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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清朝前期“律”和“例”维护父权效用之考察
【作者】 张仁善【分类】 中国法制史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3(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3卷【页码】 113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清朝前期“律”和“例”在维护父家长权力方面的效用考察,认为清朝父家长对家庭成员的财产、婚姻、人身自由等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父家长制家庭是君主专制社会的缩影。清朝前期父家长权力的提高,与清朝前期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基本同步,受礼法保护的父家长成了专制王朝控制社会成员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清律基本继承明制,但在处理家庭伦纪案件时,例比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基于律,又不拘泥于律,实际效用上超过律。这是清朝为消除民族隔阂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措施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高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685    
  一、服制关系的周密与父家长权力的扩大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中国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家长制家庭。家庭由家长与家属成员组成,它既是宗族血缘关系中的基本亲属团体,又是社会经济关系中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历朝均注意对家庭伦理结构的维系,清朝也不例外。清朝礼法将祖父母、父母与子孙列为服制关系的第一等,斩衰。祖父母,父母与子孙除直系血缘亲情的以外,还有不少可以组成准祖父母、父母与子孙的关系。他们虽无直系血缘联系,服制关系却十分密切,从子女与父母关系而言,最常见的有所谓“三父八母”和“六父九三母”。{1}按照后图,组成父子关系的有6对,组成母子关系的有13对,此图基本把清律中提到的父母与子女的各种对应关系梳理清楚。各类父与母一旦与子女关系确定下来,其等级名分就不能混乱,礼法适用上必须完全依据血缘伦纪规定之服制关系,清朝礼法的许多“律”和“例”正是为保护这种名分等级而设。
  子女有这么多名义上的父母,并不单单意味着子女可以享受众多“父母”的恩养呵护,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承担若干伦纪义务。自从与“父母”们确定父母子女关系后,他们就“服网”加身,不得不小翼翼地说话作事。这些关系完全由自然人伦所决定,子孙无法主宰,礼法人为地划定了他们不平等的身份地位,将家庭成员牢牢地拴在伦纪纲常上。处于子女对应方的父母,凭借人为的礼法享有种种特权。家庭血缘关系以男系为主干,所以家庭中父权居于头等地位,传统血缘家庭就是父家长制家庭。笔者这里讨论的服制关系包括了以父权为核心的祖父母、父母与子孙一级的关系。其中,男性家长与女性家长在礼法面前是不等的(他们在礼法面前的地位笔者有另文述及),而相对于子女而言,男性家长与女性家长又显得同等重要,本文所说的父家长以父、祖父为主,也包括了母、祖母等,夫妇法律地位笔者将另文讨论。
