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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信仰之旅
【副标题】 基督教神学自然法思想解读【作者】 陈林林
【分类】 法哲学【期刊年份】 2000年
【期号】 14(秋季卷)【总期号】 总第14卷
【页码】 146
【摘要】 神学自然法思想是基督教连接自身的宗教伦理和现世的规范之间的一座桥梁,它的发展经历了教义信仰时代、教父学时期、经院哲学时期、教会改革时期和宗教改革年代五个历史阶段,涵括了契约论、限权力、人性论和法律信仰等丰富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基督教神学自然法作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渊源,对法治观念的养成有着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697    
  一、引言
  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文明的始期就相互交融在一起。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希伯莱,它的法律与宗教是不分的。《阿伯特——犹太智意书》教导人们:世界立于三块基石之上:至理、公正的审判及和睦。{1}宗教与政治秩序紧密相联的观念在古希腊同样流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讨论ta polotica(政治学)时想到的polis(城邦),既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国家。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进而认为,如果遵从“一切文化现象都应被视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价值观、利益和信仰体系的呈现”这一观念,就可以断言西方的宪政论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2}
  以基督教作为学术研究的进路并非法律家们的创新。在解释近代欧洲何以能取得独特的成就时,历史哲学家道森就指出基督教主宰的中世纪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西方文化,是影响和改变西方世界的新兴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宗教是历史的钥匙”这一学术信条。{3}不管弗里德里希的判断是否为真、道森的信条是否可信,基督教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浸渍与塑造已渐次得到了公认,而基督教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和功效,就是本文所及的、有待系统整理的基督教法哲学——神学自然法思想及其对法治理论(宪政论)的贡献和影响。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和宗教组织,也未曾有过教俗两界的对立,但在“法治”的目标下进行学说输人、知识创新和秩序重建时,对西方法律传统的理解和把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而重温基督教神学自然法在个中的作用和影响,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必要。{4}
  二、基督教神学自然法思想
  法哲学在英法等语言中对应的词汇是“Jurisprudence”,其词源是拉丁语“Jurisprudentia”,意思是“法律的常识”。{5}在西方,奥斯丁{6}以前的传统法哲学,被认为只是普通哲学的组成部分,缺乏自觉性和自主性,它的基本形态或内容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自然法理论。{7}基督教法哲学作为欧洲史上传统法哲学的一部分,同样涉及许多普通哲学特别是神学和政治哲学的内容,相应地,神学自然法是基督教法哲学的基本形态。
  基督教神学自然法体系奠基在中世纪之前{8},它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在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公元313年)以前业已开始。就其整个神学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史来说,大致经历了教义信仰时代(作为犹太教的支系)、教父学时期(奥古斯丁)、经院哲学时期(托马斯·阿奎那)、教会改革时期(教会改革派)和宗教改革年代(路德与加尔文)五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阶段。
  (一)信仰主义法哲学:圣经与摩西律法
