判文书中公布表决比例。比较而言,域外法院均沿着明确的评议对象、对评议对象发表意见、形成待表决对象和对表决对象进行最后表决的路径,形成最终评议结果。
  本文之所以关注合议庭评议对象与论证的规范性问题研究,理由在于:第一,法官主导下合议庭评议“形合实独”、“陪而不审”现象的客观存在。笔者走访一些法院,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从权力行使的主体来看,合议庭功能弱化甚至是“虚化”,主审法官把持案件审判之过程。具言之,主审法官包揽庭前准备程序的一系列工作,鉴于自身的审判任务,合议庭其他成员对于非自已所承办的案件,往往漠不关心,包括审判长在内的其他参审人员在整个审判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甚小。集体决策表象下是主审法官的“独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裁判结果。在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案件中,处于强势的主审法官使人民陪审员沦为其“附庸”、“陪衬”,人民陪审制度形同虚设。从权力行使的内容来看,主审法官主导“庭前-庭审-评议汇报-制判”全过程,即使合议庭其他成员欲发挥作用,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依据和手段。加之,评议对象过于模糊、笼统,导致评议中或仅关注案件法律适用的争议焦点,或简单的表态和补充性意见,或偏离讨论主题,或评议受到不当诱导,或压抑不同意见等,使评议意见和评议表决游离于真正待评事项之外。从权力运行后果的承担来看,合议庭共同负责在很大程度上被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取代,一旦出现差错案件,在追究责任时,因权利和义务的非对等性导致实际追责中责任泛化,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第二,两大法系国家在合议庭评议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实践中我国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总体上来看较为接近,但是既有的以合议庭评议对象与论证为观测点的研究难以为现实困境之化解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第三,合议庭评议关涉司法裁判结果的作出。由于参审人员的成长背景、价值观念不同,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产生分歧意见亦属情理之中。事实上,合议庭评议本身就是参审人员之间观点交锋、碰撞,取舍调整之过程,只有摒弃单一主体的“独白”,使参审人员平等、充分表达其意见和看法,才能形成合理的、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评议结果。
  “对话是人与人之间以理解为导向的交往行为,其核心在于让行为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和压制性的交往,形成共识,提高交往构造的合理化程度。”{5}33法律的生命在于,可以令人信服地消解现实中的诸多利益纠葛,并排斥和剔除缺乏对话的司法擅断和僵化的法律适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改革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深化改革意见》)提出要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健全完善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笔者以为,以对话理论为视角,审视合议庭评议对象和论证表达的规范性问题,对于形成合理的、可接受的评议结果和司法裁判结果,达至终结纷争的诉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评议对话是一种典型的理性实践
  合议审判是指由呈为奇数的法官或者参审人员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结论的活动。从人员构成情况来看,合议审判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职业制、陪审制和混合制三种类型。所谓职业制,是指由呈奇数的法官多人组成,共同从事审判活动的一种制度,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一种审判组织形式。例如,在美国,重大复杂案件、包括高等法院在内的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均由职业制审理,其余由陪审制审理。陪审制是从普通公民中随机选出若干名陪审员,委派其参与案件审理的制度。在该种制度下,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对适用法律负责。为此,美国还对陪审员选择程序进行明确规定,以确保严格筛选的无法律专业知识和无司法经验的普通公民参与案件的审理、决定裁判的结果。混合制是由公民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从事审判的一种制度。在该制度下,公民与法官在案件事实发现和法律适用方面均享有同等权限。但是,无论如何,评议意见不是由法官一人主导,而是由参审人员意志碰撞、相互渗透,形成一个独立于法官个人的意志之外的体现参审人员集体“意志合力”的评议结果。一般意义而言,陪审员或公民从感情和良知出发,结合其生活阅历,依照社会公众的评判标准就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对法律适用进行解释,更多地融入社会公众的良心、善恶标准和是非观念,以增进司法与公共心理之间的距离,彰显司法的民主性,提升社会公众对其所作出裁判的接受程度。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所确立的是职业制与混合制两种审判组织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合议庭改革始终是人民法院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早在《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一五纲要”)中,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为重点,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扩大合议庭作出裁判的范围,提高合议庭裁判的确定性”。