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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民法分则继承编立法研究
【英文标题】 Legislative 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of Succession of the Civil Code
【作者】 杨立新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分类】 继承法
【中文关键词】 民法典;继承编立法;指导思想;具体意见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67
【摘要】 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由于受到计划经济和普遍贫穷的历史局限,存在较多缺陷,不能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下遗产流转的需要。在编纂民法典、将《继承法》修订为民法分则继承编时,应当抓住机遇,对我国现行继承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继承编入典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一是继承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原则,二是继承制度繁简与社会实际需要相一致原则,三是继承制度与遗产流转规律相一致原则,四是继承法改革与婚姻家庭制度等民法制度改革相一致原则,五是肃清“左”的思想与坚持民族习惯相一致原则。基于这些指导思想,继承编的制定应该妥当设计篇章结构、具体安排规范内容,对继承的一般规则、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遗赠扶养协议和继承协议、遗产的分割等制度全面作出具体规定,为自然人对其身后遗产的支配自由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英文摘要】 Due to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 the Law of Succession of 1985 has many defects, and this law no more meets the requirement of contemporary market economy. Therefore, at the time of compiling the Civil Code, the law of succession shall be complied into the Civil Code.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ompiling the law of succession include:(1) the principle that the succession system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itu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 the principle that the succession system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actual requirement of our society,(3) the principle that the succession system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inheritance circulation,(4) the principle that the reform of law of succession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reform of civil law system such as the system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5) the principle that elimination of the “leftism”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customs. On the basis of these principles, the compilation of law of succession shall appropriately design the text structure, specifically arrange the contents of each chapter, make a comprehensively stipulation on general rules, statutory succession, testamentary succession and bequest, bequest legacy devise and inheritance agreement, etc., and provide further legal protection for nature person to dominate their own inherita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205    
  
  编纂民法典工作开展以来,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民法分则继承编课题组全面展开工作,对《继承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修改意见清单。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完成了民法分则继承编草案建议稿,已经提交中国法学会。课题组认为,1985年制定并实施的《继承法》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面对当代社会经济形势和时代特点,应当进行全面修订,从而形成一部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群众希望的我国民法分则继承编。目前,《民法总则》已经颁布,对民法分则继承编的制定应当按照立法计划抓紧进行,争取在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一、我国现行《继承法》的产生背景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继承法》的产生过程
  1949年以来,特别是1956年以来,经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农村合作化运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每一个自然人所拥有的财富并不多,整个社会对继承制度的需求也不是特别迫切。因而在1949年废除了国民党伪法统和“六法全书”以后,我国的继承制度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1]在认识上,继承作为私有财产的传承制度,受到打压甚至鄙视,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余毒。