  祖父母、父母与子孙在五服关系中列为斩衰一级(孙指承重嫡孙),礼法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控制极严。“十恶”中直接涉及祖父母、父母关系的就有“恶逆”、“不孝”二门。“恶逆”罪行有: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不孝”罪有告言,詈骂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别立户籍,另分家财);对父母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2}这就明确将子孙对于父母的法律责任规定下来,一旦子孙对祖父母、父母有打斗、谋杀、骂詈、供养不周、丧期结婚取乐即被判罪。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只有孝顺的义务,没有自主的权利。
  清朝统治者有实行大赦的惯例,每逢继位、万寿、灾年祈雨求神都常颁布大赦条例,以示对百姓有宽仁怜悯之心,令小民感恩戴德,矢志孝忠。不过,“十恶”从未列入赦免之列,每次颁布“恩诏”大赦前,皇帝都有言在先:十恶及谋杀、故杀皆不赦。如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承继君位,首行大赦,但条件是“除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等真正死罪不赦外,其余皆可赦除。”{3}凡犯服制案的罪犯,只要被秋审勾到,都被划归情实。乾隆十七年上谕中指出:各省由立决改为监候案犯,均系服制攸关,其改拟监候已属原情酌减,如秋审时入于缓决,则减之又减,“殊非重伦常,明刑弼教之道”,所以应改入情实。执法却违背人伦,以让罪犯活命,那是妇人之仁。{4}只要案涉服制,当事人就不会象常人一样判刑。
  祖父母、父母与子孙处于五服第一等。父家长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家庭管理得好坏,直接体现出统治者孝治天下的政策执行情况,他们对子女的孝行负有首要责任。子孙走向社会,言行是否与专制社会秩序合拍,关键在于他们在家庭中孝行的训练情况,统治者认为,移孝可以作忠,在家能孝,在国很少有不忠的。百姓造反,天下不安,就是因为平时不知尊亲大义。{5}
  子女孝行主要依靠父母平时的教导,这本身是个道德教育问题。但道德如果没有一定强制性法规作保障,其作用往往有限,不能完全按照社会需求塑造家庭成员的品行。为了保证父家长在家庭的绝对权威,礼法对子女的行为作了硬性规定,赋予家长统治子女的诸多特权。
  二、父家长对子女的教令权
  清律规定,“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谓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6}这一条据载为曹魏以来旧例,其律早已失传,真正开始见诸律文的是《唐律疏议》。唐律对此罪的判罪为徒二年,明改为杖一百。清律照搬,但应用时又不拘泥于律文,例文包含范围大大超过了律文。律文小注为“教令可从而故违,家道堪奉而故缺,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从字面意义上看,第一句“教令可从而故违”,意思是祖父母、父母的教令可以听从或“正确”的,子孙却故意违犯,才算“违令”。以此推之,祖父母、父母的教令如果不可从或不“正确”,子孙就可以不听,不应为“违令”。第二句“家道堪奉而故缺者”,即家庭经济条件允许而不好好侍候双亲,为违令,如家庭实在困难,无力侍奉的,是不违令;第三句,“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即祖父母、父母告发的才有罪,违令而不告发的则无罪。至于哪些教令“可从”,家道如何为“堪奉”,律文未作详细规定,这就为皇帝及法司处理此等案件提供很大的发挥佘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须父母亲告乃坐”,等于把子女完全置于家长的管辖之下,礼法成了家长行使权力的强有力的后盾。
  “家道堪奉而故缺”,这条律文无形之中,规定了子孙对家长的赡养义务。以今天的标准看,子孙赡养长辈指长辈在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晚辈应尽的义务。子女未成年、或长辈能自食其力时,这种义务就无强制意义。清朝实践这次法律时,更多地是从维护父家长制特权考虑的。乾隆三十二年例文规定:子贫不能营生养赡父母,因致父母自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7}显然与原注“堪奉而故缺”的原义相悖,也没有涉及到长辈,晚辈的年龄问题。这样,不管晚辈是贫还是富,堪奉而故缺,还是不堪奉而无意缺,懒惰致贫还是临时奉养不周,父母自尽的责任都要由子女来承担。
