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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当前我国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
【作者】 全实【作者单位】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检察院【中文关键词】 新型检律关系;新刑诉法;构建路径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6)03-0121-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121
【摘要】

当前我国检律关系存在检律沟通不畅,部分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交往,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够完善等问题。检律关系的不和谐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及法治中国的建设。基于此,新刑诉法强化了对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过去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的“三难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今后还应从更新观念、增强检律互信,规范检察官及律师的职业行为,强化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构建检律交流协作机制以及完善检律监督机制五个方面着手,构建良性互动的新型检律关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610    
  
  检察官与律师,因双方在诉讼程序中所扮演角色不同,天然地存在“对抗”基因。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机关,享有法律赋予的强大司法权,与律师相比,在诉讼活动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律师一直存在着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三难”问题,律师的执业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呈现“对抗而非合作”的状态。检律关系的“不和谐”,阻碍了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2015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与律师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时特别强调,要着力构建检察官与律师的良性互动关系。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行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构建检察官与律师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有利于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也是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关规定,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我国检律关系的现状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检律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融洽的,但还存在相互对立、对抗甚至交恶等不良现象。当前我国检律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检律沟通不畅
  长期以来,我国受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检察机关以查明案件事实、追究犯罪为最高目标。检察机关对实体公正和结果价值的偏爱,往往容易忽视刑事程序的程序价值及功能,重犯罪打击而轻人权保障。经过数十年法治文化的培育和法治队伍的建设,司法机关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的诉讼理念,程序意识极大增强。然而旧观念根深蒂固,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依然存在视律师为“讼棍”,对律师的执业行为进行抵触的行为。少数检察官受我国传统中的官本位思想影响,将自己定位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对律师不够尊重,甚至不放在眼里。检律双方缺乏互信,存在角色防御心理。检察官与律师都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在诉讼活动中采取防御措施,力争自身占据更多的诉讼优势。这种相互不信任,相互对抗的心理让当前的检律关系充斥着火药味儿。还有的检察干警把诉讼角色的对立延伸为现实生活中的敌对,把法庭上的交锋衍变为庭外个人情感上的交恶{1}。控辩双方互不信任,缺乏沟通与合作,法庭上硬碰硬。检律之间心理上相互戒备,情感上相互排斥,工作中相互设防容易导致诉讼信息的封锁,搞证据偷袭,浪费了司法资源,阻碍了诉讼程序的正常有序进行。
  (二)部分检察官与律师的交往不当
  基于法律职业的分工,检察官与律师在诉讼活动中需要经常接触,这无可厚非。然而,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一些律师受利益驱使,不专研专业知识,而精于“人情事故”,精心构建经营“熟人关系”,私下频繁接触检察干警,请客送礼,培养感情;利用聚会等机会向检察官打听案情、干涉办案;一些检察官自律意识不强,违背职业道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律师索取财物,与律师达成利益同盟,检察官推荐案源、介绍律师,律师则违规代理案件。检律关系的失范,严重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和律师的职业形象,“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出现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和法律权威。
  (三)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够完善
  辩护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知情权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申请,往往遭到检察官及办案人员的各种“搪塞”,甚至人为设置会见障碍。涉嫌贿赂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往往容易随意扩大“三类案件”中“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不许可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实现也面临一定的障碍。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基于对刑事风险的担忧,不敢亲自行使调查取证这项权利。对办案需要获取的辩护证据,大多数律师往往选择申请法院、检察院代为调取。辩护律师的知情权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在实践中也基本落空。办案机关很少主动将案件移送情况等告知律师,辩护律师表达的意见也得不到重视。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及影响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刑事诉讼法》实施16年来的第二次修正。新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及特别程序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2}。其中有26条是对律师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涉及刑事辩护的各个阶段和环节。新刑事诉讼法提高了律师的诉讼地位,扩大了律师的辩护权,完善了律师权利的救济机制,使律师辩护人能够更加及时、深入的参与诉讼活动。
  (一)会见权得到保障
  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律师的会见权从以前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这是很大的进步。律师会见的手续得到极大的简化,除少数特殊案件外,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函,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即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另外,新刑诉法还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侦查机关不能派员在场或者监听。上述三方面对会见权的完善和强化,有利于辩护律师更好地了解案件情况,积极、充分行使辩护权。
  (二)阅卷权不断强化
  新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件材料”。“案件材料”包括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而不只是以前的案件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阅卷的对象方面得到了拓展,使辩护律师能够获取更多的案件材料,充分了解案件情况,做好辩护准备。
  (三)调查取证权不断完善
  新刑诉法第39条规定:“辩护人如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修改前的该条文是“可以”而非“有权”申请调取。同时,新刑诉法还首次赋予律师启动调查非法证据的申请权。辩护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依法排除。为了更好地发挥质证效果,新刑诉法还规定辩护人对于证人证言或者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申请证人出庭或者鉴定人出庭作证,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的,则证人或鉴定人应当出庭。
  (四)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
  新刑诉法确立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制度。新刑诉法多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时也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侦查人员以及检察官通过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有利于增强对案件的客观全面认识,防止冤假错案以及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行为发生。
  新刑诉法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不断强化,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辩护律师过去相对弱势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检察机关面临来自辩护律师的“竞争压力”增强,原先的诉讼优势地位逐渐下降,在诉讼活动中面临更大更新的挑战。一是检察机关不可能再通过对辩护律师的阅卷、会见、调查取证权利的压制而占据证据材料优势,取证难度将会加大。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辩护人的权利,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能够强化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律师可以向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取证,存在当事人之间串供的可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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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秦国文,董邦俊.论“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新型检律关系之构建[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5).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2}刘天龙.试论新刑诉法视野下新型检律关系的构建[J].老区建设,2014,(18).

{3}张辉.新刑诉法背景下检律关系探析[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3,(6).

{4}王洪宇,周红.新型检律关系之科学构建[J].学术交流,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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