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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
【作者】 徐胜 韩大元【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宪法学【期刊年份】 1993年
【期号】 5【页码】 13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2158    

一、亚洲国家的经济模式

亚洲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等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这就决定它必然采取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决定了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寻找具有亚洲特点的人权保障模式。

经济发展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大体上可分为西方模式与发展中国家模式。西方模式通常又分为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美国式的“分散的市场经济模式”。亚洲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的国家,属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由于亚洲社会的多样化,即使同一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又具自己特色。如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之一是,除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以外,一般采取实施经济计划的方式,由国家统筹规划每一个时期生产、投资、分配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注意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范围,形成一定特色的“协调性”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在经济发展中强调政府的合理干预,韩国强调社会正义在市场中的价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等。

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虽借鉴了西方模式,但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经验,而是经过了分析与批判。迄今为止国际上出现了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或思想,如发展经济学、经济成长阶段论、发展主义思潮、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有些理论针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提出了各种处方,但“西方经济理论的许多暗含的假设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条件并不吻合或不相关”。[1]如果离开亚洲实际,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很可能出现“两空”的局面。

经济发展概念本身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发展与人权的相互关系。从保障人权的客观要求看,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自从本世纪60年代后,传统的发展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强调了人权价值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P·托达罗教授指出,必须把经济发展看成是涉及到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发展,从其实质上讲,必须代表全部范围的变化。[2]这种发展观适用于亚洲社会,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经济发展对人权价值实现的意义

人权价值的实现离不开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中我们可以分析人权保障的程度。从整体上讲,亚洲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与此相适应存在反映亚洲人主体精神的、具有亚洲文化特点的人权观。亚洲人的人权观反映了亚洲传统政治思想、历史背景、亚洲人的意识结构等不同方面的要求。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亚洲人的人权观决定于亚洲的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有些学者从人权的角度提出了衡量经济发展的价值标准问题,如P·托达罗、古莱特教授等。他们认为,价值标准包括:维持生存、提供基本需要的能力;自我尊重,要做一个人;从奴役状态下获得自由。丹尼斯·古莱特教授明确指出:正因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或许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获得尊严的途径,所以发展观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目标。[3]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曾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其中直接与人权有关的内容有:人均每天动物蛋白消费;中小学入学人数总和;职业教育入学人数;每千人中报纸发行份数;每一居室平均住人数;居住人口的百分比等。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希望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之间形成稳定的正比例关系,但这种愿望与现实之间实际存在的距离是不可否认的。在有些国家,经济虽有了增长,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经济发展局面。印度学者苏·贾塔克认为,“必须先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然后才能谈到关于发展的一般水平。一个国家的国内总产值可能以非常快的比率增长,但只有一小部分人是这种增长的受益者,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却可能没有任何改善。”[4]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有时并不一定带来真正的人权保障。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把“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经验简单化,应从人权保障与经济发展两个方面综合分析其成功和失败经验。法宝

1989年12月,在日本曾举行过“亚洲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立教大学北冈伸一教授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应当认真分析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不能把两者绝对化。他认为,从幕末到1960年中期,日本的民主化与经济发展起到了相互推动的作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化并没有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高度发展以后,很可能出现不民主、不自由的情况。因此,民主化与经济发展这两对概念是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从不自由社会向自由社会转变过程中普遍适用的概念。[5]在经济发展与人权保障方面,韩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从60年代后,韩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经济发展过程中只追求经济指标和增长,没有注意政治民主化和人权保障问题,只有少数人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民众只能享受非常有限的利益。最近,韩国社会出现的劳资纠纷、土地政策调整、反腐败运动等都与当时的经济开发战略有关。“经济虽然起飞了,但是人民的各项权利却受到极大伤害。因此,从长远的眼光看,很难说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6]

早在60年代,曾流行过这种理论,即一个国家要想取得迅速的发展,必须在短期或较长一段时期内采取军事化或半军事化集权政策,牺牲人民的基本人权。到了70年代,仍有许多国家把强人统治下的权威视作发展的第一需要。[7]这种理论或经验的主要错误在于:

(1)只能获得经济增长,不能或者很难取得经济发展。因为,牺牲人权的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2)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人权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无视人权主体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失去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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