  子孙犯罪,如果造成祖父母、父母担惊羞愤自尽,子孙就不按本罪论罪。乾隆三十四年,广东省何长子诱奸幼女何大妹,致使母亲廖氏受惊服毒自尽,乾隆下令将何长子拟绞立决。刑部奉旨议定,今后凡子孙因奸、盗以致祖父母、父母忧忿戕生,或畏罪自尽的,均照过失杀人例治罪,即绞立决。这是本罪未达到此等刑罚。如本罪已超过此等罪罚,如罪犯应死及谋、放故杀人事情败露,致其祖父母、父母自尽,就照本犯罪名拟立决。所以,子孙尽管未直接致死父母,但只要父母因子孙犯罪而死,子孙都要轻罪重判。
  子孙日常起居必须小心谨慎,要是忤逆父母,不听教令,祖父母、父母随时都可以将他们送官法办,官府只以父母告发为准,不会追查子孙所犯何罪。只要祖父母、父母请求官员将他们认为不孝顺的子孙发遣,子孙就将被发遣到烟瘴地方充军。旗人发往黑龙江当差。
  当然,子孙犯罪致令祖父母、父母自尽也有轻判的,那就是子孙之罪本因祖父母、父母而起,这一点,例比律更有灵活性。乾隆四十三年,云南民人申张保殴死与其母有奸的髙应美,其父申茂盛、胡氏因奸情败露,羞忿轻生,刑部将申张保拟以绞决,乾隆则认为父母轻生,并非由申张保引起,按非奸所杀死奸夫拟绞候就足够了。刑部管衙门议准,从此,父母犯奸淫,其子实激于义愤,非奸所将奸夫杀死,父母因奸情败露,忿愧自尽的,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绞监候本问拟,不得概拟立决。{8}子孙有能力赡养,却因正当事业偶尔缺奉的,照理不该治罪。乾隆十二年刑部也议定:“若奉养偶致有缺者,当察其情,不得概援此律。”不过此议并未成为通行条例,执行时只比常例略减而未免议。{9}乾隆二十七年,则进一步规定,子孙如果平时没有忤逆实迹,偶以别事犯案,其父母自行轻生的,比照子孙不能养赡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平时就不遵父母约束,案发后又触忤其亲的,以致父母自尽的,处罚要重得多:凡斗狠赌博、争夺财产一切诈伪犯,一再触忤父母以致父母自尽的,皆照威逼死例拟斩湖广刘兆瑞生性懒惰,母亲屡教不改,就逃避外出。回来后,父亲向他要钱他又不给,叫他盛饭又遭拒绝,致使其母气愤自杀。刑部按违犯教令律拟绞,乾隆却称这是“有心忤逆”,不应以违犯教令论处。最终该犯被拟立决。{10}
  违犯教令的子女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被从轻治罪,那就是父母不能禁约子女干坏事,甚至纵容指使,狼狈为奸,本身就有应得之罪,等到案发而轻生自尽,或因别有胁迫自尽的,那么对子女只视其所犯本罪科断,无须比附他条治罪。{11}乾隆四十年,江苏陈杵子地窃被保正拿获,令他回家取钱调停,其母王氏纵令逃脱,保正就向其母要钱,王氏情急投塘自杀。法司因其有纵子犯罪行为,只将其子比照贫不能养赡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礼法对父母教育子女有了一定的强制性要求。
  子孙只要是违犯教令,即使按服制应该降等处理,执行起来也依违犯教令而不依服制。乾隆五十六年,民人陈张氏与人通奸,至使其父羞忿自尽,地方巡抚因该女已经出嫁,服制当降问拟绞候,刑部覆核同意,案子报到乾隆那里,乾隆不以为然,断然否决衙司判决:
  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轻重尚可,若一关父母之生死,则不可如寻常罪犯照出嫁降服之例从轻减也。且明刑所以弼教,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嫁遂有区别。设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岂可免其凌迟,概从宽典耶?嗣后妇女与人通奸,致父母羞忿自尽者,无论已嫁在室之女,俱着问拟绞立决。{12}
  总之,根据礼法,子孙服从尊长教令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子孙不听尊长“教令”,事无巨细,尊长均可以“不孝”、“忤逆”、“不养赡”等罪名将子孙呈送官府。对这类案子,官府毋须调查勘验,只凭父母单方告诉,就可将子孙杖责、拘押、充军以致处决。父母也有权向官府申请,将不孝子孙释回。一般民人诬告妄控,政府多要责斥或判刑,唯有尊长“恃老妄控”,事后后悔,官府或受理或准销,不加责备。结案时,州县衙一级根据祖父母、父母的呈控,即可终审,报府核转即可,不必经过更高一级法司覆审,或规定期间,只有继母呈控之案仍照寻常军流程序办理。父母的意旨具备了法律效应。
