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美国对手机搜查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副标题】 基于莱利和伍瑞案件的分析【作者】 刘广三李艳霞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手机搜查;利益衡量;令状原则
【英文关键词】 Mobile phone search; Interest measurement; Writ principle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1-0180-(0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180
【摘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莱利和伍瑞案件作出最终判决,明确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时若要搜查嫌疑人手机中的信息,必须获得搜查令。该判决是科技发展推动法律调整限制权力运行边界的产物,而利益衡量是法律调整限权边界的原则,法院独立的居中裁判是利益权衡的关键;该判决亦带来实践中的新问题——有搜查令的手机解锁面临困境。我国刑事诉讼法缺少对手机搜查的法律规制,应当在利益权衡中确立手机搜查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完善手机搜查的令状原则,规范搜查条件和程序、范围,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提高侦查人员的法治水平。

【英文摘要】

The U. S. Supreme Court made a final judgment on Riley v. California and United States v. Wurie which polices must obtain a warrant when they wanted to search the information in the mobile phone of the criminal suspects In the process of arrestment. The judgment is a produ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legal adjustment limit of power boundary, and the Interest measurement is the principle which the legal adjusts the limit of power boundary, the court independent and center referee is the key of Interest measurement. The judgment also brings new problems in practice that the mobile phone unlock with a search warrant faces difficulties. There are no legal regulations on mobile phone searches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China, and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citizens in the mobile phone searches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measurement, improve the writ principles of mobile phone searches, and perfect the search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scopes, and establish procedural sanct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level of investigators of the rule of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889    
  
