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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当前大学生犯罪问题探究
【作者】 王志亮钱荣【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政法学院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司法审查模式;集中审查;分散审查;混合审查
【文章编码】 1674-9502(2015)04-131-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4
【页码】 131
【摘要】

大学生频频犯罪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反响异常强烈。据统计表明,近年来大学生犯罪在所有刑事犯罪中的比例有所上升。大学生犯罪大体表现为主体多元性、心理情绪性、行为极端性、场景规律性、类型多样性等特点。就当前大学生犯罪率上升的状况而言,大学生犯罪的原因由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其中宏观方面包括纵向的社会、政策因素以及横向的学校因素,微观方面包括家庭和个人因素。虽然复旦林森浩投毒案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偶发性,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要尽可能地预防大学生犯罪。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5564    
  大学生作为青少年中的一部分,被誉为“天之骄子”。他们踏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走进了向往的“象牙塔”,接受着高等教育,遨游在文化知识的海洋中。相对同龄人而言,大学生应该拥有更高的智商、更高的素养,被普遍认为是家庭的寄托、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将来更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因而备受社会关注。然而,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大学生频频犯罪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一、问题的引出
  2013年4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林森浩对同一宿舍的同学黄洋投放二甲基亚硝胺(剧毒物质)致其死亡。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5年1月8日,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堂堂名校“救死扶伤”的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居然犯下这样的杀人案件,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从各自的角度或扼腕痛惜、或愤懑不平、或质疑反思,对其本人、学校教育、社会的种种讨论不绝于耳。其中,《中国青年报》就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对于复旦大学生投毒的个案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解读,并把板子都打到大学屁股上的评论,并不一定妥当。首先,中国大学的学生这么多,发生一两件投毒案,从概率上来看很小。其次,这些个案的主因,往往都是施害者的一时冲动或长期的心理扭曲所致,而非大学的教育和管理。第三,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因为这些极端的少数个案而臆想在校大学生中还有许多潜在的犯罪念头在蠢蠢欲动,因此就呼吁大学全面排查,深刻反思自己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问题。”[1]
  不可否认,类似极端案件也确实属于个案,不能以偏概全。但是,这些个案的主因仅仅“都是施害者的一时冲动或长期的心理扭曲”吗?真的就不需要“反思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问题”吗?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抛开法律责任而言,发生这样的悲剧,家庭、学校乃至社会都难辞其咎。此案引出的大学生犯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既不能漠视也无需大惊小怪,而应客观地对待。
  二、大学生犯罪概况
  对大学生犯罪,学界的研究较为薄弱,社会也没有专门机构、学科加以探讨,往往将其归于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领域。从犯罪学的角度,青少年犯罪中“青少年”的年龄通常界定为14到25周岁。我国大学生的年龄多在18到23周岁之间,因而从年龄上讲大学生犯罪是在青少年犯罪研究范畴之内的。但是青少年的研究更侧重于未成年人,青年犯罪甚至处于研究的边缘,对大学生犯罪的研究更显薄弱。而大学生犯罪与社会各方面对其寄予的期望形成鲜明的反差,引起强烈的反响。如今,青少年犯罪研究日益兴起,我们不能单单着重于对未成年犯罪的研究而忽略研究大学生犯罪的重要性。
  (一)大学生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
  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康树华教授的调查,宏观上中国大学生犯罪整体状况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5年,青少年违法犯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33%,其中,大学生犯罪率非常低还不到全部刑事案件的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犯罪率最低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少年违法犯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60%。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大学生同社会上其他青年一样思想偏激,行为激进,这导致大学生犯罪的案件数量开始增加,大学生犯罪率也上升了一倍多,达到了2.5%。[2]第三阶段是文革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青少年违法犯罪占刑事案件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尤其是1992年达到87%的峰值,大学生犯罪约占其中的4%,之后略有下降,青少年犯罪通常占到了社会刑事犯罪的70%-80%,大学生犯罪约占其中的17%。[3]
