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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刑事一审“隐性”超审限之反思
【作者】 张燕龙方玉【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审限;“隐性”超审限;延长审限;刑事诉讼
【文章编码】 1674-9502(2015)04-07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4
【页码】 70
【摘要】

通过对某基层法院的调查发现,实践中通过“借”、“换”、“要”等方式“隐性”超审限的行为普遍存在,不但背离程序正义与效率原则,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之所以存在这一顽疾,法律规定固然有一定的局限,而法院角色的失位与外部监督的不足也难逃其咎。要从司法层面解决这一难题,法院要回归本职、确保司法中立;同时要细化审限管理规定,规范延长审限的审批程序;另外还要规范司法文书,完善对超审限行为的外部监督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5561    
  
  “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1]审限制度是对司法活动的时间性规范,其落实更是直接影响被告人自由权益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审限制度作了调整,将刑事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限从1个半月增至3个月,并规定可以延长审限的特定事由。新刑诉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申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的程序及时限等要求。这些调整无疑对法院审理案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完善审限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立法有明确规定,但实务中的超审限行为却依旧屡禁不止,存在大量的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实质上却非因法律原因而超审限的情形,我们称之为“隐性”超审限。
  “隐性”超审限有何表现,由哪些事由引发?本文以新《刑诉法》实施后某基层法院审理的163件刑事案件为分析对象,对“隐性”超审限进行了实证考察。调查发现这种隐性超审限集中出现在“扣除、延长审限”的领域。本文将从这一现状入手,用大量的实证数据揭示其深层原因,提出应对隐性超审限问题的策略。同时也尝试拟定了部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审限期限的具体规定,希望能对超审限行为的规范有所裨益。
  一、对隐性超审限的实证考察
  笔者选取了某基层法院2013年1~5月受理的存在审限延长情形的163件一审刑事案件,对“隐性”事由进行全面考察。
  (一)隐性超审限的表现形式
  1.“借”审限
  新、旧《刑诉法》对法院建议补充侦查的次数规定为两次,但对于当事人申请调取新的证据并没有次数限制。这种没有次数限制的规定容易被法官及当事人利用,当出现审限不够用的情况下,法官一般会向当事人,主要是辩护人“借”审限,虽然会冠以法律规定的延期审理事由,但很多案件都是为了“帮助”法官延期审理案件,一般都会以“法定理由”延期审理。有学者批评道,延期审理已沦为了法院“技术处理”一些实质超审限案件的手段。[2]在有些非重大案件中,法官因审限不够,滥用申请次数延期审理,甚至存在案件有10次以上延期审理存在的情况。[3]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断断续续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拖延案件审理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2.“换”审限
  从调查情况看,在法院建议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中,既存在检察院在规定时间内未能补充侦查完毕的现象,也存在检察院在补充侦查完毕后不及时移交、未提请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情况,程序随意性较大。还有些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法院建议检察院补充侦查后,检察院并没有及时建议法院延期审理,致使法院在超过法定审限后才作出延期审理决定,最后延期审理决定书送达公诉机关、当事人的实际时间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实际上,检察院也有审限限制,在指控证据存在问题的时候,法院一般都会网开一面,允许、甚至以“补侦函”的形式引导检察院补充侦查,而且也确实存在因检察院的原因所导致的法院延审程序瑕疵的问题。那么,作为“兄弟”单位,在法院审限不够用的时候,跟检察院“换”点审限也就在常理之中了。
  3.“要”审限
  新《刑诉法》实施之前,“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期限,经本院院长批准。”“刑事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七日以前,向院长提出申请。”而在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报批,还是重大复杂案件的报批,常出现法官未在规定时间内报请延审,或者在审理期限已过后才申请延长审限等“倒签”报批日期,向院领导“要”审限的情况。新《刑诉法》实施后,附带民事诉讼审限延长的批准权交由上一级法院,内部“倒签”问题基本可以杜绝。但新的问题是,基层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所占比重并未减少,影响审限问题的报请方式、时间、原因等根源因素并未消除,而且司法解释对上一级法院的审查范围及报请需提交材料等未予规定,向本院领导“要”审限的问题就变成了向上级法院“要”审限。
  (二)隐性超审限的事由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对该法院在新刑诉法实施之前2012年审限情况调研发现,扣除、延长审限情况较多,占案件总量的14.8%。新刑诉法将一审普通程序审限从一个半月增加至三个月,审理期限延长了一倍,然而,扣除、延长审限情况仍未得到实质改善,依旧高达13.8%。(详见表1)。
  表1某基层法院近两年一审刑事案件审限延长情况