  在现代社会,手机对人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的影响愈加广泛、深远,手机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亦能被用于实施严重的犯罪,给刑事侦查带来全新的课题与严峻的挑战。在很多案件中,侦查机关能否成功发现和提取手机内的信息已成为能否成功破案的关键。对手机中数据信息的发现和提取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对手机这一存储信息的物理介质,即电子设备进行搜查,进而扣押;二是对手机内存储的数据信息进行发现和提取。众所周知,手机中存储的数据信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存储在手机硬件以及相关设备等有形载体中的数据信息,包括图片、文字、录音、录像等信息资料,如手机通讯录、通话记录、手机短信、微信等其他聊天软件的记录、记事本、图库等;另一部分是存在于移动运营商网络中的电子数据信息,这些手机信息的存在是基于移动运营服务商的支持,利用“云”实现功能,如通过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等银行的支付信息,微信、QQ或微博的朋友圈人际关系,手机使用人浏览网页的地址、时间、内容等相关信息等。手机中存储的第一类数据信息可以理解为现行《刑事诉讼法》134条[1]所规定的“可能隐藏犯罪证据的人的物品”,所以,若涉嫌犯罪,可以将其界定为该案的物证或书证,对手机内存储数据信息的取证行为可以界定为“搜查”。手机中存储的第二类数据信息与该手机物理介质并无直接关系,只是与该手机号及其使用互联网情况、购买移动运营服务商的服务情况等相关,对其取证行为应该属于针对“电子数据”的提取、审查等取证行为。本文所要讨论的联邦最高法院2014年判处的莱利和伍瑞案件都是与搜查手机作为物理介质存储的数据信息相关,所以,本文将“查找、取证手机内存储的数据信息的行为”界定为“手机搜查”。本文即从介绍美国关于手机搜查的判例着眼,阐述美国对手机搜查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莱利和伍瑞案件的主要争点及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和主要理由
  (一)莱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Riley v. California)的基本案情
  大卫·莱利(David Riley)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2009年8月22日,正当莱利驾车在该州的圣地亚哥市行驶的时候,因汽车牌照过期被警察拦住,在盘问过程中警察发现莱利的驾驶证已被吊销,警察随即将该车扣留并清查车内物品。清查时警察发现汽车引擎盖下藏有两支手枪,莱利遂因非法夹藏枪支被逮捕。在宣布对莱利的逮捕决定后,警察对其进行搜身。在莱利的裤兜里,警察找到了一部手机。据莱利交代,这是一部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具有先进的计算能力、强大的存储功能并且可联网。警察当场查看了莱利的手机信息,发现有不少关于“CK”的信息(短信和通话记录),警察认为“CK”即“Crip Killers”的缩写。莱利随即被带回警局。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另一名专业侦查黑帮犯罪的警员在警察局内再次仔细查看了莱利的手机。发现了更多与黑帮犯罪有关的证据,包括莱利参与黑帮活动的照片——几张莱利站在一辆车前的照片,而这辆车被怀疑与几周前发生的枪击案有关,以此为线索,警方成功破获了大约两周前在当地发生的一起枪杀案件。
  随后,检方以持枪伤害他人、谋杀未遂等罪名对莱利提起犯罪控告,并以其参与黑帮活动为由要求依法加重对莱利的刑事处罚。莱利主张,警方对其手机的无证搜查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既未获取搜查令也不适用紧急情形,由此获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而排除,不能作为对他定罪的依据。莱利的律师Jeffrey L. Fisher在法庭上指出,警方必须要非常明确地获得了手机搜查证之后才能查看当事人的手机,而且搜查证还必须标明哪些信息可看,哪些信息不能看。初审法院驳回其抗辩,莱利在三次庭审中均被判有罪,获刑15年至终身监禁不等。莱利不断上诉,加州上诉法院维持了该判决[2]。法院援引了2011年的迪亚兹案[3],该案认为第四修正案允许在没有搜查令时对手机数据进行附带搜查,只要该手机与被捕者近在咫尺。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法院亦驳回了莱利的复审请求。在律师的帮助下,莱利将案件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4]。
  (二)美国诉伍瑞案(United States v. Wurie)的基本案情
  2007年,波士顿警察在巡逻时发现布里马·伍瑞正在车里贩卖毒品,随后将其逮捕带至警局。警察从伍瑞身上搜出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是“翻盖式”手机,使用时需翻开且其功能一般少于智能手机。到达警局5到10分钟之后,警察从手机的外屏上注意到一个名为“我家”的联系人多次来电。几分钟后他们翻开手机,屏幕背景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女人的照片。在按下一个键后,翻出了他的通讯录,接着按下另一个键搜索到标记为“我家”的电话号码。随后,警察通过在线电话地址录查到这个号码对应的某公寓大楼。警察抵至公寓大楼后,找到了有伍瑞名字的信箱,还透过窗户看到一名同伍瑞手机照片上的女子相像的女人。他们获取搜查令进入公寓搜查,发现215克可卡因、大麻、吸毒用具、一把枪、一些弹药和现金。
  伍瑞因销售、以销售为目的持有高纯度可卡因、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而受到指控。伍瑞对警察搜查其公寓获取证据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对他手机信息的查看违反了宪法。麻省地方法院驳回了伍瑞的抗辩。伍瑞在三次庭审中都被判有罪,处以262个月监禁[5]。伍瑞上诉至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一个存在意见分歧的合议庭推翻了对伍瑞抗辩的否决,认为手机不同于其他可能被进行无证搜查的物品,因为手机存储了大量用户数据,且对于执法利益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故推翻原判决,撤销了对伍瑞的定罪[6]。后该案被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7]。
