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评析
【副标题】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的思考【作者】 王志祥刘婷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刑法修正案(九)》;严密防范;严厉惩治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76
【摘要】

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方面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刑法修正案(九)》也坚持对恐怖活动犯罪采取“严厉惩治”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对恐怖活动犯罪配置了财产刑。然而,在此次立法修改中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过度犯罪化、罪名增设疏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因而,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进一步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854    
  
  目前,恐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快速蔓延的趋势,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经济发展和人类安全,被称为“21世纪的政治瘟疫”和“一场永无休止的世界大战”。[1]我国也面临着恐怖活动犯罪的现实威胁。在“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和“国际恐怖”三股势力的煽动下,以“东突”为代表的恐怖活动组织多次在新疆等地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袭击,例如乌鲁木齐“7?5”骚乱、“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案、“5?22”乌鲁木齐爆炸案等,以及北京“10?28”金水桥事件和“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等。这些暴力恐怖袭击案件的发生,表明我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恐怖活动的重灾区。这些暴力恐怖袭击活动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以新疆为中心向国内其他地区蔓延;二是恐怖活动犯罪呈持续高发状态,恐怖手段趋向于多样化;三是以恐怖活动组织为主要的犯罪组织形态,并与国外恐怖势力相勾结。因此,我国的反恐斗争具有全面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如何有效开展反恐斗争,是我国当下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针对反恐斗争相继通过出台了许多公约和决议,以加大对各国和地区的反恐指导力度。由此,新一轮的反恐刑事立法浪潮得以掀起,依法反恐成为国际社会开展反恐斗争的主要手段。刑法对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是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不可缺少的法律武器。[2]反恐斗争应当走上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基于此,应完善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从而为恐怖活动犯罪的治理提供法律保障,推动反恐斗争顺利开展。
  一、国际反恐刑事立法的趋势
  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一直是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伴随着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不断向前推进,这不仅表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断通过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加强国际合作的公约和决议,区域性组织立足于本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区域性反恐合作的立法,还体现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国际性、区域性反恐立法指导下,为有效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犯罪而进行的相关立法活动。
  (一)国际组织的反恐立法趋势
  就国际组织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实践来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恐怖主义犯罪立法方面相继通过了13项反恐公约,从而全面构建起国际反恐合作的法律框架。根据公约的内容和特征,可以将国际组织的反恐立法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60至90年代的反恐立法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反恐立法。20世纪60至90年代的恐怖主义犯罪立法集中对一些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具体行为予以犯罪化,采取“一罪行一公约”的立法模式,即针对特定领域恐怖主义犯罪所表现的严重或惯常行为、对特定人群实施的恐怖行为、进行恐怖活动所涉及的特定手段行为等(如劫持航空器和危害航空安全行为、劫持人质行为、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行为、危害海上航行安全行为)进行单一的立法。[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在控制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法律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些新的进展突出表现在1998年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和1999年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它们将控制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对控制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许多新措施。”[4]早期的国际反恐公约侧重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行犯,犯罪参与、犯罪未遂、共犯等行为并未被作为一项单独的犯罪进行特别规定。而上述两个公约开始强调惩治非实行犯,恐怖爆炸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罪行范围不仅包括直接实施恐怖爆炸和资助恐怖主义的实行行为,还包括意图实施行为、共犯参与行为,以及实行行为的组织、指使、协助行为。就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行为范围而言,不仅包括蓄意资助的帮助行为,而且还包括策划和培训恐怖分子的预备行为。可见,随着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国际组织的立法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即不仅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行行为,而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帮助行为和预备行为进行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法网由此得以不断严密。
  (二)区域性组织的反恐立法趋势
