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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曲折中成长: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历史演进及发展特点
【作者】 高成军【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学术期刊部
【分类】 公民权利【中文关键词】 认同基础;公民权保障;演进;特点
【文章编码】 1674—3687(2012)05-0054-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5
【页码】 54
【摘要】

平等的公民身份及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主要的连接纽带和认同基础,推进新时期我国公民权的发展完善,有必要对公民权保障的历史演进进行深刻的回顾、反思和认识。文章以新中国成立至今这一历史阶段为区间,就公民权保障的两种方式:权利宣言和实现机制进行一个宏观的描述,进而总结其生成发展的机制和演进特点,并为新时期我国公民权的发展完善提供历史经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714    

一、问题的提出

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以不同的种族、血缘、身份、信仰、语言文字等为连接纽带和认同基础而联系整合在一起。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世界各地先后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各民族统一于主权国家之下的,以国家为标识和认同的民族国家(或者说公民国家)。在这些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的基础已由血缘文化转向政治法律,即公民身份和公民权。不同血缘、身份、信仰、性别、语言、价值观的人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标识——公民身份。是共同的、平等的公民身份这一政治纽带把人们整合凝聚在一起。而在公民身份中,最核心的内容当属公民权。“公民权是现代民主的公民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相分离的方法,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1]由此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人们拥有了两套不同的认同基础:一套是占主导地位的宪政国家认同,一套是血缘文化认同。在这不同的认同基础下,社会也形成了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格局。

平等的公民身份及权利保障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最为主要的连接纽带和认同基础,对公民权的保障在多民族国家中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有力的保障公民权,有必要对一国公民权保障的历史演进进行深刻的回顾、反思和认识。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这不仅对研究一国公民权的生成有很大帮助,而且以史为鉴,对一国新时期公民权的发展完善更有意义。

二、人权、公民权及制度化发展

广义上的公民权指一国通过宪法及其法律对具有国际法意义上公民资格的人所规定权利的总称。狭义上的公民权一般指公民通过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参与国家和地方政治事务的政治权利。从上述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公民权是一个与人权、道德习惯权利不同的权利样态。人权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享有的权利,它“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存在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的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位、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2]而公民权是人凭其公民身份而享有的法律权利,它主要依赖主权国家法律而存在,是对部分人权的法定化,是人权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其范围显然小于人权。

在某种程度上讲公民权是一个地域闭合的概念,其保护主体为一国疆域内的公民。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才导致了公民权与人权的二重化。国家虽然不是权利的唯一和终极来源,在一国人权、道德习惯权利或权利要求虽都可作为公民权的来源,不同的人们都可基于自然正义向国家提出权利要求,但这样的权利要求还不是公民权,它不是社会成员对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其要得到认同和实施必须通过立法来进行,只有经过国家立法确认、批准和颁布才能成为公民权。因此人权或道德习惯权利仅仅是公民权的基础和源泉,一国立法的目的就是将应有意义上的人权通过立法的形式变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权,如果这些权利要求没有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进入公民权的领域,它们就不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民权。

所谓公民权保障就是确保公民权实现的制度化保护,纵观世界各国对权利的保障,不外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权利宣言,一种是对公民权的实现提供保障机制。通过权利宣言的形式对公民权提供保障主要是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的。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宪法,因为宪法是一国根本大法,它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而且作为根本大法,它总是规设其他法律法规,任何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都是依据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而作具体规定的。对公民权实现的条件提供保障一般包括物质保障、政治保障(如有限、责任、法治政府;政党制度、权力分立制衡制度)、司法制度(如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公正)和主体观念保障(如权利观念;独立自主观念;私人自治观念;公共参与精神)等。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历史演进