  (三)案件主要争点:手机搜查是否作为例外情形的“无证搜查”
  这两起案件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对被逮捕的嫌疑人,在没有获得法院搜查令的情况下,警察是否有权查看在其身上搜到的手机中的数据信息,是否可以“无证搜查”?即这两个案件涉及附随于依法逮捕的无证搜查的合理性问题。在莱利和伍瑞案件中,两地的法院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加州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8]的相关规定对莱利定罪,认为如果被逮捕,警方不需要特别的搜查证就可以搜查被逮捕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包括钱包、手机等;而麻省的联邦第一巡回法院却未采纳对伍瑞的定罪,认为即使犯罪嫌疑人被逮捕,警方未经法院许可,也无权查看犯罪嫌疑人的手机。
  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或者搜查其住宅、文件和财产之前,警方通常必须首先从法院取得搜查证。为了保护隐私权而设的这一条款只有在一些例外情况下,警方可以未经法院许可进行“无证搜查”。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即是在依法对一个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的过程中,对嫌疑人身体及近距离的周边环境进行搜查,即所谓的“附随于逮捕的搜查”制度。从法理上而言,既然对一个人的逮捕合法,那对其身体及周边环境予以搜查亦是应有之意。这种“无证搜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保证警察的安全,防止嫌疑人使用随身携带或近在咫尺的武器伤害警察;二是保全证据,防止嫌疑人销毁或隐匿有罪证据。
  但是,对于“附随于逮捕的搜查”的具体范围,存在诸多争议。实践中,警察往往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搜查被逮捕人的随身物品,例如手提箱、钱包、香烟盒等。有时候警察能够从这些物品中找到一些犯罪证据。尽管这一做法招致非议,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明确认定这一做法违反宪法。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允许警察查看犯罪嫌疑人手机中的信息,认为允许警察查看嫌疑人的手机跟允许警察查看其手袋或钱包中的内容并无区别。有的法院认为,在执行合法逮捕时发现的嫌疑人的手机,属于个人物品,与逮捕行为立即产生关联,所以,可以对其实施无证附带搜查。但也有法院认为,附带搜查,必须是与逮捕同时进行,在执行逮捕时没有同时搜查该手机的行为,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如在一起案例中,法院拒绝承认在执行逮捕后两小时十五分钟才对涉案的手机进行搜查行为的合法性。{1}总之,当前美国法院对于逮捕时发现的嫌疑人的钱包和通讯录实施无证搜查基本已达成一致。但是,对于逮捕时是否可以附带搜查嫌疑人手机中的信息却存在争议。
  (四)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和主要理由
  在Riley v. California案和United States v. Wurie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嫌疑人手机中的数据信息是否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进行了审理。在2014年6月25日宣布的判决中[9],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以9: 0的投票作出判决,撤销了对莱利案件的裁判,维持了伍瑞案件的判决结果。认为先例中允许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无证搜查”的理由,并不能适用于针对手机中数据信息的搜查;除非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警方若想查看嫌疑人手机中的内容,必须首先取得法院的许可。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手机存储并可能透露大量信息,包含着“生活的隐私”,因此,存储在手机上的数据也适用相关的宪法隐私保护条款;即使为打击犯罪,执法部门也不能以牺牲公民隐私利益为代价。所以,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时,若要搜查嫌疑人手机中的数据,也必须获得搜查令。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莱利和伍瑞案件的判词中针对“附随于逮捕的搜查”制度设立的两个目的阐述了具体的判决理由,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与手枪等武器不同,手机并不会对警察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手机可能被用作“武器”,但只要警察已扣押了该手机,这一“武器”基本上就不会对警察的安全造成威胁。所以,警察没有理由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查看手机中的信息。在美国诉伍瑞案件中,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即认为,搜查伍瑞手机的警察明知他们在手机里能搜到的东西就是数据信息,而且也知道这些数据根本不会伤害到他们[10],但却强行搜查手机,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规定。
  其次,就保全证据而言,只要警方扣押了该手机,这一目标基本上能够得以实现。当手机扣留在警察手里时,犯罪嫌疑人不大可能删掉手机中存储的能够证明其犯罪的证据。虽然可能存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例如“远程擦除”和“数据加密”),但这些并不属于嫌疑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就可以直接隐藏或毁灭证据的情况。即使面对这种情况,警察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保全证据:如为了防止“远程擦除”,可以将手机关机,取下电池,或者断网。{1}
谨防骗子

