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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大明律》采六部体系编纂模式原因考辨
【作者】 周东平李勤通【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湖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大明律;三级构造;明刑弼教;邱濬
【英文关键词】 Da Minglv; Structure of Three Hierarchies; Mingxing Bijiao; Qiu Jun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1-0040-(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40
【摘要】

《大明律》采纳六部体系编纂模式的直接动因是明初刑律的普及需求。其三级结构中的篇、门从统、分两个视角勾勒出“主体针对性”,实现了官民之分、官官之分,从而使不同篇、门能够有针对地指向不同潜在犯罪群体。三级结构中第二级的二十九门体现出分的特征,突出了第三级具体法条与主体特征的关联性,第一级六篇则体现出统的需求。《大明律》普法目的源于朱元璋“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使传播刑律成为法典编纂的需求,也使其所面向的传播群体由司法官转向守法群体。普法需求与刑律编纂的正当性诉求共同塑造了新的法典编纂模式。

【英文摘要】

The direct reason why Da Minglv adopted the mode of " Six Departments" was the need of promulg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Pian and Men of the three hierarchies of Da Minglv outlined subjective pertinence from two perspectives, making clea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as well as officials and officials. In this regard, the different Pian and Men could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diverse potential criminal groups.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three hierarchies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ision, which highlight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vis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in third stage, whereas the first stage showed the need of integration.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ith regards the adoption of the " Six Department" mode was that Zhu Yuanzhang carried the legislative thinking of Mingxing Bijiao. That urg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de, and altered the receiver of legal information from the judges to the law-abiding. The need of disseminating legal knowledge and the appeal to codify the criminal law altogether shaped the new mode of codific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880    
  
  法律条文在编纂过程中需要分类汇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统领律典的纲目,统领纲目的结构就是法典编纂模式。《大明律》修订过程贯穿于朱元璋在位的三十多年,大致可以分为吴元年律、洪武七年律、洪武二十二年律与洪武三十年律[1]。其中从洪武二十二年律开始,一种新的编纂模式——以“六部”为统辖的罪名体系[2](以下简称“六部体系”)出现。目前学术界有关二十二年律改弦更张的原因莫衷一是,致使许多教科书对这一问题存而不论,只论述其在编纂模式上的优缺点[3]。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通过诉诸历史发展脉络,以古今变化来掩盖进一步考察的必要。拙文通过对明初立法精神、立法实践基础等问题的考察,试图对《大明律》六部体系的形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对《大明律》六部体系成因的三种观点的评析
  很多学者对《大明律》六部体系的成因已经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苏亦工在《明清律典与条例》中总结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即政治斗争说、立法思想斗争说以及他本人的仿《周礼》说。这些观点提供了研究基点,但又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一)政治斗争说
  政治斗争说源于沈家本。他认为,从洪武七年律到二十二年律的变化根源在于前者编纂于明初,当时“盖六部本属中书,故律书未尝以六部分”。{1}2209但后者在修律之前,“迨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之政归于六部,故二十二年修律,亦分六曹,实时为之也”。{1}1354即政治斗争引发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又引发明律编纂模式的变化。