《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二五纲要”)把“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和审判机构,实现审与判的有机统一”作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之一,提出“审判委员会委员可以自行组成或者与其他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强化合议庭审判职责,以及逐步实现合议庭负责制”。《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三五纲要”)再次将“完善合议庭制度、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责”作为人民法院改革的重点之一提出。在此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旨在放权于合议庭,提高合议裁判独立性和合议评议结论的确定性。201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深化改革意见》,即《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改革完善合议庭工作机制,明确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的职能范围,完善合议庭成员在交叉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办案责任与免责条件,实现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的有效衔接。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等,但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位责任。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纵观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四个发展纲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发现其对合议审判的评议对象与论证涉及内容较少,仅有的规定较为原则、空泛,例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6条规定,合议庭参审人员评议案件时,充分发表意见。必要时,合议庭成员还可提交书面评议意见。合议庭成员评议时发表意见不受追究。在《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中规定,主审法官参与案件评议,并先行提出处理意见,其他参审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审判职责,共同参与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复核并在裁判文书上签名。对于合议庭应当如何独立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评议对象是什么?发表意见如何表达?是否需要论证?违反该评议规则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等语焉不详,加之,行政组织逻辑对司法之渗透、“错案追究”之驱使、业绩考评之促动、司法环境之影响,以及法官素质之制约等,加剧“合而不议”、法官“独白”现象的出现,使合议庭评议处于“空置化”。
  当代中国审判思维方式在指向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同时,还需要思考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由此合议庭评议在案件事实的发现逻辑思维中必然涵盖客观性的合理成分,以及“意志性”和“创造性”的主观色彩。由于案件事实中客观成分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逻辑性,所以参审人员对其认识往往会相互重叠、补充,进而使案件事实认识的客观性得以加强。在此期间,参审人员所认识的主观色彩部分必将会产生碰撞,其结果是抵消各自的主观性,使案件事实的认定更趋于客观化。然而,如何保证参审人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客观化和评议结果合法化的证成呢?理论界与实务界可谓是观点纷呈,莫衷一是。笔者以为,作为一种非工具性、非目的性和非策略性的对话方式,它是以参审人员的“理解”为取向,通过评议程序运作而获得某种特定结果,“程序包括通过试行错误而摸索适当解决方案和与此相关的相互作用以及对话、商谈、论证的沟通过程,共识基本上表现为罗尔斯所说的那种‘重叠性共识’或者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暂时性共识’,而没有先验的价值、确定的真理以及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作为由程序合成的共识的前提或标准”。{6}在现代语境中,多主体、多视角对话产生裁判的公正性,而审判评议确立在诉讼参与人平等、公开的“理想交谈情境”,理性表达各自诉辩意见的基础上,由处于平和环境中的参审人员平等发表意见,并使其感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以缓和有限正义与无限正义、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进而形成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评议结果,平和地解纷止争。因此,对话理论的引入,旨在促进参审人员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深入交往、沟通与理解,形成共识,依法作出合理的、可接受的评议结果。其功能在于通过个案的、试错的、逐步的、就事论事的方式终结纷争,减轻因制度性调整而带来的社会震荡,具有个案关怀之功效。从本质上说,合议庭评议对话是通过一个共同平台的搭建,平衡法官个人价值判断,消弭合议庭成员之间的认识误区,使合议庭作出符合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理解且可接受的评议结果,当事人乃至于社会公众相信在该评议程序下形成的评议结论是公正的、合理的和可接受的。
  合议审判评议对话是一种典型的理性对话实践,它与法官单一主体的“独白”有何本质区别?其区别点何在?笔者认为,第一,从合议庭评议主体角度来看,法官单一主体“独白”是法官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连贯性的反思和倾诉行为,完全是一种单向的意义传递,而合议庭评议对话是在平等主体间的协商、对话、言说、交往、论辩的基础上达成裁判结论的理解,它着眼于社会的规范性与人类的价值关怀,是参审主体言说的实践理性。该言说尊重“听者”的主体地位,保障其论辩权,把当事人所诉辩的“义气之争”转化为参审人员之间“理性之争”,进而成就评议对话。有学者指出,法官就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问题,主动听取参审人员的意见其实就是对话。对此,笔者持否定观点。尽管主审法官允许问答和讨论行为存在,但这种交流未必表现为对话。因为主审法官所意指的讨论,是该法官预先规划的、目标单一化的,并受审判职权意图操纵的一种不平等的语言交流形式,具有一定片面性,并非实质性地对话,只能算是该法官所进行的单向性的交流活动,仍然属于法官的一种“独白”。评议对话是对诉辩意见中事实与规范言语的整合,彰显合议庭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力克主审法官的“独白”专断和以利诱与压制为特征的“摆平”等现象的出现。
