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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执法系统”与“犯罪系统”关系的模型分析
【作者】 罗军童星【分类】 犯罪学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3(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3卷【页码】 97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简单模型,分析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成本收益结构,指出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成本收益结构有一种达到均衡状态的内在冲动。因此,犯罪现象在一定范围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相互妥协。本文指出,要防止犯罪,就要设法打破两个系统之间的均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670    
  似乎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犯罪即以某种形态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段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时期,都必然有着关于犯罪现象的记载。甚至有位哲人说过:“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犯罪的历史。”
  对于“为什么犯罪现象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一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犯罪的生理原因论,主张人的生理因素的异常导致了犯罪的产生。(二)犯罪的心理原因论,认为犯罪的产生是由本能、人格、自我等方面的心理因素所决定的。(三)犯罪的社会原因论,这种观点强调社会结构、社会(化)过程和社会冲突等社会宏观方面对犯罪所产生的直接性影响。总而言之,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保证人们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运作等方面不出现异常现象,因而犯罪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面的分类并没有完全概括犯罪的成因。必须承认还存在着其他影响犯罪的相关因素。即便是持上面某一类观点的学者也并不认为其他因素对于犯罪现象的存在就并不重要。
  但是,有一类现象以往的学者显然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即便是注意到了也没有详加阐述。这类现象就是:犯罪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系统和犯罪系统二者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的结果是两方任意达成的。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执法系统与犯罪系统相互勾结在一起,共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造成“警匪一家”或者“警”就是“匪”的局面。比如1997年8月,江西省某县公安局为获得7000元劳务费,经局办公会议讨论,决定为一走私者提供公安车牌、警灯、警服、临时身份证和工作证等,并派了五名干警护送该走私者及走私汽车一辆,前往上海倒卖,在苏州地区被有关部门查获。{1}
  一、与犯罪现象有关的两个系统:“执法系统”和“犯罪系统”
  在进行具体阐述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着重指出:
  第一、在对犯罪现象进行考察时,有两个系统与之有关。这两个系统分别是;执法系统、犯罪系统。执法系统指的是代表社会执行社会所制订的法律、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以维护社会稳定的那一部分人及其组织。犯罪系统指的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损害社会中其他人的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的那一部分人及其组织。
  第二、我们认为这两个系统都是符合“经济人”这一假设的。也就是说,它们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总是会选择那种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而付出最少的行为。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作为单个的行动者,他的行为选择可能会受到生理、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行动系统而言,它的行为选择一般都是理性的,因为它的行为选择的作出是由该群体中多数人或者是代表着多数人利益的少数人决定的。这一过程必然是理性的。自然,不可否认系统的行为有时也会呈现出某种非理性的色彩,但是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只是存在于一个较短的时期,不可能持续很久,因而从长期看来,系统的行为仍然是理性的。本文讨论的“犯罪现象为什么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一问题的时间跨度恰恰是很长的。
  第三、本文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概念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指经济意义上的金钱物质的所得所失,虽然这一点构成了本文成本和收益概念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本文中,成本还可以是指由于选择某一行为,行动系统所遭受的社会意义上的损失,比如社会的舆论压力等等;而收益可以是指由于选择某一行为,行动系统所获得的社会意义上的利益,如职位的升迁,社会赞扬等等。另外,本文用于衡量成本和收益的数字,只具有比较意义,使用数字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并不认为,诸如舆论压力这样的概念能用精确的数字加以度量。
  第四、我们认为两者的行动作用范围是有明确的区域界限的。不言而喻,某一县的执法系统的作用范围一般是仅限于该县的,因为这是执法系统行政上的作用区域。但是,某一县的犯罪系统的实际作用范围则有可能超过该县的行政区域。
  二、两个系统的模型分析
  在作出以上的说明之后,我们再来具体探讨“犯罪为什么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一样,我们要讨论的与犯罪现象有关的两个系统是:执法系统、犯罪系统。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
  在讨论这两者关系之前,我们先来阐述理性选择理论中的一个模型,我们将运用这一模型来说明这两者关系状况。
  (图略)
  图一
  在这一模型中,有两方:行为者A和行为者B。双方的结果均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参与者一方控制着对方的结果,自己的结果也由对方控制着。也就是说,双方的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而且还依赖着对方的选择。双方的最优选择是对方选择的函数。如图一说明了满足上述条件的行为结构。图中每个格子中的第一个数字表示行为者A的报偿,第二个数字表示行为者B的报偿。若行为者A采取行为2而不采取行为1,那么A可使自己的情况改善一个单位,行为者B的境况则恶化二个单位;同样,若行为者B采取了行为2而不采取行为1,那么B可使自己的境况改善一个单位,行为者A的境况则恶化二个单位。在这种结构中,均衡是行为者A和行为者B都采取行动2的状态。此时的报酬都为0。这是唯一的双方都无意改变的状态。此时即成社会均衡,即在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者有积极性选择其他战略;也没有人去积极打破这种均衡。而当行为者A 和行为者B都采取行动1的状态,二者都比其中之一采取行动2时的境况好。这时达到了社会优化,即双方都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影响的资源,双方均能获得更多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如果这种交换发生在非竞争性的结构中,交换率将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所有双方获利的交换完成后,便达到一种最优的状态。{2}
  我们认为执法系统和犯罪系统二者的关系是符合这一模型的。虽然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因为二者都要从社会系统中获得利益(只不过一个是社会主动给予的,是合法的;另一个则是从社会中通过不正当手法获取的,是非法的),并且二者获得利益的多少是相互对立的。如果执法系统获益多,则意味着对犯罪系统打击得力,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给予执法系统的奖励多;而犯罪系统的获益则必因此而减少。反之,犯罪系统获益多,则说明社会治安恶化,社会必将对执法系统施加强大压力,执法系统的收益必然减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可以达到社会均衡乃至社会优化的状态的,这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利益得失是可以联结在一起的,构成非竞争性关系,因为二者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除非犯罪系统直接针对执法系统进行犯罪)不是直接对立的,而都是从同一对象——社会系统中获得的。在两者的利益都是从第三者——社会系统中获得的情况下,两者就有可能联合起来,以便更多地从社会系统中获得利益。
  执法系统的利益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社会给予它的由于打击违法犯罪而维护了社会治安的报偿,包括工资、福利、奖金、升职、赞扬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来自于与犯罪系统的相妥协,犯罪系统向执法系统提供他们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利益;贿赂执法系统。同时,也可以是保证不伤害执法系统的利益,如保证不威胁恐吓执法系统的亲属,另外也可以是保证某一具体执法系统的执法局域内的治安。执法系统的损失也来自于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正好与其利益来源的两个方面相对应。第一个方面是由于其打击犯罪不力,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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