  对此,苏亦工评析,六部体系早在吴元年律时就已经被采用,故二十二年律变化的根源应在洪武废相之前。{2}10这一批评不尽合理。吴元年律颁布于吴元年,政权草创,事业未成,元律于其时还有影响,所以采六部体系以应时事之需是很有可能的[4]。制定七年律时则江山开始稳固,统治者能够细致思考治国之策。且其时朱元璋首重唐律[5],故七年律“篇目一准于唐”。但若后来又因政治结构发生变化而重新回到六部体系,并非不可能。苏亦工的观点源于一种朴素历史观,即前后相继的事物之间必有因果关系。既然六部体系早已出现在元年律中,那么从前后相继的因果关系来看,二十二年律当然不可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这却将元年律与二十二年律六部体系的成因简单等同,故难以令人信服。
  不过沈家本的观点仍值得商榷。第一,不能解释《大明律》二级结构分层的根本原因。政治斗争说只能解释六部体系,而对《大明律》整体结构的解释则流于表面,无法深入下去。从篇章结构来说,《大明律》采取了六部体系,但从整体来看,《大明律》是三级结构,即在最上层的第一级六官篇目与最下层的第三级具体律条间还夹着一层子目录(门),共二十九个(加上名例律为三十个),该第二级结构是《大明律》中颇有意义的分层,若按此说就变成无价值的随意分类[6]。这样,整体性很强的六部体系就变成和稀泥,并导致“明律则顾此失彼者颇多”{3}卷26之讥评。第二,与《明史·刑法志》所载立法理由“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的说明不符,这说明七年律本身的问题是修律的直接原因。修律显然是为解决断狱失当问题,而不是应对当时的政治变革。第三,吴元年律与《大明令》均采六官模式,洪武七年律虽改为唐律模式而《大明令》并未改变。从吴元年朱元璋的政治理想来看,“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4}487他嘱意周制,相比吴元年律,《大明令》显然与六官治世的政治理想更为接近。因此,《大明令》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才更说明问题。在十三年废相之前,《大明令》已可以应对废相后的政治结构,而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延续了这一模式。明律直到二十二年才抛弃唐律范本而直采六官体系,对回应政治变局殊无必要,且亦耽延。第四,无法对明初整个法律体系形成一以贯之的解释。从制度设计来看,刑律不过是刑部所掌律文而已。《大明令》中刑令下载有主要刑律条文,说明当时也认为刑律仅是整个行政体系的一部分。二十二年《大明律》颁行后不久,二十六年颁布《诸司职掌》,规定六部权限,这才是真正应对政治变革的法典。进一步来说,如果放眼全部法典,《大明律》不过是刑部掌管的部分法律。国外学者也认为我国古代“法律是行政的一个方面”。{5}398换句话说,《大明律》只构成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以政治斗争解释《大明律》,那么是否吏部等所掌律条也需要以六部体系予以重构?但实际上是《诸司职掌》以及《大明会典》等而非《大明律》更强硬地回应了洪武十三年的政治变革。
  (二)立法思想斗争说
  也有学者认为明初立法时,出现了所谓立法思想斗争。“据史料记载,明初在制定大明律时,统治者就如何制定大明律曾展开过争论,丞相李善长等人主张‘今制宜遵唐旧’。而朱元璋则坚持制律应‘当适时宜’,坚持反对不顾客观实际,拘泥于古代成法,一概抄袭照搬的做法。”{6}而六部体系是合时宜的。杨一凡也认为:“《大明律》正是克服了‘宜遵唐旧’、‘是古非今’的思想影响,才在‘封建立法上迈出了新的一步’。”{7}56
  这一观点同样存在问题。第一,这种说法过于宽泛而没有针对性。《大明律》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不仅编纂模式发生变化,而且立法主旨、具体条文、条文繁简等也有所改变。即使存在这种立法思想的变化,也很难证实它对编纂模式产生的具体影响。第二,这一观点假设明初立法中存在思想冲突,大臣与朱元璋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立。问题是朱元璋在明律立法中处于绝对中心地位,《明实录》载朱元璋“观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吾者,特以一己意见决之,而众辄以为然,鲜有持论”。{4}422因此,尽管李善长等负责具体操作立法过程,但把握立法精神的却是朱元璋本人[7],立法思想斗争说根本不能成立。第三,《明史·刑法志》载朱元璋于明初“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他对唐律评价甚高,所谓因时制宜必定是因今胜于昔才有改换的必要。但扬唐贬元时,《大明律》却最终采用了元律结构,这恐怕无法用今胜于昔来解释。
  (三)仿《周礼》说
  苏亦工在批判前两种说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仿《周礼》说。通过对明代帝王治国理念的考察,他认为:“在明代君王的心目中,唐代只能算是小康,其治法仍嫌简陋。要超越唐人到达理想的境界,何必舍西周而仿唐呢。”{2}106《大明律》的六部体系正是朱元璋希望模仿《周礼》六官的结果。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周礼》所代表的礼治盛世是历代王朝的追求,非明代独有。“古代中国的儒家政治则以先王、圣人为法权依据,为最高法、理想法”,{8}285向往三代,改革汉唐,从宋儒开始就是共识[8]。但“法先王”并不意味着《宋刑统》就要采取六部体系。西周政治理念与实践固然奠基了古代政治理想,但从来不是唯一。《唐六典》声称要承继周之正统并以《周礼》为范本,但《唐六典》的体例却不得不服从现实,《唐六典》也并未因此而有法律效力。{9}祖述周制却存而不用是中国政治的常态。第二,苏亦工所引证之文献来自明孝宗的《御制明会典序》、明武宗的《御制重修明会典序》等。这恰恰证明仿《周礼》与《大明律》的编纂模式无关,与之有关的实际上是《大明令》、《诸司职掌》、《明会典》等行政法典。因为《大明令》、《诸司职掌》、《明会典》等才能规制整个明朝行政系统的职权,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充分体现模范《周礼》的特征。故该观点说服力有限。