  1958年3月立法机关提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稿)》(简称《继承法(草稿)》),全文共30条,分为第一章通则,第二章法定继承,第三章遗嘱继承,第四章清偿债务,第五章附则。这部《继承法(草稿)》是现行《继承法》最早的基础,规定了遗产的范围、继承人的范围、胎儿的应继份和继承权,同时规定了法定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第三顺序为祖父母。在遗嘱继承中,规定公民可以通过遗嘱处理他的个人遗产,承认遗嘱继承和遗赠,规定遗嘱的形式是书面的,或者是口述的。在清偿债务方面,规定了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个人债务,只在遗产的实际价值限度内负责清偿。[2]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民法典的制定又列入立法日程,形成了第二次民法编纂高潮。在此期间,出现了多部民法典草案的初稿、草稿、试拟稿和修改稿。不过,这些民法草案几乎都没有继承法的内容,仅有的几个条文也都非常简单。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初稿)》(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1963年)中,关于继承只规定了一个条文,即第77条:“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父母子女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财产继承权。”[3]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63年4月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没有规定继承权。直到1964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也仅仅在其第63条规定了“公民死亡后的遗产,按照规定可以由其配偶、子女和父母继承”。[4]而1964年11月1日的修改稿则完全删除了继承权这个条文。
  从1966年开始,私有财产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对立物,普通公民除了生存所需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的财产。对于公民死亡时仅有的些许遗产,即使发生继承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准称为继承纠纷,而称为“遗产纠纷”。笔者在1975年到人民法院工作后,在一个400万人口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案件中,“遗产纠纷”寥寥无几,每年不会超过10件。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对于私有财产的继承才成为正当的财产传承,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为继承遗产,但仍缺少具体的继承制度。同时,海外遗产继承急需我国法律为依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三次民事立法高潮中,1980年8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即“民法一草”,其中第六编是“财产继承”,从473条到501条,一共29个条文,比较完整地规定了财产继承的通则、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债务的清偿和其他规定,其具体内容与1958年的《继承法(草稿)》基本相同。1981年4月10日《民法草案》即“民法二草”仍然在第六编规定“财产继承”,从第398条到第426条共29个条文。1981年7月31日“民法三草”第六编规定“亲属、继承”,第二章规定“继承的一般规定”,[5]第三章规定法定继承,第四章规定遗嘱继承,第五章规定遗赠,第六章规定“五保户”遗产和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第七章规定债务的清偿,第八章规定继承的特别规定,从第427条到第455条,也还是29个条文。1982年5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稿)》(简称“民法四草”),第六编规定“财产继承权”,规定了通则、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债务的清偿、继承的特别规定,从第385条到第412条,共28个条文。[6]
  从上述列举的情况看,我国在1949年到1984年的民事立法活动中,继承法的立法准备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8年至1965年,民事立法草案仅仅提到继承权,基本上没有规定具体的继承制度,只有在1958年《继承法(草稿)》才有关于继承制度的设想。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民事立法的空白期。第三个阶段,自1980年始,在历次民法草案中都规定了继承制度,篇幅基本上在28条左右,基本内容与1958年《继承法(草稿)》大体相同。事实上,1958年《继承法(草案)》是“民法四草”第六编“财产继承权”的基础,二者的结构与内容都基本相同。
  在上述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就继承制度颁布了若干司法解释。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比较具体地规定了继承制度的主要问题。1979年第二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又对前述规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进一步完善了继承的具体规则。[7]在《继承法》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年9月11日颁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民)发[1985]22号,简称《继承法解释》),规定了适用《继承法》的具体规则,提高了该法的可操作性。
  (二)我国《继承法》制定的历史背景
  我国《继承法》制定的历史背景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但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过30年来的思想束缚,面临着巨大的思想和制度负担,旧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各种不合理的制度根深蒂固,各项改革措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旧的思想还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形势下,还不可能出现完整、科学的民事立法,建立起出完善的民事制度。同样,依法保护私有财产、保障遗产传承的继承制度也正在经受着考验。
  第二,初步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与保护制度。1982年修订《宪法》,一方面承认私人享有合法的财产权,[8]另一方面宣称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9]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采取两种不同的保护程度,体现着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继承制度不可能是完善的。《继承法》3条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其中第(5)项明确规定,“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才是公民可以继承的遗产,如果是法律不允许公民持有的生产资料,就不能作为遗产继承。这样规定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继承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它只能继承生活资料以及不能用来从事剥削的生产资料”。[10]这体现了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保护程度的差别,带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烙印。
