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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简评《寄簃文存》卷六(上)
【作者】 李光灿【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期刊年份】 1983年【期号】 1
【页码】 10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4454    
  前 言
  《寄簃文存》卷六的基本内容是序。序这种文体,即叙述、序言,原是评介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体形式。如:杜预《春秋序》;皇甫谧《三都赋序》等是。后也用作赠序体文或记地名体文的名称。如:韩愈《送孟东野序》、曾巩《赠黎安二生序》;王勃《滕王阁序》、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等是。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中的序,都是前一种即评介著作或文章的文体形式。
  《寄簃文存》卷六共载入沈家本的二十一篇“序”体文,其内容都是与法律和法学有关的文章,都是属于法律和法学特别是刑律和刑法学方面的文章。按其目录顺序,计分:属于评介刻印历代法律的,有《重刻唐律疏议序》、《重刻明律序》、《宋刑统赋序》三篇;属于评介法医学专著的,有《无冤录序》、《王穆伯佑新注无冤录序》二篇;属于评述律例比较的,有《秋审比较条款附案序》一篇;属于评述补充性单行律例的,有《通行章程序》一篇;属于评介专家著作的,有《读例存疑序》、《薛大司寇遗稿序》二篇;属于评述法律编纂、法制考补的,有《刑案汇览三编序》、《刺字集序》、《历代刑官考序》、《汉律摭遗自序》四篇;属于评介法学教材讲义的,有《大清律例讲义序》、《法学通论讲义序》二篇;属于评介司法访问录的,有《裁判访问录序》、《监狱访问录序》二篇;属于评述历代法学名著的,有《法学名著序》一篇;属于评介综合性政法类编的,有《政法类典序》一篇;此外,还有《新译法规大全序》一篇;《法学会杂志序》一篇。
  在这一卷内容很丰富、涉及的问题很广泛的二十一篇序文里,充分表达了法学知识渊博、历史谙熟和文采洋溢的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才华。面对这样一份十分珍贵而又具有重要缺点错误的法律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工作者,必须牢牢地举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研究,批判地改造和继承这份遗产,这是今后进一步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发展法律科学研究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战斗任务。
  现将本卷全部序文,依其顺序分别评述如下。
  第一节 重刻唐律疏议序
  《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律名著,是唐律的代表性注释书,即唐代《永徽律》的注解全书。唐高宗永徽三年,朝廷为了广诏通晓法律的大臣,疏奏条义,令中书门下监定,于是由长孙无忌、李勣等十九人于是年(公元六五二年)奉诏撰写,次年即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撰成上报并即颁行,共三十卷,是为《唐律疏议》。律本原文为十二篇五百零二条,各篇一卷计十二卷,由于疏议插入各本条中去,因此增加到三十卷。十二篇篇目与隋之开皇律相同,就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具有法律效力的《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宋代起才改称《唐律疏议》。它是照录《永徽律》原文,逐条加以解释,以阐明文义,析解内涵,并设置问答,互相辨难,解释疑义,以补律文未能完备之处。疏议通篇贯串了唐初封建统治集团注重法制的精神,其注解集中了唐以前汉、魏、晋、隋各代的法律思想,并加以发挥,着重宣扬了封建君主专制、封建特权等级制和封建纲常伦理等思想、制度和原则,成为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为我国古代保存至今最古和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对唐律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鉴于法律研究和法律宣传的需要,于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由叙雪堂(笔者注:此堂为沈家本联系和团结法界同人的场所。)同人集资重印了《唐律疏议》一书,沈氏为之作序。
  在这篇序文里,沈家本阐述了以下两点:
  一、从代表新兴奴隶主阶级的周礼思想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孔儒的法律思想出发,沈家本阐释了法律的性质和意义
  首先,沈家本对于法律的性质和意义的阐释指出:“律者,民命之所系也,其用甚重而其义至精也。根极于天理民彝,称量于人情事故,非穷理无以察情伪之端,非清心无以祛意见之妄。”沈氏强调“用甚重而其义至精”的法律,是“民命之所系”的大事,这种把法律与民命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法律性质的界说,显然是从周礼和孔儒的民为邦本的法律思想出发的,因此,沈氏认为法律的意义极为重要,它是“根极于天理民彝,称量于人情事故”的道德法律观而问世的。所谓天理,其含义有三:一是指自然的法则、本然之性,如“顺之以天理。”(《庄子·天运》)“理,犹性也。”(郑玄对《礼记·乐礼》注)二是指天道,迷信者谓天能主持公道,如“天理昭然”之类。三是指宋代理学家程颐、朱熹等理解的“天理”,实质上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纲常伦理。对沈家本说来,这里说的“天理”,包括了以上三个意思在内,而以第一个意思为主。所谓民彝,就是指民间存在的常理即一定的法则,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蒸民》)之类。所谓“根极于天理民彝,称量于人情事故,”就是说,凡大则天理民彝,小则人情事故,都以之为根源而研究透彻了,以之为内容而衡量清楚了。这种对法律的基本解释,一方面集中反映了孔儒学派唯心主义但有进步意义的道德法律观,另一方面也实际体现了沈家本法律思想的正确的、合乎情理的思想因素。正是基于对法律性质和意义的上述见解,沈家本就主张“穷理”(指追根刨底)和“清心”,(指无私心,做清官)来端正认识、掌握案情。这是正确的。