  对于以上数据,笔者认为在第二阶段大学生犯罪率上升一倍多达到2.5%的数据值得商榷,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大学被撤销停办,当时的高等教育几乎名存实亡,大学生可谓是凤毛麟角,而且大学生都响应号召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其犯罪比例怎么可能如此之高?另外,笔者认为可以将1999年后至今列为第四阶段予以考察,因为1999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恢复高考之初的1.55%上升至10.5%,大学生犯罪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大学生犯罪数比1999年增长了54.5%,2001年又比2000年增长了97.5%;[4]“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分局调查显示,2005年海淀分局刑事拘留的大学生是2000年的3.8倍,大学生犯罪人数共上升282%”,[5]大学生犯罪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可惜的是,我国当前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大学生犯罪统计体系。《中国法律年鉴》发布的刑事罪犯的人数统计中虽然列明青少年罪犯的人数,但并没有与大学生相关的详尽数据。因而以上数据可能并不十分精确,但已可以反映出近年来大学生犯罪呈现出攀高之势。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生犯罪总体上呈增长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大学生犯罪已泛滥成灾,大学生犯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比例还是很小,在校大学生犯罪也是少数个案,只是其增长态势和社会影响值得引起我们关注。从1981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冯大兴盗窃杀人案、1994年清华大学朱令铊中毒案、2004年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2008年中国政法大学付成励弑师案、2010年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故意杀人案到2013年复旦林森浩投毒案,几乎每个时代都具有典型的大学生犯罪案件,所引起的轰动效益非同凡响。
  (二)大学生犯罪的特点
  大学生区别于一般的成年人,其犯罪行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有学者认为大学生犯罪具有广泛性、突发性、凶残性、团伙性、规律性、高智能性的特点;[6]有学者认为大学生犯罪具有多样性、犯罪时间规律性、案发地点规律性的特点;[7]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生犯罪具有多样性、爆发性、残酷性、智能性、无因性的特点。[8]综合来看,大学生犯罪的特点大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1.主体多元性。从大量个案上看,犯罪的大学生无论在性别、年龄、学历还是经济条件、政治面貌上都表现出多元性。近年来,犯罪大学生在性别和学历上多元性的特征更为凸显。在性别上,男性大学生通常是犯罪的主要成员,但“一项对南京市高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犯罪中女大学生的犯罪案件占30%”,女大学生犯罪逐渐呈现出严重化的倾向,其犯罪增长率甚至超过男大学生。这种变化是始料不及的,也已成为一个比较醒目的问题,不得不予以重视。
  在学历层次上,犯罪的大学生从专科到研究生不等,且不乏重点院校的硕士生、博士生。如2012年8月南昌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研究生刘望博购买设备和原材料制作麻古涉嫌制造毒品;2013年4月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林森浩对室友黄洋投放二甲基亚硝胺致其死亡案等。高学历的大学生犯罪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对更恶劣,特别是在当前大学生就业率低、“读书无用论”兴起的社会环境下,高学历的优秀人才从事犯罪更加刺激人们脆弱的防线,使人们丧失对教育的信心。
  2.心理情绪性。心理情绪性指由于不良的情感或情绪导致的犯罪,可能出现在平时表现不好、已有不良情感的人身上,也可能表现为平时毫无劣迹的人在强烈的诱因作用下爆发不良情绪导致犯罪行为。大学生犯罪在心理上的情绪性特征凸显,特别是平时表现正常甚至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却在不良情绪的控制下做出犯罪行为,这类犯罪又常带有盲目性、冲动性、戏谑性的特点。比如,复旦投毒案中林森浩自称由于“没有调整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将对他人的不满而迁怒于黄洋而在饮水机中投放剧毒物质,在他看来投毒甚至只是愚人节整人的“游戏”。此外,大学生的情绪型犯罪普遍具有突发性,即犯罪人从情绪受到刺激形成犯意到犯罪实施完毕所间隔的时间相对其他蓄意犯罪较短,而且手段主要表现为杀人、伤害、投毒等暴力行为。比如,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将伤者刺了8刀致其死亡,驾车逃逸至十字路口时再次撞伤行人;2013年4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大三学生蒋某回宿舍因未带钥匙而敲门,室友袁某正打游戏未及时开门,双方为此发生口角,蒋某被袁某用水果刀被捅身亡等。
  3.行为极端性。行为极端性主要表现在实施犯罪的手段方法具有暴力性、智能性。当大学生遇到挫折、困难或者受到某些因素的强烈刺激时,较易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化解,从而导致暴力犯罪。比如,2004年2月云南大学生化学院学生马加爵因琐事与同学积怨用铁锤将4名同学击打致死;2008年10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学生付成励因女友与其分手迁怒于该校教授程春明,在教室将其用菜刀砍伤颈部致其死亡等暴力案件数不胜数。