  区域性组织的反恐立法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区域性反恐公约主要有1971年的《美洲防恐公约》、1977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的《惩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198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通过的《反恐怖主义公约》、1999年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通过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公约》以及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等。近年来,区域性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修改也逐渐将打击重心前置,强调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帮助行为和煽动行为进行预防和惩治,加强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全方位打击,以力求从源头上遏制恐怖主义犯罪的蔓延,减轻恐怖主义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例如,2005年欧洲理事会通过的《防止恐怖主义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将公然煽动实施恐怖主义、为恐怖主义征募人员、为恐怖主义培训以及其帮助、指挥、共谋、胁从行为在国内法中规定为刑事犯罪。[5]2007年欧洲理事会颁布的《预防恐怖主义公约》规定接受实施恐怖活动的训练等行为也应被治罪(即使没有加入恐怖组织)。
  (三)相关国家的反恐立法趋势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了立法完善。2002年,俄罗斯通过的第97528-3号联邦法对刑法典进行修正和增补。其中增补的第205-1条规定了参与恐怖主义性质罪行或以其他方式协助此类犯罪的刑事责任,并且对以建立、领导恐怖组织,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供应武器和培训人员进行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资助恐怖组织等行为增设惩罚。[6]德国早在1979年通过刑法修订增设第129a条,将为恐怖组织招募成员或为其宣传规定为单独的犯罪,由此从恐怖主义犯罪的准备阶段就予以实体法上的介入。2009年通过的《追诉严重危害国家利益暴力行为的预备行为法》是恐怖主义预备行为犯罪化的又一体现,其中涉及严重危害国家利益暴力行为的预备行为犯罪化(《德国刑法典》第89a条)、为犯罪行为传授犯罪方法(第89b条)、指导实施严重威胁国家的暴力犯罪(第91条)。并且,第89a条第2款限定了可罚的犯罪预备行为的范围。其中包括: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恐怖活动技能训练和参与恐怖活动技能训练;生产、自制、转让或保管武器或特定物品;出于制造犯罪活动需要的武器、物质及前期预备的目的,自制或保管对犯罪行为起根本作用的物品或基本物质;为恐怖袭击提供资金。[7]加拿大《2001年反恐怖主义法》第83.02-03条对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进行了规定,第83.18-3条对参加、帮助、指使和窝藏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进行规制,其中“参加或帮助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包括:提供、接受或招募人员接受培训;为了恐怖主义组织的利益,在恐怖主义组织的指导下,协助恐怖主义组织提供或要求提供某种技巧或特长;招募人员以帮助实施或实施恐怖主义犯罪;为了恐怖主义组织的利益,在恐怖主义组织的指导下或协助恐怖主义组织进入或滞留在任何国家;并且响应恐怖主义组织中任何人的指示,使自己能够便利实施或者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英国2006年出台的《反恐怖主义法》将任何鼓励和美化恐怖主义行为、接受和参加恐怖主义训练的行为都予以犯罪化;任何书店、网站散布极端主义资料以及任何策划、实施准备恐怖主义行动的,都以犯罪论处。
  由此可见,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范围方面出现了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8]首先,早期的国际反恐公约和各国反恐刑法只单纯惩治直接实施劫持航空器、劫持人质、危害航空安全、实施恐怖爆炸等行为的行为人,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随着恐怖主义手段和方式的变化,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给全世界带来的强烈冲击,国际反恐公约和各国刑事立法逐渐倾向于采用惩罚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作为优化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效果的手段,即主张刑法介入范围的延伸和刑事责任的提前,将恐怖主义犯罪的策划、指使、资助、窝藏、协助、煽动、培训等非实行行为予以犯罪化。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非实行行为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恐怖主义分子实施预备和帮助行为已经表明了其意图参与恐怖活动的动机,并且能够增强恐怖组织或其他恐怖分子的犯罪能力,具有极大的社会安全隐患,而如果要等到实行行为开始才予以介入,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其次,早期的反恐公约和反恐刑法在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上要求是作为犯,即行为人必须在客观上具体实施了恐怖主义行为。而根据新的反恐公约和反恐刑法规定,不作为犯罪也可以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类型。这主要是考虑到某些情况下,不作为会导致恐怖主义犯罪结果的扩大,例如“鼓励或容忍针对另一国家个人或财产的暴力行为,其性质是在知名人士、人群、公众或群体的精神上制造恐怖、恐惧和不安全感”[9]最后,在风险社会下,为预防风险转化成现实危害,刑法立法模式由结果本位逐渐转向行为本位,偏重对具有现实危险性的行为进行预防和打击。例如,就各国反恐刑法中普遍予以规制的“建立或成立、领导或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等行为”而言,因为恐怖组织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其成立和存续的目的就是实施特定的恐怖主义活动,行为人建立、参加或支持该类恐怖活动组织,表明其主观上具有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即使客观上还未在恐怖活动组织的指导下实施任何恐怖活动,也可以直接推断出其本身就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对社会安全具有抽象的危险。因此,各国刑事立法通常将成立或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规定为恐怖主义犯罪。再如,传播恐怖主义相关内容、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等行为,即使行为本身不会造成危害后果,但也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也被规定为恐怖主义犯罪。
  二、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最新发展及其评析
