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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下)
【英文标题】 Compulsory Measures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Part Ⅱ)
【作者】 李忠诚【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94年【期号】 4
【页码】 1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760    
  3.抗告权的确立。保加利亚刑诉法第98条规定:“不服侦查员所作的强制处分的决定,可以向检察院控告。”我们认为刑诉法应当规定,被告人对其所适用的强制措施的决定不服时,有权向原决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检察机关提出抗告,要求撤销或变更强制措施。抗告虽不停止执行,但受理抗告的机关应于一定时间内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通知抗告人的适用机关执行。这样可以使错误或适用不当的强制措施及时地得到纠正,以维护被告人的人权。
  4.刑诉法应规定被告人享有供述自由权,沉默或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拒绝回答均不得作为加重或从重处罚的理由。如前所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确认了被告人的沉默权,也并未因此导致放纵犯罪,相反会促使司法机关注重收集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证据,加速案件的处理,清除刑讯的温床,对保障人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这也与我国刑诉法第35条规定的精神相一致。
  5.刑诉法应当规定被告人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其人身进行刑讯伤痕检查、追究刑讯逼供者的法律责任。我国宪法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我国刑法136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肉刑致人伤残的以伤害罪从重论处。”实践中,被告人被刑讯后,由于无申请进行人身刑讯伤痕检查之权,司法人员为逃避法律追究往往有意拖延办案,延长羁押时间,使被告人把伤养好,以致那些刑讯逼供者除致人伤残和死亡外,均未受到刑事追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人权。所以,赋予被告人申请人身刑讯伤痕检查权,就可以及时收集证据,追究刑讯者的刑责,切实保障人权。人身检查的申请可以由羁押场所转交或由其近亲属、监护人员直接向检察机关提出。检察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当立即检查处理。
  6.刑诉法应当规定被告人有要求立即解除违法超期羁押的权利。我国宪法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为了保障人权,提高办案效率,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羁押被告人的办案期间,并严格规定了延长羁押的程序和时间。如果超过法定期间又未依法办理延长手续,显然属于违法超期羁押,必然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公民依法应当有权要求立即解除这种羁押。
  7.国家赔偿法应当规定,被告人对遭受错误适用强制措施造成精神和物质损害有权获得刑事赔偿。错误拘传、拘留、逮捕给被告人造成的精神和物质损失,理应予以赔偿,同样错误适用其他强制措施,虽然是非羁押性的,也会给被告人造成一定的精神或物质损害,也应当予以适当的补偿。这既是对被告人的一种补偿和慰藉,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也是对司法人员的一种责任要求,以加强其适用强制措施的责任感,这同时也是强制措施公正性的必然要求。
  强制措施立法对人权保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被告人的人权从应有权利形态上升为法定权利形态,这是人权形态的一次突变和飞跃,使被告人的人权的实现具备了法律保障,具备了转化为实有权利的可能性和必要前提。但是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从表面上看仅仅多一道立法程序,其实要走过这道立法程序并非易事,其中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且不说立法过程的繁琐、立法技术的严格和程序的严肃,单就对人权的重视和保障而言,就有一个新旧人权观念激烈碰撞的过程。在我国,长期以来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往往较多地注重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而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前两种利益。人权保障的重心也往往偏向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的安全,而相对忽视被告人的人权。所以,在强制措施领域内以被告人人权保障为重点的立法自然会有一些阻力。尽管如此,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健全、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被告人的个体人权也将进一步受到重视,以被告人人权保障为重点的强制措施立法将不断推陈出新,结出丰硕果实。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强制措施立法与人权保障问题上,把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作为重点加以论述。
  三、强制措施的适用与人权保障法宝
  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的目的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实有权利。“法律只是写着公民权利的纸。”“徒法不足以自行。”适用强制措施时注意通过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人权以达到保障其实体性人权的目的。同时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又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对于实现国家刑罚权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强制措施立法为人权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证,而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将法定权利变成现实权利的关键。无规矩不成方圆。要想正确适强制措施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而且对一些特殊的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使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一)适用强制措施的原则
  1.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原则。在刑诉中无论采取何种强制措施,都必须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原则。这项原则实质上涉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问题。公安司法机关承担着惩罚犯罪与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进行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严肃地对待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敌对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对于那些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人犯,就应当坚决地适用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击他们的犯罪活动,防止他们继续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对于那些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人犯,如果没有采取或没有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就会使他们的罪恶意图进一步发展,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破坏活动,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更大损害。