  但是,作为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大学生而言,其预谋从事的故意犯罪更多地体现出智能性,作案往往有周密的计划,手法趋向技术化、隐蔽化。比如,2004年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校研究生蔡一格为了偿还欠下的巨额赌债,利用自己的研究生身份,以帮助分数不够的学生走后门读电影学院当明星为名,骗得多名学生家长70万元。在司法实践中,利用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高智能犯罪中大学生占有相当比例。据介绍,2010年以来,海南省三亚市检察院共办理在校大学生犯罪案件有31人,其中2010年1人,2011年5人,2012年7人,2013年10人,2014年(1月至5月)6人。[9]“实际上,大部分的黑客都是青少年,或至少是年轻的大学生。”[10]在大数据时代,智能犯罪日益猖獗,大学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应引起关注。
  4.场景规律性。此处的场景主要指犯罪的时间、地点以及对象。根据数据显示,大学生在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地点、对象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时间分布上,5、6月和9、10月是犯罪的易发期。通常5、6月期末考试结束,9、10月开学初,大学生学习压力较轻可能会出现空虚、惹是生非的冲动,加上情感关系变化等问题,都可能导致矛盾的产生,从而演化为犯罪。特别是毕业前夕,酗酒滋事、打架斗殴、盗窃等犯罪现象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在地点和对象上,由于大学生活动范围狭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犯罪地点多为学校及周边,对象则集中为同学、老师、亲人等接触较多的人群。如2006年12月郑州某高校学生高爱红为了毕业后生计问题在学校图书馆向同学贩卖海洛因。这种规律化的特征为预防大学生犯罪提供有效的渠道。
  5.类型多样性。大学生犯罪所涉及的类型多种多样,其中财产犯罪、暴力犯罪与性犯罪比例较高。财产犯罪主要包括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根据江苏省20个监狱65名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侵财性案件的涉案人员达46人,占70.7%,其中抢劫21人,盗窃25人。[11]可见大学生犯罪中财产犯罪的比重较为突出,这是由于大学生普遍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但是又不想过艰苦朴素的生活所致。其次,暴力犯罪也层出不穷,多表现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如马加爵案、药家鑫案等。“据司法部门统计,大学生犯罪中人身伤害案件占20%,暴力型犯罪占25%以上。”[12]
  总之,大学生在思维方式、心理状态、行为方式上都具有身份性,其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生犯罪在心理和行为上表现出异于其他犯罪群体的特征。鉴于大学生犯罪不断增长的趋势以及其自身的特殊性,有必要探索大学生犯罪背后的原因。正如李斯特所言,“如果不从犯罪真实、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原因上对犯罪进行科学的研究,那么,有目的地利用刑罚充其量不过是一句空话。”[13]
  三、大学生犯罪的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大学生犯罪原因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大学生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原因;二是大学生个案的犯罪原因。这两者并不能完全割裂开,大学生这一类型的犯罪是由众多个案构成的,而探求个案犯罪原因也需要同犯罪类型原因相结合。但个案原因必须针对个人作具体分析,此处仅讨论类型化的大学生犯罪原因。由于犯罪必然会同时植根于社会与个人两个方面,就当前大学生犯罪率上升的状况而言,大学生犯罪的原因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予以分析。宏观上包括社会因素、政策因素、学校因素,三者共同营造了大学生所处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上的因素对于多数大学生都是客观存在的,犯罪的毕竟只是少数,个人对其行为选择更具有某种决定作用。而个人的心理、行为的塑造又离不开家庭,因而微观上主要表现为家庭、个人两个因素。
  (一)宏观方面
  1.社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社会形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演进为现代化的工业信息文明社会。迅速的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经济制度上大幅度地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缓慢进步;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各种新生价值观念的挑战。社会变迁导致人们对新的社会失去适应能力,同时使传统的社会控制失去效能,平衡的社会结构失调,社会秩序也变得混乱,犯罪不可避免地发生。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转型的深化期,社会变迁带来的负面效应依旧存在。
  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员,面对社会结构的失调难免也会感到无所适从。若无法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往往会导致其行为失范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特别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得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成风。这种不良竞争的社会风气逐渐渗透到大学生的意识之中,不仅形成了考试舞弊之风,也诱发了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的滋长。如2014年高考期间发生了河南高考替考舞弊案,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
  2.政策因素。自1999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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