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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宪法秩序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 黄鑫【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八二宪法;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章编码】 1674-9502(2015)04-001-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4
【页码】 1
【摘要】

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现行宪法的一大创造,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意义重大,过去和当下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重要的宪法规范本身仍有待释明,而欲理解和解释我国宪法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在以文本为中心的同时还需兼顾规范以外的解释资源,探寻并反思实践中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逻辑,实现国家价值引领与保障公民精神自由之间的平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5563    
  
  近年来,涉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争议事件频频发生,一方面表现为公权力的积极作为,譬如新广总局以“禁劣令”封杀“劣迹”艺人;[1]停播、删减争议影视作品等。长久以来,宣传文化部门的执法和履职有时会遭遇质疑,被认为偏爱和扶持特定类型之作品、审查时立场和倾向过于明显,公权力在进入传统上作为公民绝对私域的精神世界时遭遇抵抗,被要求尊重其自由与独立。另一方面是要求公权力更全面、有力地介入个人精神事务的呼声,尤其体现在公民道德与意识形态领域,前者基于诸如见危不救、碰瓷诈骗、无视公德等种种失德现象,后者则是为应对意识形态工作中日益增加的压力。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一对矛盾,反映了当下我国社会对国家权力“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见的是,无论矛盾双方如何变化,公权力仍将继续保持对公民精神事务的调整。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的高度,这就要求公权力的任何行为不仅要于法有据,更须于宪有据。公权力调整公民精神自由的合法性,应当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支撑;而能为之提供合宪性依据的,则主要是以现行宪法的第24条为中心的一系列条款。
  一、宪法上的“精神文明建设”
  1982年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写入宪法,是非常重要和引人瞩目的一处修改,之前的《共同纲领》,以及五四、七五、七八三部宪法均未有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年的十二大后,党和国家对我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有了更深化的认识,过去主要强调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特点,不足以完全凸显社会主义特征和优越性;社会主义还必须有另一个特征,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2]实际上,这一转变最初始自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叶剑英的表述,之后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等多个讲话中又反复强调。[3]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党的权威文件具体阐释和归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此该表述频频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成为一个“常谈常新”的命题。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入宪,是执政党理念转变的直接结果,要解释八二宪法上的“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要以宪法典为中心,另一方面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与遵循中国的“不成文宪法”——规范性宪章和宪法学说,[4]这是由我国政治的一个固有传统或曰特征——党管意识形态决定的。
  就宪法文本而言,“精神文明”首先体现在第24条。序言第7段最后一句也提到了“精神文明”,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纲领性内容,是对宪法上国家目标的宣示,强调国家应当为此努力,但对于理解目标本身价值不大。故解释宪法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关键还在于第24条,这是序言部分的具体化。[5]该条款规定了国家可以采取哪些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而从内容与形式揭示其规范内涵。
  根据第24条,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有四个方面。1、“教育”,包括第1款已明示的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与法制教育;第2款所言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可统称为政治教育,因为在我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天然不可分,宪法上的爱国只能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包含爱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内容,故政治教育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应然之义。2、“提倡”,对象是“五爱”公德。3、“立约”,“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4、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此四者都必须有国家参与,因为第24条的主语是“国家”,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国家都是当然的主体。
  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概括为“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两个方面,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变成为“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彭真表述的变化需作广义上的理解:首先,“思想道德”或“思想”均涵盖了除“科学文化”以外的政治、道德、理想、纪律与法制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说明》里的“教育”不是狭义上的“教育”,“提倡”、“立约”和“反对”等都是“教育”的形式,因而在《报告》里改为“建设”并无不可。故“教育”也好“建设”也罢,本质是“教化”。[6]这从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便可看出,不仅是知识、技能、经验等的传授,更是人格、志趣、情操等的塑造,将全体国民培育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7]所以,八二宪法的第24条既是一项国家权力,也是国家义务:应当通过推行教育、宣传提倡、立约定规、斗争反对等手段,去实现以社会主义理想、道德、科学文化、纪律法制、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五爱”公德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四有”公民。将宪法与党的文件、领导人表述等结合起来理解,我国宪法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便在逻辑上融贯了。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定并不只限于第24条;依修宪者最初的设计,是以第24条为核心的一系列规定。彭真在《报告》中指出:“文化建设这个方面……根据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将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文化各自单列一条。这比原来草案中合为一条,加重了份量,也充实了内容”;“宪法修改草案中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许多条款,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一些内容,譬如“双百方针”,没有明文写进宪法,或被转化为了言论、出版、科研、文艺创作自由等公民权利,或没有必要写,这部分也应坚持贯彻。另外,尽管《说明》与《报告》里未提及,修宪委员会讨论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均包括宪法对知识分子的规定,[8]这是鉴于文革歧视、打压、践踏知识分子导致科学文化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现行宪法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由复数的、位于文本不同位置的条文组成,这些条文在价值关系和逻辑意义上共同构成了一个具备完整意义的规范,[9]包括第19至23条,以及第2章中部分权利义务条款,甚至还有宪法文本之外的内容。
