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关系的理论评析
【作者】 张德琴【分类】 法哲学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3(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3卷【页码】 130
【摘要】 在对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研究中,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常常被人忽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及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哲学体系和市民社会理论。在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两个基本原则:市民社会决定法;市民社会通过国家制定法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导致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这是近代法律产生的根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693    
  在西方,市民社会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在中国却是最近几年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市民社会的研究造成了中国学术界不小的骚动。尽管目前对此有许多争论,但其在理论上的积极作用却是无可厚非的。对法学研究来说,首先应该弄清的问题是市民社会与近代法律的关系究竟是怎样,这就是本文想探讨的核心问题。青年马克思在他的法哲学思想中,曾对此作过精辟的阐述。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分析中国法制现代化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梳理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即使用“政治共同体”概念,指谓城邦作为一种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独立自足的社会团体的性质。{1}公元一世纪,西塞罗将其转译成拉丁文 Societas civilis,不仅意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征(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2}自14世纪开始,欧洲人广为采用该词,并将之译为今日通用的civil society。
  中世纪及其之前的市民社会观念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状况,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两者实际上是重合的,这种重合的典型表现即为政治上的等级也即经济上的等级,反之亦然。
  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在欧洲崛起,在现实中形成了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状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对私有财产以及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整个经济生活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这样,财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便日益摆脱了政治国家的直接控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界限日益明确起来,经济上的等级不再与政治上的等级完全一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明显地分离开来,由此才真正出现了以这种分离为前提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18世纪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在欧洲大陆让位于近代的市民社会。与这一历史进程相呼应,在18世纪完成了从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向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变。俞可平先生认为,首先明确肯定并呼吁这种分离的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他明确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有区别的,市民社会是各个个人根据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自愿结成的社会经济联合,而政治国家则是人们为了避免社会的邪恶和混乱而不得不采取的组织形式,前者用积极的方式增进入类的利益,后者则用消极的方式增进入类的福利。{3}
  一般认为,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有两种观点。—为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活动的限度,社会完全可以不需要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另一个则为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的构架,其基本内容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又处于不同层次,国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超越市民社会,同时,由于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支配,在伦理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因此对这种不自足状况的救济甚或干预,只能诉诸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国家这个唯一真正的道德力量。{4}
  在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5}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同时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作为人类伦理生活逻辑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是一种现代现象,是现代世界的产物。他给市民社会的定义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的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6}他强调,市民社会受两个原则的支配,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这种特殊性又必须被超越,从而达到普遍性。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市民社会理论,并提出了关于现代市民社会的思想。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指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产物,这时,社会利益的分化,私人利益逐步出现并发展成为阶级利益,而阶级利益总是以特殊的私人利益与普遍的公共利益的分离和对立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这种分离和对立则进一步促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产生,并使它们在现象上表现为两种相互分离的独立存在。而作为一个分析范畴,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是与作为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社会相对立的。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人也就承担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政治国家的成员;依据其行为的不同性质,分别活动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领域之中。他说:“在政治国家寘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成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7}
  因此,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范畴界定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就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法哲学思想的基础所在,也是其理论的出发点。
  二、马克思论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正是着眼于市民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考察法的现象,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市民社会和法的关系进行阐述的。
  (一)市民社会决定法
  从1842年初起,马克思就大量参加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面对当时严酷的法律事实,他开始对自己由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主义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借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着手分析市民社会与法的现象的关系,开始了他的新法哲学研究。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看,马克思在撰写这部著作时,不仅要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而且也要批判他的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独立存在的、永恒的,“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市民社会所产生的私人权利必须依存于国家权利。在此,国家不是市民社会的必然性所产生,而是作为一种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力量强加给市民社会的,即“外在必然性”。他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角逐的战场,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且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9}也即这种私人权利不能独立地实现其自身,必须以国家为“内在目的”,使其在国家领域中得以实现。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些私人利益领域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样,他就把国家看成是市民社会和家庭的前提,完全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把国家当作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当作派生的东西,因此,黑格尔以为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为,黑格尔所强调的“一方面是外在必然性,另—方面又是内在目的”,{10}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有“外在必然性”,就没有把私人权利统一于外在国家权利的“内在目的”。马克思指出,国家决不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神秘观念,而是适应私有财产的需要产生的,国家本身就是私有财产的国家,因此“正因为作为特殊领域的‘市民社会和家庭’在其真实的,即独立的和完全发展中是先于国家的,所以‘民法依存于一定的国家性质’并且依据国家性质而变更这一事实本身就属于‘外在必然性’的关系”。{11}这就是说,国家的性质及其变化决定民法的存在和变化只是一种外在必然性,也即民法从外表看是由国家制定、修改,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但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民法本身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和“内在目的”。
  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财产关系与法的内在联系,即法是财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财产关系是法的实在内容,财产只有在被私人占有,并且这种占有被社会认可并用法律规定下来,才具有合法私有财产的性质。但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私有财产被当作整个市民社会的基础和核心,他认为市民社会有一个等级即贵族等级,由于有长子继承制保护其私有财产,因而其既不象官僚等级那样“仰仗于行政权的恩宠”,也不象普通的市民那样依赖于社会的“需要”,长子继承制可以使贵族等级“更有保障和更为巩固”。{12}因此,黑格尔指出,不是私有财产决定长子继承制,而是长子继承制这一法律决定私有财产,并强调长子继承制是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对此,马克思分析说:“在以长子继承制做保障的国家制度中,私有财产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保障”,“长子继承制只是私有财产和政治国家之间的普遍关系的特殊存在形式”。“凡是在我们看到长子继承制具有古典形式的地方,整个国家制度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13}这样一来,国家制度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因此,既不是政治国家决定长子继承制,也不是政治国家支配私有财产,而是私有财产决定长子继承制和政治国家。黑格尔是“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成被决定的因素”{14},这就恰恰歪曲了私有财产决定法律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决定法律和国家政权,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而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共有现象,罗马时期所强调的私有权利,中世纪封建统治者享有特权的等级法,都是私有财产在阶级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因此,马克思的“私有财产决定法律”这一结论,已不仅仅是感性的领悟,而是上升到理性的思考。
  (二)市民社会通过国家制定法律
  市民社会决定法,但市民社会本身却不能制定法律。马克思认为尽管国家不能决定法律,但国家和法律两者之间却有密切的联系。他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分析入手,指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颂扬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不可能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市民社会只有通过国家这一中介才能制定法律,从而把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观点又重新颠倒过来。
  按照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和狭窄的普通性的领域”,市民社会是“特殊的领域”,国家是“普遍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72693      关注法宝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