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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刑事侦查政策述评
【英文标题】 Commentary o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ies of China
【作者】 张步文【作者单位】 重庆邮电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侦查;政策;侦查法治化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Investigation:policies;legalization of investiga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4)02—0002—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2
【页码】 2
【摘要】

中国侦查政策内容十分丰富,但政策存在明显不足或者缺陷,并导致侦查政策和法制功能弱化。应当深刻变革侦查政策与侦查法律之间的关系,使书面法律真实化、生活化,幕后侦查权力公开化,侦查权力运行有序化;革除超级侦查强权和法外侦查权,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的现代侦查权和侦查法制模式,保持侦查权力与控制、惩罚犯罪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应当实现刑事侦查政策及其理论的革新和转型,重构刑事侦查政策,实现侦查政策法治化。

【英文摘要】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ies in China are quite abundant.However.these policies are not so perfect that have weakened the function of them.Thc relations betwee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ies and criminal law should be transformed profoundly.which means that the regulations or spirits of criminal law must be the basi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ies,the power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uthorized by policies must be reformed on the rules of criminal law.Moder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ystem and modernize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wer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China,the power and its control,the punishment 0f crime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right,should be checked and balanced.Thereby.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olicies can be legalized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360    
  
  

中国的刑事侦查政策需要实现变革,这是侦查法治化和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是在中国实现司法公正、保护和发展人权、推进法治进程的客观要求。

一、侦查政策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刑事侦查政策是中国刑事政策中直接指导侦查活动的政策、策略,是刑事政策在侦查中的具体化。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已有了完备的体系,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方面:

“刀把子”政策[1]。刑事侦查是专政工具,是“刀把子”;“两手硬”政策。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1};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为加强刑事侦查工作的巨大动因和压力,直接推动刑事侦查机关和人员更有力地从事侦查工作;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少捕、少杀,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打击少数、争取、分化、改造多数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罪责自负,反对株连。尽管在“文革”中,有过直接或变相的株连,但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在侦查中是得到了较好贯彻的;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应该承认,这一项政策曾经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当“革命人道主义”概念还是主流政治语言,“人权”、无罪推定、沉默权还鲜为人知时,这一项政策还是部分起到了保障人权的作用,它感召过不少犯罪人,有利于实现刑事侦查的使命;“结合”政策。在理论上,坚持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保护人民相结合,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犯罪人与震慑潜在犯罪人员相统一;侦查过程,是一个甄别犯罪人与无辜公民的过程,是一个专业侦查工作与公民协助、乃至嫌疑人“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侦查本身即具有打击、保护、预防、教育、感化、挽救和震慑等多项功能;“严打”政策。“严打”,即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狠抓大案要案,有针对性地集中开展专项斗争。自1983年提出并实施“严打”方针以来的近20年里,“严打”一直是对刑事侦查影响最大的刑事政策;“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等等。

二、现行侦查政策的弊端和成因

中国在刑事侦查政策方面的确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和成就,但不能否认中国刑事侦查政策存在明显不足乃至缺陷。这些不足、缺陷导致我国侦查政策、法制功能弱化,甚至变形、扭曲。

第一,政策缺乏稳定、科学性,政策目标模糊,削弱了侦查法制的稳定、统一。 由于多种原因,五十多年里,刑事侦查政策大起大落。建国之初,相继开展“镇反运动”、“肃反运动”、“三反”、“五反”等运动,这一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打击反革命要“稳、准、狠”,“少杀少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给出路,成新人”等等。这些政策取得的效果是良好的。后来,“反右”、“四清”、“文革”相继进行,刑事侦查政策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破坏。“文革”终结以后,总的来说,刑事侦查政策健康发展,可也并非一帆风顺。最突出的是“严打”及“依法从重从快”政策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已经受到了越来越深的质疑。

第二,侦查权的政策安排失当。

国家不可能没有刑罚权,也就不可能没有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刑罚执行权。但是,中国的刑事侦查权的政策分配脱离了法律分配,纪检、监察机关对腐败案件的侦查权,成为强大的侦查权。这种侦查权并不是法律设定的结果,而是政策安排的产物。特别是政党机构事实上成为侦查主体,拥有侦查权,世所少有。

第三,刑事侦查政策的人权保障功能过分弱小。

中国刑事侦查政策的人权保障功能过分弱小。刑讯逼供问题,酷刑问题,非法羁押、非人道待遇问题,成为中国刑事司法的焦点问题。刑讯逼供、使用酷刑等违法悖理、侵犯人权的情形,到底有多严重,很难准确回答。学者们的大量研究揭示,刑讯逼供、酷刑绝不止是个别问题。新闻媒体、学术刊物揭示出大量侵犯人权的案件,都与侦查法治化程度低下、侦查权失控和侦查行为失范直接相关,与单纯刑事政策执行型、犯罪控制型侦查模式的弊端有关。

刑事侦查政策产生了这些突出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现在奉行的侦查理论中,既有许多陈旧落后的成分,也有理论上的空白。在此,笔者简单提及以下两点:

首先,时至今日,侦查理论和业务论著、手册、教科书中,除大量的“专政工具”、“实事求是”、“不枉不纵”之类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以外,还有不少的为落后侦查体制、行为辩护的理论。例如“讯问是侦查的必经程序”,“不经过讯问,案件就不能侦查终结”,“在犯罪嫌疑人没有承认犯罪并且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一般不要轻易结束讯问”,“攻心夺气……不破除其精神支柱,不摧垮其意志力,犯罪嫌疑人是不会放弃对抗态度,如实交代罪行的”{2}。人们能够看到的依然不外乎是“口供为王”的理念,以及“强力”讯供策略和行为。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