  在我国,恐怖活动犯罪被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始自1997年系统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其120条以专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反恐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为加大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我国迅速加入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并且还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然而,1997年《刑法》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惩治国内外恐怖主义犯罪的实际需要,难以实现与国际反恐公约的有效对接,无法为全面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法律保障。为此,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三)》完善了我国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其首先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进行了修正,区分了“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为前者配置较重的法定刑,将原来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次,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这是对《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的回应;再次,明确或增设了有关危险物质的犯罪,例如将投毒罪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将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拓展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增设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等;最后,将恐怖活动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恐怖活动和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的基础性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反恐工作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力量,确立了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名单的认定和公布制度,并完善了涉恐资产的冻结制度。
  近年来,“东突”恐怖活动分子愈加猖獗,在我国新疆等地制造多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由此给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共发生10起典型的恐怖主义犯罪,共造成64人死亡,110人受伤。2014年共发生9起典型的恐怖主义犯罪,共造成112人死亡,170人受伤。2014年恐怖主义犯罪的死亡人数增加了75%,受伤人数增加了55%。[10]
  恐怖活动犯罪导致的危害结果比以往更加严重,恐怖活动手段也愈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种种迹象表明,加大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力度,遏制恐怖活动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刻不容缓。恐怖活动分子往往采取杀人、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劫持人质等行为,借此制造社会恐慌来达到泄愤、分裂国家、引起关注、攻击政府等目的,由此对国家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重大的现实威胁。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是刑事立法长久以来重点惩治的对象。从国外来看,近20年来,随着犯罪的大幅度增长,尤其是出于反恐的需要,西方的刑事政策也有所调整,开始了从“轻轻重重,以轻为主”向“轻轻重重,以重为主”转向。[11]因此,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应该说是反恐刑事政策的基本走向。就我国反恐的刑事政策而言,《决定》第1条规定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严密防范、严厉惩治恐怖活动。”因此,“严密防范、严厉惩治”是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基本政策,这也是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对恐怖活动犯罪予以严厉打击的具体体现。“严密防范”是指严密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和注重恐怖活动犯罪的预防,“严厉惩治”则是指为恐怖活动犯罪配置法定刑中较重的刑种和刑度。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由此,刑法难以充分发挥预防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功能,大量的恐怖活动分子得以逃脱刑法的制裁。基于此,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坚持从严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立场,结合我国当前恐怖活动犯罪的新特征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借鉴国内外的反恐立法,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正,其中包括对刑法分则相关犯罪的完善和恐怖活动犯罪类型的增设。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进行了完善:在罪状方面,拓展了资助恐怖组织罪的行为方式,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和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资助恐怖活动罪由此修改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在法定刑方面,对于恐怖活动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增设“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对于积极参加者,增设“并处罚金”的规定;而对其他参加者,增设“可以并处罚金”的规定?同时,修改了1997年《刑法》311条(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和第322条(偷越国(边)境罪)的罪状。具体就前者而言,将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证据且情节严重的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由此扩展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具体就后者而言,将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情形加以规定。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九)》针对恐怖活动犯罪通过增设5种涉恐犯罪,将恐怖活动犯罪的外围行为,例如策划、准备、宣扬、煽动等行为以个罪进行了单独规定,并为之配置了较重的法定刑,以扩大刑法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处罚范围。可以说,《刑法修正案(九)》在较大程度上完善了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体系,使其更具体系性和完整性,为司法实务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同时,就修正案的立法内容来看,“双严”的反恐刑事政策也得到了贯彻。