┌──────┬──────┬─────────┬─────────┬──────┐
│年份    │刑事案件数(│扣除、延长审限案件│扣除、延长审限案件│审限延长案件│
│      │件)    │数(件)     │数(件)     │比例(%)   │
├──────┼──────┼─────────┼─────────┼──────┤
│2012年(全年│2768    │411        │411        │14.8    │
│)     │      │         │         │      │
├──────┼──────┼─────────┼─────────┼──────┤
│2013年(1~5│1178    │163        │163        │13.8    │
│月)    │      │         │         │      │
└──────┴──────┴─────────┴─────────┴──────┘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法律规定的审限明显延长,但是法院延审的案件数量却依旧高居不下呢?
  表2审限延长的事由[4]

┌───────┬──────┬────┬────┬────┬────┬────┐
│时间     │其他(件) │补充侦查│调解  │被告人逃│申请重新│申请精神│
│       │      │    │    │脱等中止│鉴定  │病鉴定 │
├───────┼──────┼────┼────┼────┼────┼────┤
│2013年(1-5月 │116件(1件)│17件  │26件  │2件   │1件   │1件   │
│)      │      │    │    │    │    │    │
└───────┴──────┴────┴────┴────┴────┴────┘

  
  从表2中可以看到,2013年1~5月,在扣除、延长审限的163件案件中,审限延长“其他”理由所占比重最大,高达71.2%。显然,“其他”作为隐性事由,是超审限问题的“罪魁祸首”。因此,揭示“其他”项的实际事由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通过对扣除、延长审限的其他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其他项”背后确系无法律明确规定延长事由的隐性事由。[5]
  (图略)
  图1扣除、延长审限的隐性事由
  从图1看,除了附带民事调解可以归入附带民事诉讼的正常延长事由中之外,其余事由均为法律尚未规定的事由,而法官通过技术处理将其他事由合法化,从而实现审限内结案的要求,这种情形已经属于隐性超审限。此外,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同一法定事由的延长时间超出法律规定时间,而这一延长时间被法官直接扣除,在审判业务系统中仍然显示法定审限。该种情形亦属于隐性超审限。
  二、对隐性超审限的检讨
  (一)违背程序价值
  实现刑事程序价值的规则结构中,就行为方面来说,主体的行为要遵守方式、期限、效力方面的原则。[6]《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确立了刑事被告人在审判中所应享有的“最低限度程序保障”,其中第三个保障即获得迅速审判。有学者曾指出,最低限度程序公正标准具有的特征之一为程序应当及时地产生裁判结果,并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最终的确定。[7]而这一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为审理期限的规定。然而隐性超审限却从技术层面规避了法律规定,让实现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成为空谈。规避审限也破坏了效率价值,效率原则的目标要求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用最小的司法投入使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两项目的得到实现。[8]隐性超审限却通过向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借用审限等方式,违背法律设计审限制度的初衷,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浪费司法资源,破坏诉讼法的效率价值。
  (二)侵犯合法权益
  审理期限作为实现程序价值的一个重要规则结构要素,在避免超期羁押,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曾有学者指出,公民的自由得到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裁决机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以便被追诉人的自由不被任意限制。[9]然而,隐性超审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变相的超期羁押,严重影响法官对被羁押被告人的刑期确定,甚至造成司法不公正。[10]为防止超期羁押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除了法律对期限做了明确规定外,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要求“严格适用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的规定,严禁随意延长羁押期限……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要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而新刑诉法出台后更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向公众昭示,“刑事诉讼法是人权保障的大宪章。”[11]那么,对人民法院而言,严格按照审限办案是避免超期羁押,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途径。而隐性超审限却将这一功能彻底破坏。
  (三)损害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对程序的及时终结。对程序主体而言,程序必须要有时限性并及时终结,不允许不适当的迟延。具体来说,要有对程序法律行为完成时间的明确规定,通过司法程序产生一项终结性的结果后,该结果不允许被随意推翻。因此,司法权威的确立要求程序必须具有能够及时终结诉讼的能力。[12]刑事审限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规制法官的行为,为法官的权力运用设定了程序及时间限制,为案件审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隐性超审限的落脚点为超出审限规定,不能及时终结诉讼,表现形式却反映出法律程序在审限延长领域出现不规范、不当等情形,“导致了延长审限权力的滥用”。[13]容易让当事人及其家属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对司法权威造成严重损害。
  三、隐性超审限的原因
  (一)法律规定笼统
  新《刑诉法》规定了延期审理的情形,但对具体延审程序,及延审与恢复法庭审理的衔接问题等未规定。如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期限内未向法院提起恢复法庭审理,法院应如何处理,审限如何计算等。新刑诉法解释对报请延长作了规定,但对上级法院同意延审没有规定时间限制,对报请法院需要提交的材料亦未明确规定。这种模糊立法就给隐性超审限留下了生存空间,譬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联系困难、到庭或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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