  最后亦是最重要的核心理由是:在手机出现以前,搜集被限定在特定的物理空间内,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隐私权的侵犯较有限,而手机不同于犯罪嫌疑人携带的其他物品,其虽小巧,却有巨大的存储容量,一部手机可以存储大量的网页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这与犯罪嫌疑人的隐私密切相关。如果允许警察“无证搜查”,将对公民的隐私构成严重侵犯。手机存储的信息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短信、电子邮件、照片、视频、录音、通讯录、日志、通话记录、网页浏览记录……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能够“重构”手机使用者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生活。在莱利和伍瑞案件的判词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言,十年前的警察搜查时,可能会偶尔无意间发现高度私人性的物品,比如日记。但今天,90%以上拥有手机的美国人中大多数几乎都会将他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手机记录下来,不仅有日常信息还有私密信息。在这一情况下,若允许警察在逮捕嫌疑人之后直接查看嫌疑人手机中的内容,类似于允许警察在从嫌疑人身上搜到一把钥匙之后直接闯入嫌疑人的家中进行搜查,这对隐私权是巨大的侵犯。{2}在大法官们看来,这难以接受。
  大法官认为尽管警察不能无证搜查手机数据,但是他们可以对手机本身进行检查以确认手机不会作为一个攻击性武器使用。{3}这两个案件,似乎使正义受损,但从长远看来,在手机使用已十分普及的今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显然有利于防止公民的隐私权受公权力机关的肆意侵犯,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判决,对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对莱利和伍瑞案件判决的评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莱利和伍瑞案件的这一判决,确立了原则上对手机必须持证搜查的规则,是科技发展推动法律按照利益权衡原则调整限制权力运行边界的产物,但这一判决亦带来了实践中的新问题——有搜查令的手机解锁面临困境。
  (一)科技发展推动法律调整限权边界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4}154划定权力运行的边界至关重要。历史不断证明,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的法律都在不断调整着限制公权力运行的边界。在英美法系国家,每一次调整和限权都是因为著名判例的出现。18世纪中期,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曾在国会的演讲中说:“穷人的房子,可能已经破败、摇摇晃晃,风在其中穿梭。但风可以进、雨可以进,英格兰的国王却不能进,他的权力止于这间破房子的门槛。”对每一个个体而言,房子是他的城堡,公权力必须止步于一个人的房子,当前,让权力止步的门槛将要变成手机。一个人手机中所存储的隐私信息,可能比其住宅中所能找到的隐私信息更多、更丰富。
  与搜查住宅相比,对手机信息的搜查更应受到政府的保护:手机数据信息不仅包括住宅内可能找到的数据信息,还可能包括住宅中永远不可能找到的信息。手机已成为大数据时代每个人新的城堡。大法官罗伯茨在莱利和伍瑞案件的判词中认为,手机与嫌疑人携带的其他任何物品从量到质均有显著区别。手机存储的数据信息种类繁多、信息量大,当前持有手机普遍,手机的信息量可以得以无限延伸。首先,手机包含各种各样不同的数据信息,这些互相关联的数据信息远比孤立的信息透露的隐私要多,许多手机已然成为同时具有通话功能的微型电脑。其次,手机存储的信息量大。鉴于手机存储能力的强大,仅通过手机的一种信息类型就可传达包括人物、时间、地点、方式等的巨量信息,根据多张标有日期、地点、说明的照片,完全可以重构手机使用者生活的全貌。再次,手机使用的普遍性使其并非仅是使用人的一个存储设备,而构成使用人不可缺少的生活的一部分。在莱利和伍瑞案件中,法官罗伯茨谈到,在数字化时代之前,人们不会每天随身携带含有自己敏感隐私的存储器,而现在只有极少数人不会随身携带存储着自身信息的手机。据一次民意调查,近四分之三的智能手机用户反馈,大多数时候手机不会离他们五英尺之外;12%的调查对象坦承,他们甚至在洗澡的时候也会使用手机。允许警察将类似的搜查作为日常惯例,对个人权利的危害不言而喻。最后,由于联网和移动运营商网络服务等因素,手机的信息量可以得以无限延伸。使用者在手机上所看到的内容许多并不存储在手机设备本身上,越来越多的手机利用“云计算”实现各项功能。“云计算”能够使联网设备访问远程服务器上的信息,而不限于设备本身。手机用户通常可能不知道某一信息是存储于设备本身还是云端,或者同一数据可能同时存在于这两者之上。美国司法实践已达成共识,附带搜查不能延展适用到对远程文件——即对云存储的数据信息的搜索。但警察对手机数据信息搜查时,难以知晓其查到的信息是在逮捕时就已经存储在手机设备内,还是从云端数据下载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科技发展推动法律调整限制公权力运行边界的典型实例,这一判决对于将来警方能否搜查、如何搜查犯罪嫌疑人的随身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U盘甚至是谷歌眼镜、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电动汽车、物联冰箱等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利益衡量是法律调整边界的原则