  第三,计划经济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在制定《继承法》的1985年,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经济体制也在改革中,但还没有提出商品经济的说法,社会经济形态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一个计划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继承法》,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继承法》的特点,而是天然地就体现着计划经济的特征。《继承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作用于继承法律制度的结果。
  第四,全国公民处于普遍贫穷状态。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在1985年前后的社会生活中,普遍贫穷是公民的基本经济状态。其间,普通工人的年工资收入在400元到500元之间,即使地市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年收入也不会超过2000元,公民无法聚集大量的财富,在其死亡时没有多少遗产可供继承。由于普遍贫穷形成的遗产范围狭窄,在继承法律制度上就没有建立复杂的、能够对大量遗产进行流转的遗产继承制度。因而《继承法》对于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遗产清单、遗产清算等制度都没有规定。《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规则的简单化,与普遍贫穷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
  第五,前苏联继承制度是我国继承法立法的主要参照系。1958年《继承法(草稿)》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有关条文的下面注明参考的是哪一部法律。在其30个条文中,去掉“附则”的4个条文和第一章“总则”的第1个条文,其余25个条文有18个条文借鉴的是《苏俄民法典》继承法编的内容。例如,第14条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和第15条规定的法定继承人顺序,借鉴的都是《苏俄民法典》第418条。[11]《苏俄民法典》是一部计划经济的民法典,也是一部人民普遍贫穷的民法典,其继承法也不可能是一个先进的继承法。而以这样一部落后的继承法为蓝本制定的我国《继承法》,不可能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需求。
  (三)我国《继承法》规定的继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30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能够清楚看到现行《继承法》规定的继承制度存在较多缺陷。把《继承法》修订为民法分则继承编,应当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下:
  1.基本的继承制度与社会经济状况对继承的需求不相适应
  《继承法》规定的继承制度与我国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首先,《继承法》制定时的社会经济形态与今天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继续采用计划经济的继承制度,远远不适应当代社会市场经济对继承制度的需求。其次,我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状况良好,特别是通过《物权法》规定“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之后,法律对于私有财产予以平等保护,鼓励了民事主体创造财富的热情和积极性,私人财富大大增加,因而对遗产继承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再次,自《民法通则》制定和实施以后,人们的私法自治观念和主体权利意识大大增强,已经与1985年制定《继承法》时对私人权利缺乏保障的状况不一样。在当代,人们要求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同时也要求能够自由支配自己死后的遗产分配,因此,需要在遗产继承制度中更好地保障被继承人的意志自由,而《继承法》显然还不能提供这样的保障。最后,必须看到的是,在世界范围内,遗产的传承规律是沿着直系血亲的顺序向下流转,尽量减少遗产在直系血亲中向上或者向旁流转,更不可能将姻亲也作为法定继承人,而《继承法》规定的继承制度显然没有准确地反映这种遗产传承规律。
  2.《继承法》总则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继承法》关于一般规定的主要问题,是规定的继承法原则不足。《继承法》2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条不仅规定了继承的开始时间,而且包含了当然继承的意思,即继承开始后继承人立即取得遗产上的各种权利,而不必以继承的接受、遗产管理等为前提。由于其规定的保护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都是民法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应规定于《民法总则》,不必另作规定。
  其次,遗产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继承法》3条尽管规定了遗产“为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从正面概括了遗产范围,但在概括规定了遗产范围之后,又作了限制性规定,不符合保护继承权的原则。第3条第(5)项规定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才属于遗产的范围,是计划经济对遗产范围的限制,完全不符合当今社会的要求。特别是《继承法》4条关于“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的规定,完全否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不符合我国《物权法》的规定。
  最后,继承权及其规则的缺失。继承权是继承法的核心问题,但《继承法》对其规定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关于继承权的接受和放弃。在当然继承与概括继承的前提下,继承人从被继承人死亡之时起,承受被继承人的遗产,由于遗产是权利和义务的综合体,故上述两项原则可能会使继承人负担较重的义务。缓和的方法是建立完善的继承接受与放弃制度,以保障继承人的选择自由。《继承法》25条规定了继承权的放弃,同时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的,视为接受继承。接受与放弃继承的权利,属于继承权的必要内容,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但是,这种规定使放弃继承的时间过长,会使继承活动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而对于受遗赠人承认或放弃受遗赠的权利,则存在两个月的权利行使期间限制。此外,诸如放弃继承行为可否附条件、附期限,放弃继承行为可否成为债权人撤销权的客体等,《继承法》都没有作出规定。