所规定的第一项侦查方式就是“讯问”。 其次,我们有“刑事政策”,而没有直接的“刑事侦查政策”,并且刑事政策的重心在于预防、控制犯罪和矫正罪犯,在于刑法、犯罪、监狱、刑罚、保安措施这类实体问题上,与诉讼程序关联不够,与侦查权、侦查程序更是相去甚远,即侦查政策不关注正当程序问题{3}。此外,中国的刑事政策还另有奇特之处:(1)刑事政策是党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党的其他政策紧密联系,而不是简单的国家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4}。(2)这意味着政策往往高于法律;刑事政策能够直接替代刑事法律,依政策进行的侦查具有天然正当性。  第二,不少政策已经陈旧,落后于时代要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坚持下来,继续保留下去。

典型而有争议的,莫过于“实事求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枉不纵,有错必纠”和“严打”政策等。

作为哲学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正确、科学的,作为指导刑事侦查的一般思想方法,也是正确的。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作为刑事侦查政策,没有批评余地,并且引人自豪、挥之不去。

但是,真理,脱离它的条件,也会成为谬误。侦查实践不是纯粹思辨,完美主义在这里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无论侦查还是其他刑事司法活动,都处在哲学思辨殿堂之外,而身置司法活动的广场。一旦“实事求是”同法学上的“客观(绝对)真实”的证明标准观念相结合,同中国司法追求实体真实、淡漠程序正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相结合,同“口供为证据之王”、习惯于刑讯逼供的观念和行为相结合,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侦查行为违反法制、侵害人权的理论根据。

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代民谣已经为它作了生动注解,“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虽然实情并非完全如此,可政策的扭曲变形已能从中窥见一斑。

关于“严打”,如果说当初党和国家决定“严打”,虽然可以质疑,但还存一定合法性、合理性的话,那么,当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废除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严打”决定后,依然严打,并提升到从未有过的政治高度,其违宪违法性是很明了的。在实践上,同样罪错,严打与非严打期间,适用的法律程序不一,判处的刑罚更有可能天悬地殊;有些时候、有的地方,还在严打期间定出抓人、判刑指标,甚至判处死刑的指标;为给严打造声势,有的故意安排一些案件在严打期间处理,造成一些案件人为拖延。如后文所述,我们明确主张废除“严打”政策[2]。

三、侦查政策的理论定位

中国的诉讼构造不完全取决于诉讼法,侦查构造更不完全取决于诉讼法中的侦查规范,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基本权力结构和政策。法律制度背后真实的、内在的、隐秘的、顽固的、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才是决定性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中国,任何法律在实施中都“合情合理”地偏离它自己的“明文规定”,这是完全“正常”的状态[3]。这是理解刑事侦查政策的总背景。

“稳定压倒一切”,我国刑事侦查成为控制犯罪、揭露犯罪、惩罚犯罪和保障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基础环节;加之刑事侦查法制本身的粗疏,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对公民自由与人权保护的价值的认同程度不高,我国的侦查制度和实践,与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要求的确存在巨大差距。

刑事侦查政策如何适应社会进步带来的挑战?

我以为,理论目标应当是:变侦查法律之上和之外的侦查政策为侦查法律之下和之内的侦查政策;力求书面法律真实化、生活化,幕后权力公开化,权力运行有序化;革除超级侦查强权和法外侦查权,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的现代侦查权和侦查法制模式,保持侦查权力与控制、惩罚犯罪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所有这些,归根到底取决于刑事侦查政策及其理论实现革新和转型。

我们应当确定现代刑事侦查政策理论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前提,实现侦查政策的价值的变革,即侦查政策之目的应从一元至尊到多元共存;侦查政策的功能应从单纯的斗争、打击转向斗争与保护相互统一。

无论中外,查明案件真相,都是侦查的重要目的。但是侦查的目的不是侦查政策、法制的全部目的。侦查目的有可能实现,也可能无法实现,但是,侦查政策、法制的目的在任何侦查行为中都应当也能够实现。中国刑事侦查政策过分注重侦查行为自身的目的,发现真实的使命,使得侦查政策本有的其他诸多目的,可有可无或者彻底抹杀。现代刑事侦查政策、法制之下的发现真实目的,不再具有至上性,侦查目的必须和刑事侦查政策、刑事诉讼目的一致并服从于政策和诉讼目的,它包括:发现真实,揭露、证实、惩罚犯罪;预防、控制、减少犯罪;保护人民,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实际上,不仅刑事侦查政策、法制的目的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综合平衡的,而且刑事侦查本身也具有多重目的,多样化的价值追求{5}。

侦查政策目的的转变,要求侦查政策的功能有所转化。“同犯罪进行斗争”一直是我国侦查、侦查政策的主题,即“斗争主题”[4]。但是,斗争不应当始终是唯一和至上的主题,侦查政策的主题需要顺应时势,有所转变,“斗争和保护”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主题,贯穿于侦查政策中。

我们主张,中国刑事侦查制度在整体上,应从政策控制法律型转到政策引导下的法律控制型,侦查政策应从对侦查行为直接作出要求和施加控制,转向为侦查法制、侦查行为确定价值标准,提供解释准则。理论转型的内容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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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378,34,163.

{2}王怀旭.预审学(M).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131、156、161.

{3}肖扬.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M).法律出版社,1996;(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法律出版社.2000.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129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107.

{5}王传道.侦查学原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1—9.化的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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