  大法官罗伯茨在莱利和伍瑞案件的判词中言,科技迅速发展,建国以来没有太多先例能够提供指导。我们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权衡对个人隐私权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政府合法利益的需要。联邦最高法院的许多案例,都曾对搜查所涉的利益范围及无证搜查适用情形作过讨论。随着社会变迁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更,社会形势的改变以及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力量变化,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也应作适应性调整。
  鉴于手机等电子证据与前电子时代证据的截然不同,美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秉承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精神,逐渐发展形成了对手机等电子数据证据搜查的基本规则。政府的执法人员尤其是警察,在搜查当事人存储电子信息的手机等设备时,首先应看该当事人对该设备有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如果有,执法人员需申请搜查令才可搜查该电子设备,否则,该搜查得到的证据则会因为侵犯公民隐私而成为非法证据,进而被依法排除。如果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执法人员就可以对涉案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无搜查令的搜查。所谓的“合理的隐私期待”须符合两个要件:主观条件,即该人主观上已经表现出对其隐私的真实的期待;客观条件,即此种期待也被社会普遍认可是“合理的”。{1}因此,如果政府的无证搜查行为侵犯了公民“合理的隐私期待”,则该搜查得到的证据将因程序非法被依法排除;反之,则该证据将被依法采信。为了更好地预防和打击犯罪,在此原则之外,美国法院还设立了许多例外规则。即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执法人员可以实施无证搜查。如前所述,莱利和伍瑞案件的主要争议点即是搜查手机是否符合“附随于逮捕的搜查”制度,这一制度即是《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例外之一。对于“附随于逮捕的搜查”的具体范围认定是本案认定的焦点,认定这一范围的重要标准即是利益权衡原则,法官在搜查该物品的必要性与搜查对隐私利益的影响之间权衡。
  美国法官秉承自由心证确立“合理的范围”,但从司法判例观之,亦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结合了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公众的客观评价,与德国相关规定不谋而合。为了保护隐私,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曾创设“三步理论”。第一步是应该受到绝对保护的“核心隐私”,对此侵犯绝对禁止,无需考虑比例原则,即使是公共利益也不能成为侵犯“核心隐私”的正当理由。第二步是与社会关联不大的私人活动属于“私密领域”,可以与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比较加以取舍(适用比例原则)。第三步是非隐私的社会领域,不受宪法关于人格自由发展规定的保护。{1}划分不同的隐私等级,并给予不同的保护,能更有效地保障个人的隐私权,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制约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与普通物品相比,手机的特性并非通过外部特性予以展现,而是充分地体现在内容方面。手机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远比普通物品大得多。一方面,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是有针对性地查找某一有罪证据,警察也不可避免地要对手机内的所有信息进行浏览和筛选。另一方面,与以往的手机相比,当前占主流的智能手机存储量更大、功能更丰富,所包含的隐私信息更复杂,法律地位应发生变化,手机存储的数据信息所包含的隐私利益应当受到宪法性保护,应当成为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莱利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曾指出,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2012年全美约有1200万民众曾被逮捕,其中大多数都是任意穿越马路、乱丢垃圾等行为,如果警方不必持有法院搜查票,就能擅自检查遭逮捕民众的手机,将会酿成严重错误。{5}大法官罗伯茨在判决书中亦言:“我们不能否认,今天的裁决将会对执法机构打击犯罪的能力产生影响,”但他补充说,保护私隐权“是要付出代价”。联邦最高法院在莱利和伍瑞案件中,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中,明确了保护公民权利的立场,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干涉,力图在政府防治犯罪的需求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利益权衡中实现均衡。