正如上文所述广义上的公民权是一国宪法及其法律对具有国际法意义上公民资格的人所规定权利的总称。所以拥有公民身份是取得公民权的先决条件。虽然在古代社会,民众的一些权利如生命、健康权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保护,但由于人们还没有取得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尤为重要的是公民权的核心内容——公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利还未得到法律的认可,所以这些权利还不能划入现代严格意义上公民权的范畴。同时,虽然在古代社会,还存有大量的作为公民权主要来源和基础的习惯权利和道德权利,但我们知道公民权不像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它主要依赖主权国家法律而存在,它必须要具有国家法律上的表现形式。这些习惯权利只有得到国家立法确认、批准和颁布,它们才能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民权身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在中国历史上是从鸦片战争后才出现的。本文仅选取建国至今这一历史阶段来分析。

公民权是个变量,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变化阶段会有不同数量的权利群,也会有不同的公民权形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变化都会对公民权的发展起重要的影响。在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民权保障历史演变时,也是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由于篇幅所限,故仅就公民权利保障的两种方式——权利宣言(主要是通过宪法形式)和保障机制进行一个宏观的描述,而没有对每一种公民权样态进行详尽的阐述。

(一)第一阶段(1949年—197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对公民权提供了更加真实、充分、彻底的保障。1949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对公民权利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如第4条规定:“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5条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这些规定为此后公民权的发展作为准备。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诞生了,在这部宪法中一改以前国民、人民称谓开始使用公民。其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共计15条,而且宪法还规定了实现权利的途径和条件。

但1957年“反右倾”运动,使大批人失去了自由,“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视为“超阶段”的观点。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更使公民权遭受严重破坏,可以说荡然无存。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被“专政”关进牛棚,失去了生命自由,人们思想言论自由也被完全剥夺。这种情况在1975年《宪法》中也有生动体现。这部宪法大大缩小了公民权的范围。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被取消,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却被放进宪法,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条款仅为2条,且义务放在了权利之前,一些保障权利行使的原则,如司法独立审判原则也被取消,后来的78年宪法虽然较75宪法在公民权保障方面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公民“四大”权利仍被保留,它还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

(二)第二阶段(1979年至今)

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的转型。在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先后经过“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最终走向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法律领域党和政府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最终走向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这些变化和发展对公民权的保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不断健全完善公民权立法工作

逐步形成了以82宪法为核心,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在内的公民权保障法律体系。1982年宪法恢复了54宪法对公民权的规定,同时扩大了公民权利范围,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增加到24条。其增加的公民权利有:“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有住宅权和通信自由和秘密。”“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同时该宪法还将公民权利与义务由第三章提升为第二章,突出了公民权利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此后又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其进行了四次修改。在这几次修宪中对公民权保障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有:1999年修宪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2004年修宪将“国家保护和尊重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重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这一时期还加大了立法的步伐,据统计,五届人大立法60件,六届人大立法62件,七届人大立法87件,八届人大立法117件,九届人大立法113件,而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更多。[3]这些法律法规有许多就涉及对公民权的保护。

2.少数民族的权利得到更进一步的保护

82宪法进一步扩大了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限范围,在此基础上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该法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治权利作了系统的规定。“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包括《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以及已公布实施的123个自治条例,182个条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在内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体系。”[4]48同时党和政府还创造条件,如从1990年起,财政部就决定由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专款,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补贴专款,1985年起,国家为了支持老、少、边、山、穷地区发展基础教育,每年拨出一亿元作为普及小学教育基建补助专款,帮助这些地区解决办学经费不足困难,其中拨给民族地区的占54%以上。[4]67。2008年“两免一补”惠及全国,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公民受教育权得到更好地保护。

3.特殊群体公民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

为保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公民的权利,我国先后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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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2—37.

[2][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2.

[3]伟民.中国从有法可依走向良法之治[EB/OL].[2011-07-12]. . zijing. com. cn/GB/channel3/16/200304/08/618. html.

[4]杨侯第,王平等.平等自治发展——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模式[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1—12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2.

[7]以人为本,扶贫开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访谈录[J].人权,2005(4):2—4.[8]徐显明.国际人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37—442.

[9]郭道晖.公民权与公民社会[J].法学研究,2006(1):79—88.

[10][美]托马斯·维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M].柯雄,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58.

[11]郝铁川.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J].中国社会科学,2002(5):1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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