  接着,沈家本强调指出了严肃而正确地执法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设使手操三尺,不知深切究明,而但取办于临时之检按。一案之误,动累数人;一例之差,贻害数世,岂不大可惧哉!?是今之君子所当深求其源而精思其理矣。”勿庸解释,沈家本关于法律和执法的重要性的阐释,不仅在当时来说,对旧的官僚主义和只知死啃条文忽视法理的“条文派”、特别是针对主观擅断的恶劣作风,是一付针砭的良药;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特别是司法审判工作来说,对我们纠正司法工作中主观臆断的“左”、右倾向来说:也不无借鉴的意义。
  二、沈家本进一步论证了唐律的源流,并对《唐律疏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沈家本指出:“自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汉肖何、叔孙通、张汤、赵禹,递相增益,马融、郑康成以海内巨儒,皆尝为之章句,岂非以律意精微,俗吏所不能通晓欤?魏晋以降,渐趋繁密,隋律简要,而唐实因之。史称:高祖诏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之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太宗又诏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既而又哀其断毁支体,除其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其后玄龄等,遂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高宗又命长孙无忌等偕律学之士,撰为疏议,即是书也。名疏者,发明律及注意;云议者,申律之深义及律所不周不达。若董仲舒《春秋决狱》,应劭《决事比》及集驳议之类,盖自有疏议,而律文之简质古奥者,始可得而读焉。”在这里,沈氏的序文阐明了重要的三点:一是指出唐律的源流,它是承继了汉、魏、晋、隋诸朝律,加以不断修订而成;二是不断修改而为从宽的刑律和刑罚制度,反映了我国封建制历史所处的治世和盛世;三是揭示了《疏议》命名的真谛,即经过认真详尽的注解之后,完成一部完备而周密的法律论著,并且扫除了历代律文的“简质”和“古奥”的弊病,创造了中国封建历史上“可得而读”的法律与法学的范本。从而对唐律和《唐律疏议》作出了高度的历史评价。
  接着,沈家本又进而论证了中国封建王朝法律的演变,法学的研究,教育和宣传事业的概状。他指出:“尝考元魏太和中置律博士时,儒说十余家,诏但用郑氏章句(笔者注:指郑玄的注解),不得杂用余家。唐律本隋,由魏而周(笔者注:指南北朝时代北朝的元魏和北周)而隋,渊源俱在。然则唐律之疏议,虽不纯本太和,而郑义多在其中(笔者注:指郑玄的注解)。汉律虽亡,其意犹赖以考见,深可宝贵。”这种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法制史的论证,实属难得!
  最后,沈家本还以清律和唐律做比较,再一次称赞了《唐律疏议》的意义和作用。他说:“况我朝定律,监古立法损益,归于大中,而所载律条,与唐律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其异者,八十有奇耳。今之律文与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沿波讨源,知其所从来者旧矣。则是书非即功令之椎轮、法家之津筏欤!至由是书而深求乎古今异同之原,讲明乎世轻世重之故,晰奇阐微,律无遗蕴。”这种对唐律和《唐律疏议》的高度赞誉,并不过分。因为在我国封建法律中,唐律是最完备最高类型的法典;在我国封建法律专著中,《唐律疏议》更是最完备最高质量的一部法律巨著。至于唐律和《唐律疏议》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特别是对我国古代法制史的研究事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借鉴意义。
  第二节 重刻明律序
  明律,是明代法典的总称。根据沈家本的序文,并参阅有关史料,对明律简介如下:
  明律先后颁布的主要法律法令有:
  一、《明律》:吴王元年(1367年)由左丞相董善长等根据《唐律》,撰律二百八十五条,计吏律18、户律63、礼律14、兵律32、刑律150、工律8。《大明律》:洪武六年(1373年)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次年颁行,篇目一准于《唐律》三十卷,共六百零六条。洪武三十年又修订颁行,体例上改按六部官制编目,并将名例律冠于篇首,而分吏、户、礼、兵、刑、工为六,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现保存在《明律集解附例》中。
  二、《明令》:吴王元年制定,共一百四十五条。原本已失传。
  三、《明会典》:弘治十年(1497年)徐溥等奉敕修,十五年纂成;正德、嘉靖时续修,万历时重修。万历十五年(1587年)成书,共二百二十八卷。
  四、《问刑条例》:弘治五年(1492年),彭韶等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十三年,命九卿对历年《问刑条例》进行集议;嘉靖、万历年间两次重修,万历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经重定纂成,共三百八十二条,附于律文之后。
  五、《明条法事类纂》:弘治时将明初以来的法令,根据吏、户、礼、兵、刑、工、五刑、名例各目,分类纂集而成。嘉靖时又重修,共五十卷。
  六、《明大诰》: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十九年,由朱元璋手订《大诰》三篇,这是严刑峻罚镇压吏民而颁布的特别刑法。其严刑峻罚,规定有族诛、凌迟、极刑、枭首、斩刑等死罪,以及墨面文身、挑筋去捐、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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