  (三)法院独立的居中裁判是利益权衡的关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莱利和伍瑞案件判决确立的这一规则是关于手机搜查证据能力的重要判例,是权衡维护国家秩序抑或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选择,这一利益衡量成败的关键在于法院独立的居中裁判,由其体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意旨,正如罗伯茨大法官在这一判决书中所言,《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意旨即是“使法院成为约束警察的警察”。根据三权分立,宪法权利的主旨是警惕国家权力的结构性缺陷,禁止“无理搜查”,本质上是对政府搜查行为的动机和方式作出限制。{6}宁肯牺牲执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效率,丧失一部分实体公正,也不能以牺牲隐私利益为代价,司法独立在其中至关重要。英国学者夏普洛曾言,司法独立是程序方面精心的设计。“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7}391的法院才能独立于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审慎思考,对宪法及其主要条款的含义作出中立的解释和独立的判断。在中立的法院对政府合法利益的需要与手机使用者的隐私利益独立地进行权衡,做出选择后,根据判例法的惯例,这一选择成为今后法院判决类似案件的依据,国会或州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亦能够根据数据信息的种类或其他标准作出合理的区分。
  在法院具有了独立的裁判地位后,在手机搜查方面,令状原则才更有意义。政府人员如果无证搜查手机的行为侵犯了公民“合理的隐私期待”,则该搜查得到的证据将因程序非法而被法官依法排除。在秉承这一“合理的隐私期待”的基础上,居中、独立的法官利益衡量后,对被搜查对象“特定化”,以防“概括”性搜查,从而将其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特定化”意味着,居中、独立的司法机关签发的令状必须明确而特定地描述拟搜查的物品,而侦查机关只能根据令状的描述搜查特定的物品。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明确要求,令状必须“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特定化”有利于对侦查权进行规制、约束,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概括”性搜查可能导致令状原则被变相架空,严重违背法治精神。故而,美国执法部门在向法院申请签发搜查令状时,必须对拟搜查的手机等电子设备中的数据信息做出具体描述。{8}在2009年的美国诉奥特罗(United States v. Otero)案中[11],联邦第十巡回法院阐述了搜查电子证据必须坚持特定化要求的理由,现代个人电脑不断发展,其储存能力不断提高,一台电脑可以储存一个人的大量信息,这就使得执法部门更有能力对个人隐私事务实施大范围的搜查,相应地,也就使得特定化要求更为重要。总之,符合了“特定性”和“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法官独立签发的令状才能更有效地限定国家权力运行的界限,保护公民权利免受国家权力扩张的干涉。
  (四)判决带来新问题——有搜查令的手机解锁面临困境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对美国司法实践影响深远,但我们亦应正确审视其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有效性。互联网浪潮的高涨和技术的逐渐成熟推动大数据在各行业领域的扩展,大数据对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影响愈加广泛、深远。大数据改造了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改变了整个诉讼过程,对侦查行为的影响尤为重大,新技术为警方提供帮助,其可以利用移动设备发送请求并很快获得搜查令。大法官罗伯茨在判决书中亦言,在法院看来,相关技术的发展使获取搜查令对打击犯罪的效率并不会造成本质性影响。在警方获得法官签发的搜查令后,搜查手机的范围、方式等程序问题应运而生,首当其冲的是手机的解锁。手机的解锁是对手机搜查的第一步,也是当前最为棘手的关键一步,这一问题在美国亦十分突出。对于没有密码的手机搜查,警察可以径行按照搜查令中的搜查范围、方式等程序进行搜查;但对于有密码的手机搜查,如何解锁,当前方案有以下三种:
  其一,科技公司解锁。由科技公司解锁手机,当前正处于风口浪尖,这从当前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与美国苹果公司的诉讼中可见一斑,这起诉讼源自于2015年12月发生在加州圣贝纳迪诺的一起恐怖事件。两名嫌犯闯进残疾人中心,打死14人、打伤21人,警方在现场击毙了两个枪手,两名犯罪人的其中三部手机都在恐怖事件中损毁,其中一名男性嫌犯Syed Farook的iPhone 5c手机成为重要证据。为此,FBI向法庭申请强制令,要求苹果公司提供“适当的技术协助”。在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的支持下,苹果公司做了“能力和法律范围内”的事情,派出工程师对案件调查提供建议。FBI后来又要求苹果为这部手机“开后门”,从而取出手机中的数据。苹果公司当即拒绝。FBI向加州法院寻求援助,2016年2月,法院批准了其请求,要求苹果公司在自己的ios系统上开发一个新功能,允许FBI在嫌疑犯的手机上进行无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高荣林.美国电子数据取证之无证搜查与证据排除规则〔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5,(5): 72-81.