  二是关于继承权的丧失。继承权丧失制度,是“当事人不能因违法行为而获得利益原则”的体现。[12]就现行法的规定而言,一方面未明确规定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另一方面规定的丧失事由不足。《继承法》7条规定继承权丧失的原因包括: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上述规定的继承权丧失事由的范围过窄,且不尽合理,在立法上明显失衡。同时,对于继承人重新获得继承权即继承权回复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没有特别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
  三是缺失继承回复请求权的规定。《继承法》仅在8条规定了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而没有规定继承权回复请求权。对于继承立法如何体现继承回复请求权的独特性质,继承回复请求权是否具有专属性,继承回复请求权的效力如何,继承回复请求权是否存在特殊的诉讼时效制度等,都缺乏具体规定。
  3.法定继承制度存在的问题
  (1)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
  我国《继承法》有关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主要问题是血亲继承人范围太窄,不利于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不符合《宪法》13条第2款的规定。目前,《继承法》只规定了配偶、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祖父母(父系祖父母)、外祖父母(母系祖父母)为法定继承人,孙子女、外孙子女为代位继承人。除此之外的任何血亲都不能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多年,“一孩”家庭的数量占家庭总数的较大比例,加之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太窄,不能使遗产尽可能地保证留给与死者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属,存在无人继受的遗产被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可能性极大。这不利于保护自然人的私有财产继承权。
  (2)法定继承顺序过少
  《继承法》规定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过少,不利于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如果没有第一、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遗产就被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不能使遗产尽可能被保留给与被继承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有悖于我国《宪法》规定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原则。第二,将配偶规定为固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完全是照搬前《苏俄民法典》的规定。这样规定的理由是,“因为夫妻是家庭中的主要成员,经济联系较其他人更为密切,如不固定在第一顺序,很容易产生被继承人死亡后,在没有子女、父母的情况下,把财产的一部分给予和被继承人关系不很密切的兄弟姊妹继承,这是不合理的”[13]。但是,如果被继承人的父母、子女均已去世,处于第一顺序的配偶继承全部遗产,将导致被继承人的其他血亲继承人不能取得任何遗产,不利于保护被继承人的血亲继承人的利益。第三,将父母和子女安排在同一法定继承顺序,不能将遗产集中保留在被继承人的子女及其后代的家庭中,不利于实现遗产的育幼职能,还将导致被继承人的遗产同时向长辈亲属和晚辈亲属上、下流动,如果被继承人的父母继承后死亡,其继承的遗产将由被继承人的父母之父母(被继承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被继承人的父母之子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同时继承。如果被继承人的父母之父母、被继承人的父母之子女死亡,他们继承所得的遗产就由更远的亲属继承而发生上下甚至是左右的流动。这将导致不能使遗产尽可能被集中保留在被继承人的晚辈亲属(子女及其后代)的家庭中,不符合遗产流转的规律。
  (3)法定应继份残缺
  《继承法》13条和《继承法意见》第33、34条规定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配偶的法定应继份的规定不科学,按照前述规定,配偶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原则上与处于第一顺序的其他继承人平均分配遗产。笔者认为,配偶应当采取无固定继承顺序,按照同为继承的其他继承人的顺序,决定被继承人配偶的应继份,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对配偶继承人与血亲继承人的利益保护。第二,对其他继承人的应继份没有规定。
  (4)关于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的法定继承权问题
  我国《继承法》12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据说这样的规定有以下好处:一是发扬了中华民族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二是有利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的家庭,三是有利于减轻社会的负担。[14]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是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取得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资格的。[15]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1953年5月14日在《对有关继承问题的批复意见》中认为:儿子已死而未改嫁的媳妇,对公婆的遗产,一般应有与公婆和其他子女共同继承之权。[16]但是,丧偶儿媳与公婆、丧偶女婿与岳父母不存在血亲关系而是姻亲,被列为法定继承人且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直系姻亲不能作为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这是各国继承立法的通例。如果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女婿、丧偶儿媳作为法定继承人,其本人继承一份遗产,其子女通过代位继承也能继承一份遗产,实际上就取得了双份遗产,这会导致不公平的后果,损害同一顺序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利益。[17]
  4.遗嘱继承规则不敷应用