  在宗教生活中,宗教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作为行为控制的三大规范体系,能够协同为社会或团体整合的有效手段。对处于新生时期、需要加强力量的早期宗教来说,掌握这一点的意义尤为重要。作为基督教之宗的犹太教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几个主要的宗教集团如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以严守犹太教的传统相标榜,尊奉犹太的律法书(written Torah)和口传律法(oral Torah)。{9}犹太教不但设有律法博士,律法师的地位与人数也较为显赫。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研究和解释犹太律法的学者被尊称为“拉比(rabbi)”,即“我的老师”。{10}犹太知识界的力量多半为律法学者把持,他们研究并阐释律法,将力量用在法律解释上而不是宣告预言,而犹太教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律法的宗教”。
  《旧约圣经》在信徒的生活中有另一个称呼:“律法与预言书(the law and the prophets)”。《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据说是摩西写的五本律法书,即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和摩西十戒(Ten Commandments)是涵盖犹太人日常生活一切细节的规范,朗读摩西律法被指定为安息日犹太聚会的崇拜仪式的一部分,使徒们坚信如果遵守律法,耶和华将对他们有所报偿。在《马可福音》第10章中,耶稣解答“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首先是“你必须遵守律法”,并指示了“摩西十戒”中有关道德的六条戒命。
  至公元二世纪,早期基督教出现了两位神学自然法的代表人物:奥里根(Origenes)与德尔图良(Tertulliamius)。奥里根划分了两种法律:实在法和上帝创立的自然法,实在法只有与自然法不矛盾的前提下才为合理,否则应被基督徒抛弃。暴君如果“无视法律”“违反法律”或“制定魔鬼般的法律”,基督徒就有权进行反抗。(《驳凯尔斯》,第1章)德尔图良认为上帝制定的自然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世俗生活的风俗和规则,都是自然法精神的反映,或者说,是上帝制定的法律的体现。{11}奥里根和德尔图良对法律所作的教义化的阐发,代表了早期基督教法哲学的最初形态。
  (二)从教义到学说:奥古斯丁的教父学
  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生活于罗马帝国后期,帝国的衰亡和苦难,使得厌世不幸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原有的哲学、道德和信仰都已解体,需要重新调整,奥古斯丁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以令人信服的和最吸引人的方式进行了这种尝试,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教父学说,开创了中世纪基督教法哲学的理论体系。基督教法哲学理论至奥古斯丁时得以思辩、精致和体系化,神学自然法思想开始广为传播。
  与古希腊人文主义或理性主义的人性观不同,奥古斯丁根据《圣经》的“原罪论”认为人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人类行动的盲目性,人受欲望的支配,追求肉体繁荣满足,而生活中总会有罪恶。自亚当和夏娃违背与上帝的契约在伊甸园偷吃禁果时起,人类就犯了不可摆脱的原罪。基督教的原罪论和人性观本意是为基督救世论作铺垫,最后却演变为法治主义人性恶的理论前提。奥古斯丁将原罪论在社会政治领域放大为“双城说”,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是一种价值共同体,存在着天上之城(天国)和地上之城(尘世)的区分。由爱主的爱发展到蔑视自己的爱,造就了天上之城;自私的爱发展到连上帝也藐视的爱,造成了地上之城。天国是一个理想社会,它基于一致;而地上之城就其本性来说是不完美的,它缘起于冲突和人类始祖的犯罪。这种划分构成了全部基督教关于伦理、政治和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
  奥古斯丁在原罪论和双城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恶的消极政治观,宣称世俗国家和政治制度不过是原罪的结果和神的补救方法,而教会是上帝所指派来拯救人类的工具,也是上帝永恒法(Lex aeterna)的看护者,教会高于世俗国家。教会对国家有绝对的权威,国家必须保护教会、执行教会的命令,用世俗法律(Lex temporalis)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秩序。{12}国家和法律在奥古斯丁看来是一种必要的恶,它们都是为了对付人类堕落的情况、依神意而产生的惩治犯罪和救济犯罪的手段,换言之,尘世或地上之城的秩序要依靠法律来维持,人们必须遵守法律,但世俗法律得到遵从的前提条件是它不得与上帝的永恒法相悖。{13}
  奥古斯丁以一种广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观点分析并处理了圣俗两种社会及其关系问题,为基督教法哲学确立了框架、奠定了基调。他的教父学贯穿于中世纪教会的一切活动之中,并在中世纪中期成为政治现实。后人颂扬他站在了两个世界的转折点,即古代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称其为“中世纪真正的导师。”{14}
  (三)中古神学的理性之光:阿金那的经院主义法哲学