{2}徐子沛,冯启娜.警方未经许可查看犯罪嫌疑人手机是侵犯隐私〔EB/ON〕.〔2016-03-15〕. http://news.yesky.com/itnews/445/40001445.shtml.

{3}郑海平.美国最高法院的新判决:手机内容属于公民隐私,警察不得“无证搜查”〔N〕.人民法院报,2014-08-01(008).法宝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警方是否有权搜索民众手机?美国法院展开讨论〔EB/OL〕.〔2016-03-25〕.http://news.163.com/14/0501/10/9R5F59G100014JB6.html#from=relevant#xwwzy_35_bottomnewskwd.

{6}姜峰.宪法权利:保护个人还是控制国家〔J〕.读书,2014,(4): 46-53.

{7}〔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陈永生.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法律规制〔J〕.现代法学,2014,(5): 111-127.

{9}〔美〕斯诺登. FBI称自己不能解锁苹果手机是一派胡言〔EB/ON〕.〔2016-03-26〕.http://news.sohu.com/20160310/n439907775.shtml.

{10}醉翁之意不在酒:FBI强迫苹果破解手机或有隐情〔EB/ON〕.〔2016-03-29〕.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6-03/04/c_135154273_2.htm.

{11}美FBI称成功解锁枪手iPhone与苹果公司诉讼落幕〔EB/ON〕.〔2016-03-29〕.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news/live/2016-03/29/content_35691764.htm.

{12}黄斌.域外司法领域新动向〔J〕.法制资讯,2014,(12): 75-76.

{13}指纹识别技术在美引起法律争议:或让人自证有罪〔EB/ON〕.〔2016-03-28〕.http://www.125135.com/854170.htm.

{14}Touch ID不如密码法庭规定可强制指纹解锁〔EB/ON〕.〔2016-03-28〕.http://tech.163.com/14/1102/01/AA0R5G7900094OE0.html.

{15}于志刚.网络“空间化”的时代演变与刑法对策〔J〕.法学评论,2015,(2): 113-121.

{16}骆绪刚.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程序的立法构建〔J〕.政治与法律,2015,(6): 153-161.

{17}美最高法院:警方查看嫌疑人手机须有搜查令〔EB/ON〕.〔2016-03-29〕.http://tech.163.com/14/0626/14/9VM2I77V000915BF.html.

{18}Orin S·Kerr. Searches and Seizures in a Digital World[J]. Harvard Law Review, 2005,(119): 569.

{19}解希良.我国电子证据收集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5.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488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