  祖父母、父母教育抚养子孙的责任与生俱来,自然规律却常常使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子孙年幼,一般较易管教,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孙独立性必定日益增强,他们迫切需要按自己的意愿作主行事。由于他们与祖、父辈之间存在“代沟”,许多行为不一定符合尊长的行为定式,冲突在所难免。子孙忠厚老实,没有个性,惟父母之命是从,则不存在“违犯教令”问题。子孙个性强、闯劲足,“违犯教令”就会所在皆是。要是子孙脾气暴躁,性情乖张,父母管束不住,“违犯教令”自然成立。礼法允许家长对子女进行人身控制,使教育抚养的义务变成强制的权力。尊长一旦感到难以驾驭子孙,可以名正言顺地求助礼法,父母靠道德教育解决不了的问题,诉诸礼法可迎刃而解。民妇范氏性格泼焊,不听夫家、母家管教,被夫、母同时呈控官府,家族又无人收领,刑部不便照男犯发遣,就将她拘禁一、二年,消除“桀骜之气”,等悔改时再作决定。{13}乾隆四十四年,江苏陇儿向母亲要钱未得,出言顶撞母亲,别无忤逆行为,因随母改嫁,降服减刑为杖一百,徒三年,限满勒令归宗{14}有的子孙并无忤逆行为,只是尊长看了不顺眼,也被呈官处罚。更有甚者,父母不但可以将“违犯教令”的子女送官惩处,还可将他们的配偶一并“呈首”。屡教不改的子孙,尊长可再次送官。{15}
  清朝礼法赋予祖父母、父母管教子孙的权力比前代大得多,子孙从出生那天开始,在尊长怀抱中享受抚爱和温暖的同时,头上也就戴上了伦纪纲常的“紧箍”,无论何时何地何事,只要尊长一念“违犯教令”的“紧箍咒”,他们就不得不俯首贴耳。家庭中,父母的意见永远是正确的,作为礼法执行者的角色不会因时空改变而改变,只有到祖父母、父母离世,才会发生新一轮替换,原来的子孙上升为祖父母、父母,对自己的子孙重新进行人身控制,塑造新的孝子顺孙。
  三、财产支配权和主婚权
  人身的独立取决于经济地位的提髙。清律为了维护父权,不允许子孙有支配财产的权力,家庭经济大权完全交给父家长。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如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前者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治罪,后者须期亲尊长控告才治罪。清顺治初年,沿用此条,但加上了小注:“或奉遗命,不在此律”。从此以后,只要得到父母的许可,就可以分财异居。雍正三年又规定,分财异居,即使还没有另立户籍,有犯者也要处以满杖,除非事先得到父母同意。同居卑幼擅自使用家里财产,达到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以杖一百为限。{16}
  卑幼无论是否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要家长不同意,就没有独立支配财产的权力。家庭经济大权完全操纵在父家长手里。这权力的威严还延续到家长死后的丧期。乾隆年间,甘肃粮道曾冠群死,三个儿子争分遗产,于终七后投状县署。担任县令的袁枚见状大怒,说:“父尸未寒,挥戈涉讼,何颜以对祖父母于地下,何颜以对宗族于人间”。一审之后立即结案,先治三人以不孝罪,拘押听候详革。三兄弟一时既愤慨又懊悔,后托绅士说情,写下保证不再争产,才告平息。{17}
  有时地方官员还直接把这类案件交给族人、亲友、乡邻处理,通过礼法与教化相结合的手段防止家长财产支配权的旁落。
  子女不但无财产支配权,婚姻上自己也作不得主,子女嫁娶均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都不在,则由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主婚,如果以上尊亲都不在,则由其佘亲属尊长主婚。{18}卑幼则不能为尊长主婚子孙从择偶、下聘礼、成婚,乃至休弃媳妇,家长都有权过问并做出决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子女婚姻中永远占绝对地位。
  祖父母、父母在世,主宰子孙婚姻,他们死后,子女婚娶也不能随时进行,必须等到丧期结束。律文规定:子女居父母及妻妾居夫丧,擅自婚娶的杖一百。男子居父母丧娶妾,妻居父丧女居夫丧嫁人为妾,各减二等。居丧操办婚姻的,主婚人各减五等,财礼追还人官。不知者不罪。已成婚的仍离异,追夺财礼。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姐丧(承重孙除外)而嫁娶的,杖八十。{19}居丧嫁娶,连媒合人也脱不了干系,跟着“倒霉”,减首犯一等惩治。{20}