  基督教作为文明的代表,在中世纪始期担当起了恢复秩序和文明教化的责任。蛮族国家在扩张和建设的过程中吸收了大批有文化的教士为其服务,教会因而获得了许多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权利,开始在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领域自成一统,并从11世纪后期始取得对世俗政权的优势。教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赖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渗透,创建自身统一的基督教哲学体系、包括基督教的法哲学理论便成为一种需要。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6—1274)的经院主义法哲学的出现,代表了教会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所获的成果、以及基督教法哲学体系的最终定型。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古基督教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神学大权·论法》作为中世纪经院主义法哲学的代表作,第一次系统地将法哲学理论划分为总论和分论,涵盖了法的本质、法律分类和合法统治等丰富的内容。
  阿奎那把法定义为:为了公共利益而关心社会的人制定和颁布的理性的命令,是对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安排,并由负有社会管理之责的人予以公布。在阿奎那看来,法首先是“命令”,因而它是一种强制性的指示并以此与劝戒性的规则相区别。“法”这一名词由“拘束”一词而来,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准则和尺度。{15}但阿奎那法律定义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强调了法的合理性。阿奎那教导说,上帝的正义被恰当地称之为真理,这一正义依据上帝的智慧的理性确立了事物的秩序,这种理性即是他的法律。法与生俱来的理性,必然要求它是一种符合公共利益的秩序,而不是独裁专断的强力,这也体现了上帝的爱。阿奎那还是中世纪第一位将法律与“公共利益”相结合的思想家,宣称如果在一种情况下对法律的遵从将会有损公共利益,那么,“法律”可以不被遵守。这使得主权者在制定法律时不得不考虑社会利益与民众的得失。
  对理性的强调,同样体现在阿奎那的神学法律体系中。他认为法律是支配宇宙秩序和社会的工具,它存在着四个等级:(1)永恒法。是神的理性的体现、上帝用来统治整个宇宙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2)自然法。上帝用来统治人类的法律,也是人类凭借自身的理性参与永恒法的形式;(3)人法。主权者依据永恒法和自然法制定的,反映人类理性的法律。(4)神法。即圣经,是一切法律的源泉,也是主宰人类的法律。阿奎那断言“一切法律只要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就总是从永恒法中产生的。”{16}
  自然法作为沟通永恒法与人法的“心灵渠道”,是上帝赖以启迪人类理性的法律,也是人们得以辨别善恶的理性之光。{17}阿奎那认为暴戾的法律,“严格和真正地说来根本不是法律,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并清楚地区分了自然法的共同的、第一位的戒律和具体的第二位的戒律。自然法的第一戒律可客观化为“趋善避恶”和“理性行事”两条准则,在一切情况下必须为一切人遵守;自然法的第二戒律即具体的、个别的权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立足于第一戒律并产生于此时此刻的具体的法律规定。{18}阿奎那的戒律顺序以人的自然偏好或倾向为依据,并提出了这些偏好所包含的、同时也是自然法第一戒律所要保护的实质性内容:(1)人的自我保护;(2)男女两性的结合、年幼者的抚养,即对人类的保护;(3)寻求有关上帝的真理并与他人在社会中共同生活。{19}第一戒律所指向的内容奠定了新、旧托马斯主义所主张的自然权利和基本人权的框架,也是西方式自然权利与人权理论的中世纪版本。
  与自然法第一戒律所指向的低度权利不同,合法反抗向来被视为阿奎那自然权利中激进的部分。阿奎那秉承中世纪法律神圣的传统,认为政治统治为之存在的道义上的目标意味着权力应当受到限制,权力只能依照法律加以行使。而法律作为上帝的理性权力只有当它是服务于公众利益时才能认为是正当的,暴政的目的不在于谋求公共福利,而在于获得统治者的私人利益,所以它是非正义的。对暴政、特别是过分暴政的反抗是合理的,不是叛乱。合理的反抗是人们乃至整个民族的权利,只要进行反抗的行动能给公众利益造成的损害小于他们试图消除的弊端,他们就可以行使这一权利。{20}为了避免暴政的出现,阿奎那主张混合政体下的君主制,强调“在政府中所有的人应参与某些部分”。
  “经院神学遇到困难时总是运用理智的”,基督教自阿奎那始对理性作出了巨大的让步。{21}在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体系中,法的理论是其精心制造的、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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