  不过,从学术传承角度来说,前事之鉴后事之师。固然政治斗争说、立法思想斗争说、仿《周礼》说都存在问题,很难确定某个观点是导致明初实行六部体系的原因。但也有可能,这些因素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明律编纂模式的选择。尤其某些契机的出现,以至于立法者认为唐律十二篇的模式不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政治斗争后确定的政府组织模式则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传统的《周礼》正统恰恰能够提供满足新需求的制度框架,两者之间呈现契合状态。那么,立法者很有可能综合多方面的原因,以之为本,重构法典编纂模式。这样,六部的行政结构与《周礼》的正统思想,也就为明律六部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资源,新的法典编纂模式也可以满足政治正当性的诉求,从而,诸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大明律》六部体系的出现。不过,应该首先考虑究竟什么是六部体系出现的直接动力。
  二、作为六部体系思想基础的明初立法精神
  前述观点各有缺陷,首先在于没有将明初立法思想的变化与明律编纂联系起来。只有在理解明初立法思想转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思考明初立法的首要需求。明初的立法思想并未经历法古与适今的斗争,恰恰相反,其遵循着自始为一的实用主义立法思想——“明刑弼教”,法典编纂因此产生刚性需求——“普法”。正是这一需求对明律编纂模式产生了直接推动力[9]。
  (一)“明刑弼教”立法观念的确立
  在儒家礼刑观念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于刑”。{10}陈宠传行为准则是礼而非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11}为政另一方面,按照儒家观念,“不教而杀谓之虐”。{11}尧曰百姓只有在教化不得后才能动之以刑,刑只是为辅助礼的实现而存在。尽管礼刑并用被认为是传统治国方略的通说,但在犯罪预防方面,古代主要强调礼的规范性和经济的基础作用。{12}在教化观念下,“法律断无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非,至多只能到达民免而无耻的程度”。{13}310因此,“尽管司法实践中可能如司马迁、朱熹、谭嗣同批判的那样,儒家不一定占上风,但德主刑辅作为正统法律指导思想毕竟得以确立,并进而影响到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14}60
  相形之下,“明刑弼教”则意味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15}大禹谟儒家并不排斥刑罚的功能,但明刑弼教将刑罚作为教化的主要手段,与儒家的基本理念相违。宋代以前“明刑弼教”没有成为主流教化观念,统治者崇奉的是“德主刑辅”、“大德小刑”。{16}但经过朱熹的重新阐述,刑在统治策略尤其在犯罪预防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圣人之意,只为当时专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礼,所以有此言。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不可。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17}卷23于是乎“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18}卷70“德、礼、政、刑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指导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和谐统一的,从而改造了正统法律思想‘先德后刑’、‘以德去刑’等不切实际的思想。”{19}112故刑罚在犯罪预防中的功能被大大提高。
  终宋之世,朱熹的思想只在南宋末年获得统治者认可,不久南宋灭亡。不过,朱元璋却继承了朱熹的这一思想,其统治策略十分重视“刑”在教化百姓中的作用,认同朱熹的明刑弼教观。朱元璋认为:“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4}63法律的价值由惩罚为主转变成以“卫人”的教化为主。结果,经朱熹改造后的“明刑弼教”在明初上升为主流法律思想。“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礼’。”{20}172
  立法观的转变推动了法律功能认识的转变。“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21}436“惩之于已然,何如禁之未然;专事刑法,何如崇尚礼教”。{3}卷10传统中由“礼”来承担的犯罪预防功能[10],明初则改由礼、刑共担。“礼与法(教化与刑罚)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某种游移,彼此之间也出现了意义和功能的交换。”[11]在传统礼刑观下,刑律与百姓生活关系并不密切,但出自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深知要维护底层的稳定,需要明确而详尽的刑法。刑律的作用就从“出礼入刑”的惩罚功能转变为“使民远罪”{22}55的预防功能。于是朱元璋采取重典治国、明刑弼教的策略,希望通过重刑使民顺从国家教化。{23}而刑律的预防功能与刑律传播存在密切关系,欲使之守法,必先使之知法。这就产生了刑律的传播需求。
  (二)司法之法向守法之法的转变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本文所称司法之法与守法之法是从传播对象上来对刑律进行的分类。在西方,有所谓法官法,主要指法官造法,与之相对的则是制定法。两者的划分标准是法律的制定主体以及权力来源。而司法之法指的是,刑律的传播对象是司法官,它是为约束司法官而存在的。对民众而言,他们的行为标准主要在“礼”,守礼就可以做到不违法。所以刑律与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的联系并不大。与此相对,守法之法则意味着刑律的传播对象开始面向更为广泛的民众,通过直接影响民众的日常行为来显示自身的存在。明初《律令直解》初定时,朱元璋直言“吾民可以寡过矣”。{24}刑法志显然这是一部以普法为中心的法典,其传播对象为普通民众。对《大明律》而言,它的传播对象是同样广泛的守法群体。