  第二,在合议庭评议对话中,参审人员分别处于“听者”和“说者”两个不同角色。依照佩雷尔曼的观点,对话中“说者”与“听者”同样重要,因为言说即为“说者说,听者听”过程,两者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统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对话系统。那么,仅有“说者”和“听者”两个角色能够保障对话过程是理性的吗?笔者认为,并非尽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者”和“听者”的角色固定不变,那么该言说无法传递为一个有效的理性言说,这只能是“听者”对“说者”的义务性服从,可以归属于“说者”的“独白”,这难以保证对话结果具有可接受性。如果“说者”和“听者”的角色是互换和可逆的,那么“说者”与“听者”之间表达是双向流动的,该言说推理应当认为是有效的、理性的。实际上,只有“说者”与“听者”之间互动,并真实表达其想法和观点,倾听、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并积极做出回应,才能确保对话沟通达到最佳状态。
  第三,由于法官权力和当事人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作为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权力表征,法官单一主体心灵“独白”,因缺乏对裁判信息共通感和主体间性的反省与检验,其形成的评议结果难以客观、周全和适当。“司法过程是一种前提的续造与再造的过程,是一种在法律规定的前提或框架下对司法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证成。它既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又涉及行为的目标。”{7}从“说者”对有效性要求的表达和“听者”对它的理解、“听者”根据其理解接受或拒绝“说者”提出的有效要求、“说者”与“听者”之间的沟通与纠错,达致对某一有效要求的一致理解、根据一致意见,指导和约束自己行为的程序设置,被讨论和质疑的问题及其理由可以在合议审判评议中,由对抗逐步走向包容、合作,最终促进评议结果的可接受性的形成。在合议庭评议这一特定语境下,作为一种认识和沟通方式,对话其实就是参审人员从各自对当事人诉辩意见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形成的一种视界融合。
  三、评议对象聚焦当事人的诉辩意见
  目前,学界对评议对象的确定,主要呈现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围绕审理的所有证据、事实以及对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第二种观点主张,对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体或程序事项进行评议。笔者以为,上述两种观点着眼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看似较为客观、全面,但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它们均建立在单一主体“独白”为基础的实践理性基础上,推崇主体性的正当性,更多强调的是义务性规范与服从,而忽略诉讼主体间以理解为取向的权利正当性。从麦考密克、伯顿、德沃金、博登海默等学者的观点来看,由法官给出评议结果合理根据的同时,还要如实地阐释其结论推理过程。而实际上,法官能否“独白”地发现案件真实,以及完成与法律规定的合理推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哈氏对话理论来看,笔者认为,评议对象限定为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聚焦该诉辩意见进行评议对话,是参审人员对其生理、心理、智力局限的智慧凝聚机制和过程的突破,更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一方面,从诉讼架构来看,诉讼过程本身就是一系列高度规范化的程序运作过程。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权限的合理配置,呈现出案件内容和为形成纠纷解决结果所进行的沟通与对话,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的正确判定。这种对话主要从当事人之间对话和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对话两个层面展开。前者依次通过陈述、交换、论辩等方式,使当事人能够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依照菲特丽丝的观点,任何能言说者,均可参加论辩;任何人均可对任何主张提出质疑;任何人均可在言说中提出任何主张;任何人均可表达其立场、期望和需求;任何言说者皆不得因言说之中或言说之外的强制力而无法行使上述所规定的权利。{8}64因此,该种对话形式对于明确当事人的论辩意见,发现案件真相和形成最终评议结果具有基础性作用。后者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对话。法官在当事人“你来我往”的争辩和交流中,居中发挥引导、激励作用,以便于当事人释放积怨,呈现个案的真实情况,最终达至“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这“不是仅仅把当事人的作用限定在为了帮助法官作出正确判断而提供足够资料的狭窄范围内,而是允许当事人以双方辩论内容来拘束法官判断的同时,把法官这个第三者的存在和决定权纳入自己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一种主体性相互作用的过程”。{9}258-259在哈氏看来,即使存在赫拉克勒斯式的法官,能够发现的事实也只能是目标看来具有有效融贯之理由,暂时地被认为是真实的,当新的事实出现时,该所称的真实也无法与绝对的真相完全“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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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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