  在遗嘱继承中,《继承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遗嘱处分权利规定的内涵和外延相对不足。没有明确遗嘱设立的主体、遗嘱继承的主体和受遗赠的主体等问题。第二,《继承法》17条关于遗嘱的形式、效力的规定过于简陋,不利于遗嘱人设立、变更、撤销遗嘱,缺少对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密封遗嘱等形式特别是规定公证遗嘱具有最高效力的规定,无法保证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同时,对于夫妻共同遗嘱、后位继承与补充继承等都没有规定,不能顺应社会发展及体现民众继承观念的变化,因而不能为被继承人满足遗嘱意愿提供足够的选择路径。第三,《继承法》20条规定了遗嘱的撤销、变更,但是没有规定遗嘱的撤回,以区别不同情形下的遗嘱撤销。第四,《继承法》22条规定的遗嘱行为能力不科学,没有规定遗嘱能力的最低起点,仅仅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18]此外,有关遗嘱指定、遗嘱的生效、遗嘱效力的打破、遗嘱的通知与公布、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处分遗产的限制等规则,《继承法》都没有具体规定。
  5.遗赠扶养协议规则不足且未规定继承协议
  我国《继承法》31条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很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受遗赠人的范围排除了法定继承人,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人即属于受遗赠人,所以,被继承人不能与法定继承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因而排除了继承协议的适用。在遗赠扶养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应依遗赠扶养协议的约定确定,不能作为普通合同而完全由《合同法》调整,《继承法》必须对遗赠扶养协议的订立、效力等基本问题作出规定,但《继承法》并未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生效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等,在实践中容易产生纠纷,影响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执行和作用的发挥。
  《继承法》缺乏被继承人可以与法定继承人协商继承事宜,并于继承开始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制度设计,即继承协议制度。由于司法实践不承认继承协议的效力,导致按照合同履行了赡养义务的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不能取得约定的遗产,而当初放弃继承又未履行赡养义务的继承人主张继承遗产却可以得到支持的事例屡见不鲜。而继承协议在成熟的继承法立法例中都有成例,[19]我国继承制度亟需补充。
  6.遗产处理制度存在较多缺陷
  我国《继承法》规定的遗产处理制度过于简陋,存在较多的缺陷和漏洞:第一,对继承开始的通知的规定,忽略了对遗产债权人的保护,因为通知的对象仅限于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没有规定通过公示催告程序进行公告,遗产债权人申报债权,受遗赠人主张受遗赠,不利于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权益,其结果势必给不知被继承人死亡事实的继承人、遗产债权人以及其他遗产取得权人的利益带来损害。第二,对继承开始的地点未做出规定,不利于解决遗产纠纷的属地管辖。第三,遗产保管的规定不完善,仅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这是远远不够的。第四,遗产债务清偿制度中,遗产债务的范围过于模糊,不具体,界定遗产债务没有统一的标准可遵循;遗产债务清偿顺位不清,清偿主体不明,遗产债务清偿程序缺失,对于遗产不足以清偿遗产债务时的处理程序未明确。第五,关于遗产分割与遗产债务清偿的顺序,《继承法》没有专门规定,但从该法33条的规定来看,立法者的意图似乎是让继承人先取得遗产,然后再由继承的遗产承担清偿遗产债务。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遗产内容丰富、遗产债务复杂,先分割遗产后清偿债务的做法不利于继承纠纷的事先预防和圆满解决,故法律应当规定在遗产分割前必须先清偿债务。第六,《继承法》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难以为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额提供保障,也无法限制被继承人不当处分遗产的行为。
  二、民法分则继承编的指导思想和篇章结构设计
  《继承法》开始实施至今已经32年了,经历了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与《继承法》立法之时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将《继承法》修订为民法分则继承编,应当根据当今社会经济形势及个人财富的变化情况,对《继承法》进行全面修改,使继承制度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民法分则继承编的指导思想
  依照“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20]的立法要求,修订《继承法》将其作为民法分则继承编,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是:
  1.继承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原则
  毫无疑问,中国当今的经济社会与1985年的经济形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制定《继承法》的1985年,我国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个人相对贫困。因而可以说,《继承法》实际上是一个“穷人”的继承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国家的经济实力已经走向世界前列,而且个人财富也有了重大变化,普通民众的财富有了较大增加,少数企业家掌握了大量的财富。“继承法最清楚地说明了法对于生产关系的依存性”,[21]因此,必须坚持继承制度与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的原则。一个社会的继承制度,须与社会财富状况相一致,在国民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程度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完善的继承制度,就无法合理、合法地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就会造成财产流转秩序的混乱,甚至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只有实现继承制度与社会经济状况相一致,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妥善处理自然人死亡后的遗产分配问题。
  2.继承制度繁简与社会实际需要相一致原则
  继承编的修订,还需要面对继承制度的繁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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