  其一,《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一方面,法网的严密集中体现在新增设的5种涉恐犯罪上,这5种犯罪分别是:(1)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第120条之二);(2)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第120条之三);(3)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法律实施罪(第120条之四);(4)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第120条之五);(5)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第120条之六)。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刑法对上述行为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实施上述恐怖活动的行为人,要么按照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的共犯处理,或者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规进行处罚。然而,随着恐怖活动组织的发展壮大,恐怖活动方式趋向于多样化和复杂化,恐怖活动犯罪的特征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人们对恐怖活动犯罪带来的危害后果具有直观、真切的感受,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任何涉及到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都会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现实威胁。随着风险社会伴随而来的各种风险的频繁出现,民众对风险控制的需求也自然升高,立法者以法益保护前置化、抽象化、严厉化等立法技术有效规制风险,也就成为现代各国刑事政策的基本选择。[12]上述涉及恐怖活动犯罪的5种外围行为,本质上具有协助恐怖活动、制造恐怖气氛、煽动恐怖犯罪、破坏社会法制、强化恐惧心理、传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等社会危害性,而受众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恐怖活动的潜在危害性和不可控性进一步扩大j此,在反恐刑法上已有相关实践。比如,就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而言,多巴哥《2005年反恐法》就规定,“行为人明知地提供爆炸或者其他致命装置,以达到实施或便利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之目的,即构成犯罪”。在惩治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在2005年9月14日通过的第1624(2005)号决议,认定煽动恐怖主义的行为同蓄意资助、策划、培训等行为一样违反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要求各国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制止煽动基于极端主义和不容忍的恐怖行为。英国《2000年反恐法》规定了“煽动恐怖主义行为罪”。在持有与恐怖主义相关物品方面,澳大利亚《1995年刑法典》规定了“持有同恐怖主义行为相关物品罪”。[13]出于上述考虑,《刑法修正案(九)》将5种涉恐行为纳入犯罪圈,严密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法网,以对恐怖活动犯罪带来的现实风险加以控制。
  另一方面,法网的严密还体现为提高刑法分则个罪的严密程度。此次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对个罪的严密主要表现为注重事先预防,将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予以入罪化。按照西方的刑法理论,预备犯通常不具有可罚性,帮助犯属于从犯,应当与主犯适用相同的罪名。[14]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对预备犯和帮助犯进行处罚,但是对预备犯的处罚较轻,对帮助犯的认定也需要对实行犯具有实质性支持和推动作用。只有当预备和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突破了公众对其比照实行犯处罚的包容程度,才有可能单独分离出来,上升为实行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对预备行为的入罪化主要体现在120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条之二规定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其客观行为包括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武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或人员联系,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等行为。这些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具有明显的恐怖主义动机,应当将其遏制在恐怖活动着手之前。同时,资助恐怖活动罪的罪行范围不再局限于向恐怖活动组织或单独的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还包括资助恐怖活动培训、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同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一样,上述行为在本质上也属于恐怖活动的帮助行为。在现实情况中,恐怖活动方式呈现复杂化和高科技化。恐怖分子为了壮大实力,不断加强地下培训活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通过灌输恐怖主义思想,对部分信教群众进行恐怖主义培训,诱使其加入恐怖组织或实施恐怖活动。[15]因此,恐怖活动培训能够增强恐怖活动组织的犯罪能力,是恐怖分子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的预备行为,而为恐怖活动培训提供资助的行为使得恐怖活动培训不断得以存续,恐怖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因此需要从源头上进行严厉打击。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也是帮助恐怖组织发展壮大的行为,也需要进行预防和惩治。并且,许多国家也意识到招募行为的危害性,并运用刑罚予以打击,例如新西兰《2002年反恐法》规定了招募恐怖组织成员罪,芬兰《刑法典》第34a章第4条规定了助长恐怖活动组织罪,后者涉及建立或者组织恐怖组织,或者为恐怖组织招募或试图招募人员。除此之外,此次立法修改在原规定拒绝提供间谋犯罪证据罪的条文(第311条)中将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证据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入罪化,说明拒绝提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证据与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两种行为的危害具有相当性。实践中,某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恐慌活动组织或实施恐怖活动行为,但其掌握了他人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相关证据。在行为人明知自己掌握的证据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当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其拒绝提供的行为将阻碍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进程,对恐怖活动犯罪起到间接的隐瞒、掩饰作用,导致恐怖活动犯罪分子因为证据不足而逃脱刑法的制裁。因此,对恐怖活动犯罪分子而言,拒绝提供恐怖活动犯罪证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385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