  居丧不得嫁娶律,使得死去的家长严重干扰活着子女的婚恋自由,执行过程中,对士大夫或官员家庭来说,相对容易一些,对贫苦百姓家庭相对难些,执行礼法时可以通融一点。即使这样,政府在丧期不准成婚原则上一点不肯让步,只在律文限定的范围内作些微调。雍正十三年十一初十日,乾隆特地为此阐述了一通道理:
  三年之丧,创深痛银,苟有人心者必宜于此为变矣,乃愚民不知礼教起于皂隶,编氓之家有虑服丧之后,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笃及殓殡未终而成婚者。其后商贾中家多有之,士大夫亦间有之,而八旗效之,朕实悯焉,自今伊始,上自齿朝之士,下逮各户,有生监者三年之丧未终,不得嫁娶,违者查爵褫服。其极贫皂隶编氓,父母卧疾,呻吟床褥,必赖子妇以供薪水,治饔餮者,听其迎娶盥馈,俟疾愈丧毕而后成婚。……贾中家不必以士大夫礼绳之,然人性皆善,朕知其必有观感兴起,而不忍自同于氓隶者矣。{21}
  也就是说,三年丧期内,子女不得嫁娶,实在有困难的,也只能先迎娶到家,待父母疾愈丧毕,才能完婚,并且也只限于贫困百姓之家。生监官员如果这样,就要被削职去官。
  即使祖父母、父母犯罪被囚,子孙嫁娶也要得到被囚尊长的允许。凡是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子孙自行嫁娶,杖八十。男娶妾、女嫁人为妾减二等。奉囚禁的祖父母、父母之命而嫁女、娶妾的不治罪,但不得操办酒席,违者杖八十。家长在法律上已成为罪人,丧失政治权利,但在纲常伦纪上仍保留父家长制权力。子女婚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摆脱家长的控制。
  总之,根据礼法规定,父母生在时,控制子女婚娶理所当然;父母被囚禁,对国法来说成为罪人,于家庭成员仍不失统治身份;父母死后,子女婚娶在三年之内仍得不到自由,礼法严重压抑子女的独立人格。子女在婚恋前很难碰上意中人,婚后的幸福更无保障。安徽程某的儿子是一个白痴,父母为他聘娶媳妇,行交拜礼时,程子跌跌绊绊,无法成拜。婚后连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过,女子从此只好独处终身。永平王氏将女儿嫁给李氏,由于事前一切由媒人作主,行过亲迎礼后,儿子发现对方并非自己意中人,想借故离婚,让媒人遣送回家。女方不答应,闹到官府,官府仍判男方应娶该女。{22}两对毫无感情、并不般配的男女就这样被硬行搭配在一起。相反,互相情投意合者则难结伉価。四川县民李世楷女儿李二姐与周俸隆相爱,由于得不到家长的支持,二人出走,追求幸福。李世楷将女儿抓获,当场打死。周俸隆被官府拟绞,杀人的家长只被轻判,遇赦援免。{23}
  四、父家长年老或已丧父母对子女行动的制约权
  父母丧期或父母年老时,子女的行动自由还有其它束缚。首先父母有丧不能隐瞒。听到父母(嫡孙承重、与父母同)丧事不举哀,要杖六十,徒一年。丧期未终,释服从吉,或忘哀作乐,及参与宴会,杖八十。听到期亲尊长丧事,隐匿不举哀也是如此,只是处罚略轻。只要遇父母之丧期,子女就要立时举哀,不能参加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如士人,就不能丧期应考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河南学政邹开疏称“文武生员及举员监生,遇本生父母之丧,期年内不许应岁科两考,及乡会两试,童生也不许应州县及院试”,乾隆帝当即表示同意,成为定例。乾隆五年,馆修人律。{24}父母丧期,在仕官员应回籍丁优,清沿明律,即官吏父母死,不丁忧,杖一百,罢职不叙。丧制未终,冒哀从仕,杖八十,罢职。部门主管知而听行,与当事人同罪。比起前朝,清朝对丁忧制度更为重视。如康熙认为,“父母丧,天下通义,治丧守制,人子之情”。丁忧制度符合孝治天下政策;因此,特将官员丁忧范围由文官扩大到武官,即副将以上官员丁忧,参将以下官员在任守制。{25}乾隆也认为,三年丧尚不能持终,则“百行皆无其本矣”,即位伊始就规定,从今以后任事官员职位确实不能缺少此人,又不能找别人代替的,可以题保在任守制,其余一律停止。正因统治者重视丁优,一些新的礼法制度对官员丁忧作了若干严格规定。如雍正三年议定,乾隆元年吏部议准,内外官员例合守制的,在京内,由该部具题,发给执照;在外省,由该抚照例题咨,回籍守制。