  至此,关于八二宪法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一个以第24条为核心、涵盖众多宪法条文,涉及党的权威规范性文件与领导人的重要思想观点的复杂体系。从中可以为大多数由国家实施的精神文明建设行为提供较为明确的宪法依据。譬如依据第23条,可以解释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将第19条和第24条结合,可知国家在公立或私立教育机构中推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合宪的;将第22条和第24条结合,国家为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而对文化产品进行某种审查或限制便是合宪的,要求在文艺作品中倡导、宣扬特定价值观或品德也是合宪的。如果宪法上的精神文明建设还包括公民的某些权利,那么国家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义务,就应当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公民亦有权请求国家为自己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或条件;第53条的公民遵纪守法义务,也能和第24条第1款的“纪律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解释。如此,国家权力以代议机关立法、政府执法、党的组织动员等形式对公民精神领域的调整,便可获得宪法依据;在论证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举措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时,要善于用宪法、法律来解释和说明,不宜再以党的意志一言以蔽之。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社会主义道德除了第24条明示的“五爱”公德,是否还有其他内容?[10]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他腐朽思想究竟为何?各种具体的建设手段是如何实现的?合宪性如何等等。解析这些问题不能拘泥于法律文本,我国宪法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到了实践中往往呈现为另一套逻辑,那些模糊的、游离于合宪边缘的公权力行为,便是最易、也最常引发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矛盾冲突的部分。爱法律,有未来
  二、实践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依据宪法,精神文明建设应当由国家来主导,此处的“国家”不仅是民选的代议机关和行政机关,还有司法机关和军队,[11]而真正掌握精神文明建设主导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在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意识形态事务上,我国采取的是一种党政合一的体制,坚持党管意识形态。这种状况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基于党在政治上的传统和成功经验,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复杂性。但法治原则要求对公民权利的调整,尤其是限制和剥夺,必须遵循法律保留、法律优先、比例等原则,任何政党,即便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执政党,也不应绕过法律直接减损非党员公民的基本权利。[12]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立法机关,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身意志转变为法律规范;也可以与行政机关合作,譬如党政联合发文,组织、协调、督促各部门实施相关行政行为;再或者,借助于司法机关的活动;最后,执政党还可以直接同人民联系,进行动员、宣传、教育等。这些方式由于有权力(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参与,往往具备了合法或实际的强制力。
  目前,在“党”这条线上,设有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指导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最高议事机构,日常由中央文明委办公室主持。历任文明委主任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13]文明办主任一般由中宣部部长或常务副部长担任,足见其在整个意识形态部门乃至党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中央之下是地方各级文明委,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内也大多有主管精神文明建设的部门或个人。可以说,有党的领导的地方,就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政”这条线上,国务院下辖的各业务单位,包括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等,除本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还在自身职权范围内,承担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职能。因此,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主体,是一个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为核心的庞大体系,职权覆盖各个领域。
  在具体方式上,实践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宪法的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诠释和发展。实践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具体方式,党政机关自由裁量和解释的空间其实非常大,曾引发争议的“限娱令”、[14]“禁劣令”、“封杀网络语言”[15]等均曾是治理过程中的创新之举。
  首先是教育,一是学校教育,例如,在公立或私立的专业教育机构开设带有强制性质的相关课程与考试科目;二是社会教育,针对专业教育机构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展开。其次为倡导,这是面向普通大众建设精神文明的主要手段。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可形成对全社会的指引,如2001年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包括主旋律文艺作品、海报漫画、宣讲、媒体报道、普法、设立纪念日等;评选先进集体或个人、授予荣誉,如“全国文明城市”、“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青年文明号”、“敬老文明号”、“感动中国”等。倡导手段主要用于对公民的道德教化,本身无强制性,但由于常和政治、经济利益挂钩,因此往往有隐性的强制力。
  立约主要有四种:1.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化为约束特定群体的纪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八项规定”等;[16]2.群众性自治组织自行制定的规约,如乡规民约、社区公约等;3.党政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如《山东省公民基本道德行为四十则》,以及各地常见的市民行为规范、文明公约、道德准则等;4.道德立法,譬如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临沂市餐饮服务单位剩饭剩菜行为管理办法》等。后两种方式直接具有法律效力,违背前两者亦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后果,故均有强制性。
  最后,是反对以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代表的腐朽思想,具体表现为各种执法行为和政治性运动,前者如“扫黄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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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没有回头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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