  采取强制措施也要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强制措施直接涉及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同时案件情况又是错综复杂的,被告人罪行有轻有重,认罪态度有好有坏,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有大有小,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也各不相同,这就要求公安司法人员,在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对于应否采取强制措施,应当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在什么时间和情况下采取,这些都应当进行周密的细致的分析,依法作出决定,决不能草率从事。一定要在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同时,切实做到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使其法定的诉讼权利得以充分地实现。
  适用强制措施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原则,应当注意防止和纠正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于谨慎畏手畏脚,甚至心慈手软,对于那些应当逮捕、拘留的人犯,未能及时地逮捕、拘留,以致影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不利于惩罚犯罪和实现国家刑罚权。另一种是过于严肃,宁“左”勿“右”,重惩罚犯罪,轻保障人权,认为拘、捕保险,以致忽视法定条件和程序,该适用较轻的强制措施,却适用较重的强制措施,乱捕乱拘,有的甚至任意超期羁押、久押不决。这两倾向和作法都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既不利于惩罚犯罪,也不利于保障人权。惩罚犯罪应遵守法定条件和尊重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为前提,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应当与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有机地统一起来。
  2.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强制措施的适用必然涉及效益问题。一般认为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贯彻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司法机关适用强制措施,首先应当考虑社会效益,应当看其社会效果如何,是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等。如果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提钱释放”,该适用强制措施的不适用,该羁押的却采取取保候审等较轻的强制措施,忽视社会效益不仅会影响刑诉的顺利进行,还会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已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没有得到恢复,更为可怕的是公民对政府控制犯罪、管理社会的能力产生怀疑,尤其是那些被适用取保候审等较轻强制措施的被告人在被适用强制措施期间又犯新罪,更会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社会张力”不断加大,成为动摇统治秩序的潜在因素。当然,适用强制措施应当注重社会效益,并不是说对被告人适用的强制措施越重越好,社会效益就越大。我们认为适用强制措施社会效益的好坏,取决于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准确地适用强制措施。如果对不该适用强制措施的人适用了强制措施,或者对该适用较轻的强制措施的被告人适用了较重的强制措施,同样会给社会效益带来消极影响。轻则使人们怀疑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和能力,重则侵犯人权,这必然会降低强制措施适用的社会效益。
  适用强制措施虽然应当首先考虑社会效益,但也不能忽视经济效益。我国刑法有关侵犯财产的犯罪是以一定数额为构成要件的。对数额较小的违法行为不作犯罪处理,不投入较大的司法力量,这充分体现了经济效益观。注重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也是刑诉理论研究的一大课题和刑诉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适用强制措施是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诉讼活动,应当充分考虑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是指以较少的经济投入,获得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最佳效果。适用强制措施时考虑经济效益就应当尽量少用或不用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国家的监管费用,而且被告人可以在社会上生产、工作和生活,既可创造财富,又可照顾自己的家庭生活。与此相关的是,在采用取保候审能达到人身强制目的时,就应当取保候审代替羁押性的强制措施,这样既可以减少国库开支,也给以后罚金刑和附带民事诉讼裁判的执行提供了保证。应当说,适用强制措施考虑经济效益,不仅对国家有利,也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可以使其免遭羁押之苦,尤其是一旦被告人无罪,国家也不会因羁押错误而承担较多的经济责任。
  总之,适用强制措施应当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和实现刑罚权均具有重要意义。
  3.强制力度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原则。强制措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强制措施是按照强制力度的大小依次排列的,都有各自适用的对象、条件和方法。同时犯罪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有大有小,因而刑法确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另外犯罪人的经历、出身、职业、性别、年龄、家庭情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情况各异,是否具有重新危害社会和妨碍刑诉顺利进行的人身危险性及其大小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选用强制措施时,应当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使所选用的强制措施的强制力度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是适用强制措施应当遵循的又一个原则。坚持这项原则对于惩罚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和保障人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制措施的强制力度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一方面可以防止被告人逃跑、毁灭证据等妨碍刑诉活动顺利进行情况的发生,从而保证侦查、起诉、审判的顺利进行,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另一方面避免了强制措施的强制力度超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而导致侵犯被告人人权等现象的发生,如果对人身危险性较小的被告人适用了较严厉的强制措施,甚至超过所判处刑罚的严厉程度,势必侵犯其人权。
  强制措施的强制力度是法律规定的,是一个常量,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则因案、因人而异是一个变量。在衡量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这个变量的大小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犯罪的性质及其危害性。这是指被告人实施了何种犯罪,该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被告入所犯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处刑就重,因而被告人逃避惩罚、妨碍诉讼活动的可能性就大,反之亦然。(二)被告人的职业、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家庭情况。这几种情况决定对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具有参考作用,尤其是健康状况,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正在怀孕、哺乳自己的婴儿,对选用强制措施具有决定作用。(三)有无前科劣迹。已受过刑罚处罚或劳动教养的人主观恶性深,逃避打击的可能性大,选用强制措施时,应当注意被告人有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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