  现代法理学认为,法律的功能包括告示、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25}83法律功能是多元的,但德主刑辅的观念却使得“刑法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和功能有限”。{26}560明刑弼教观念则使得刑律的主要功能从强制变成预防。正是法律功能的不同预设促成统治者对刑律传播态度的差异。在“德主刑辅”观念下,法典的普及需求不会太过强烈。如《晋书·刑法志》记载《泰始律》的法律宣传不过是“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无论法律的传播途径还是传播内容都无法与明代相比。粗略看来,历代王朝编订刑律除辅助礼教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27}刑法志所谓革人视听是为了表示政权的合法性。{28}第二,官吏滥用刑罚,刑狱太多,民众动辄触犯刑律,导致社会不安定。唐高祖有云:“有隋之世。虽云釐革,然而损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加以微文曲致,览者惑其深浅,异例同科,用者殊其轻重,遂使奸吏巧诋,任情与夺,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釐革,卒以无成。”{29}刑法志说白了,《武德律》修订的直接目的是约束司法官,推动定罪量刑的统一,实乃为满足司法之需要。尤其隋唐以后科举取士的官员们,大都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司法之法所面向的群体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他们对律典在行文的简洁和结构的明晰等方面的需求都没有那么强烈[12]。与此相反,其他群体的素质相对较低,守法之法就对律典的行文与结构产生简明易懂的诉求[13]。这一点明律表现得非常明显,也进一步指向了它所试图规制的传播群体。
  薛允升曾说:“明律虽因于唐,而删改过多,意欲求胜于唐律而不知其相去远甚也。”{3}例言他并未认识到立法思想的转变必然导致立法内容的转变,从司法之法向守法之法的转变当然也会引起法典的相应转变。《大明律》的修订同样遵循这一规律。除去法律的内容简明之外,如何在法典的结构中进一步体现普法需求也成为法典编纂模式变革的内在因素。有针对性地面向潜在犯罪群体这一基本方针成为新的法典编纂模式应对这种需求的重要手段。
  三、作为六部体系实践基础的元、明初行政管理经验
  尽管朱元璋确立了“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但并不意味着其法典编纂能如空中楼阁般地建构。范忠信认为,传统法典的传播存在缺陷,导致在明代之前普法比较艰难。{30}守法之法的编纂需要的不是一种亘古绵延的礼教思想,而是实实在在的法典传播经验。由于明以前的政府大多秉承德主刑辅的观念,也就缺乏迫切需求的法典传播经验。沈家本认为,明以前的刑律编纂模式或为尊王或为重民。{1}1360-1361但尊王、重民都是相对空泛的合法性观念,与法典传播的现实需求并无联系。由于我国古代行政管理异常发达,{31}行政管理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转化成法典传播经验。如何更加有效地加强行政管理与如何更加有效地传播刑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毕竟地方官吏的行政管理与民众的联系最密切[14]。从职官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各官皆有所职事所属之法”{32}94是基本模式。执掌不同行政管理事项的官员就执掌着不同法律。法律是官员行使权力的依据与工具。对统治者来说,通过官吏与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仅是手段的差异,两者在与不同社会群体接触的路径上则为一致。配置了官员也就配置了法律,进而也就控制了法律制约下的不同群体。
  究竟《大明律》六部体系在什么意义上借鉴地方官吏的行政管理经验?《元典章》提供了范本。苏亦工以朱元璋“元代不可法”来反驳《大明律》与《元典章》之间的关系,但内藤乾吉早就证明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相似[15]。而从制定与颁行来看,《元典章》显然与地方行政管理存在着密切关系。《元典章》附录二《原书纲目及目录》载:“准江西奉使宣抚呈:‘乞照中统以至今日所定格例,编集成书,颁行天下。’照得先据御史台:‘比及国家定立律令以来,合从中书省为头一切随朝衙门,各各编类中统建元至今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条例,置簿编写检举。仍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提刑按察司体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致废弛。’”{33}2287即宣抚遵照御史台要求,命所属衙门将有关各自衙门事项的法令编纂成册,汇集起来呈给皇帝,后来随之颁布施行。故《四库全书》称《元典章》“乃吏胥钞记之条格”。{34}卷83因此,《元典章》的编纂体例是以地方行政管理经验为参照,是官员配置与法律配置关联起来的范例。尽管朱元璋轻视元代立法,但对《元典章》这种经验性产物终究不能视若无睹。将行政管理经验与法典编纂模式联系起来,是缺乏法典传播经验的选择。另一方面,行政管理的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推定为法典传播的有效性。一旦明初最终确立六部制度,《元典章》的编纂经验就会再次成为参考项。
  同时,明初又特别强调各级官吏对于律令的掌握,这种掌握并非仅限于审判意义上,而是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官吏的日常行为规范。讲读律令从洪武初年就已经开始[16],且直接规定于《大明律》中。《大明律·吏律·公式》中规定:“凡国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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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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