京官取具同乡官的书面说明,外官取具原籍地方官的书面说明,将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与为人所后父例应守制的规定中开明呈报。如有诈冒,照律例治罪。丁忧时间自闻丧日算起,不计闰月,二十七个月终丧起复。在家迟延的也要交部议处。乾隆二年,对官员出继为人后者的守制也作了明确要求,即必须在起文赴部选补时,就将本生三代姓氏存亡情况一并开列,并在选补之后就通知该省。如有隐瞒、匿丧恋职,一经发现,照例革职,不准原赦。另外,将父母旧丧诈称新丧,或将生在父母诈称死亡,以逃避公职也要治罪。守制期,官员不能随便易衣拜官,送礼赴席,违者在补官时候要降三级任用。{26}
  由于礼法限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失去了许多为国家为社会做事的机会;官员长期在家,不但影响国家行政事务,在人力资源上也形成极大浪费。如康熙三十三年,顺天学政李光地母丧,康熙有意叫他在任守制,让李请假九个月治丧,结果不断遭人弹劾。迫于舆论和礼法压力,康熙终于令他解任守制。乾隆三年,御史毛之玉丁优期间,到浙江拜谒官僚,乾隆得知后,下令交部严加议处,其政治生涯由此告终。父家长不但生前统治子女,死后仍束缚子女的行动自由。子女一生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父家的控制之下。礼法所要培植的是充满奴性、唯父母之命、没有个性的孝子顺孙,也就是孔子“孝道”标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7}这些又都是为“忠”作准备的。
  对祖父母、父母丧事能否依礼法而办,是清政府衡量子孙能否尽孝道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父权在家长身后仍在延续的反映。明律曾规定,丧葬期限职官庶民均为3个月,一律用土葬。如果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终年暴露不葬的杖八十。听从尊长遗言,将尸体烧化及弃置水中,杖一百。亡殁远方,子孙不能归葬而烧化者,听从其便。居丧期间,生活方式也有限制,如修斋设醮,男女混杂(清顺治律加注所重在此),饮酒食肉,家长杖八十;僧道还俗。{28}清律沿用明律,但在许多细节上不断进行修订改纂,统治者也不时对守士官提出劝导、监督官民丧葬的要求,使丧葬制度比明代更严格、详细。雍正十三年,乾隆针对汉人多惑于勘舆之说,购求风水,以致多年停枢,导致子孙贫乏的状况,要求守土官多方劝导,按期归葬,“以安幽灵,以尽子职”,这是厚人伦风俗之实务。{29}
  有时丧家按期葬亲有实际困难的,政府予以放宽。乾隆三十七年,江西按察使欧阳永琦条奏,律例馆纂为新例,即“嗣后有丧之家及现在久停未举者,悉照定例,以一年为断。除有力及有地可葬者,促令依礼安葬外,或一时不得实地,许于城外赁地权厝。仍令上紧觅地埋葬,无致久寄浅土。倘有逾年停久在家者,按律治辱”。{30}火化原是清朝国俗,无论贵贱,死后一律火化,平时的服饰物件,死后尽行焚毁,遇到大丧,焚毁的东西“积如山阜”。{31}清朝入关后,一边禁止汉人火化,一边用礼法强制八旗、蒙古人土葬。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乾隆明确声明,以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乡,不得已携骨灰收葬不问外,其余一概不准火化。乾隆五年,律例馆奉上谕纂修为例,一有违犯,则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隐匿不报,一并处分。乾隆二十一年,馆修律例时,发现虽然律文有“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乃弃置水中,杖一百,从卑幼减二等。若亡殁远方,子孙不能归葬者所从其便”等规定,碰到那些并无尊长遗言,又不是亡殁远方,无知愚民狃于积习,将尸体烧化拾骨归葬的,律内没有任何治罪条文,于是将“按律治罪”一句改为“照违制律治罪”。这样只要是焚烧尊长尸体的都要法办,{32}从而使土葬习俗在旗人、蒙古人中间扩张开来。
  丧葬期间,官民的精神生活不能照常进行,像聚集演戏及扮演杂剧等类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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