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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原则
【作者】 鲁尔夫·史托贝尔李大雪倪宁军杨阳译【分类】 国际经济法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3(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3卷【页码】 1
【摘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淡化了民族国家法律的作用,而使作为经济意义上的基本原则的作用突现出来。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经济规则,与其他调整方式相比,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本文从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主要探讨了与国家相关联的国际法方面已形成和形成中的法律原则,并指出了未来世界经济秩序在法律原则方面的不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687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原则”这个题目是在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背景下提出的。大约在20年前,也就是在1978/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这个革命性政策转变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道:“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要继续执行……保卫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执行的好,我们就有可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1}
  在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框架内,中国决定积极和广泛地加入到世界经济中去。今天,她已成为一个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和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
  与此相联,中国加紧了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作为准备工作,中国在法律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在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在下面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存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法律原则?
  一、经济全球化作为现实的现象和作为法律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
  值此新旧世纪之交,无论是在社会政策、法律政策还是在秩序政策领域,经济全球化现象都成为了主题。这一也被称为新商业革命的现象是下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交通和通讯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政治集团的消亡和解体;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市场开放原则越来越为各国所接受;私人经济组织经营活动的加速全球化;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相邻国家间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得到加强;{2}援助发展合作条件的改变。{3}
  经济全球化导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变得不可预测,国际经济分工进一步深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区域竞争。因此,这种现象也被贴切地称为世界经济的联合震动。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及雇员以“全球演员”(Global player)的身份扮演着角色。在各国、各城市之间竞相创造最好的法律框架条件(工资水平、基础设施条件、税率等等)以吸引投资者的同时,企业为争夺产品的销售市场、雇员为争夺工作岗位而进行着竞争。
  正如贝恩哈德·格罗斯费尔德(Bernhard Grossfeld)详尽地描述的那样,本土企业通过参股和同国外公司联合的方式成为国际康采恩和跨国企业。全球化了的生产和销售策略不再注重传统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原产地标识:“德国制造”,而完全建立在全球性的公司标识上:“梅赛德斯·奔驰制造”。
  (二)经济法国家色彩的淡化
  企业、雇员和投资者都是以市场作为他们行为的准则。他们根据整体经济和企业经营的需要,来选择和更换他们从事活动的国家和相应的法律制度,并且尽可能地在交易中避免了民族国家法律的限制。迄今为止在一国国民经济意义上理解的各项要求被赋予了世界经济上的意义,并由此作为经济意义上的基本原则凌驾于各个国家的法律框架之上。{4}领土国家是对因部落定居生活而实现的正常化结局的回应,但鉴于生产要素新的流动性和“资本的流动性”,它也只发挥着相对意义上的作用。{5}即使是治外法权也只允许在其他国家采取受到限制的措施。海尔曼·吕伯(Hermann Luebbe)根据这个发展趋势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一种(历史)上过时的、不能适应未来形势的政治组织形式。{6}有人已经开始在谈论“民族国家形式的衰亡”。{7}然而,由于国家权力的丧失,国家的干预能力受到限制;这一事实对民族国家所承担的调节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责任而言,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越了一国法律的框架,那么民族国家就无法在完全的范围内履行其典型的任务,即均衡各方面的利益。基于这种维护公共利益的考虑,通过私法途径,即通过适用国际公认的“商人法”(lex mercatoria)原则来解决问题,也是于事无补的。这些规则虽然可以为跨越国界的交易行为提供法律保障,但是却忽视了对弱势群体,如消费者和雇员利益的保护》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法律国界的消失”{8}的情况,它也是由世界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相对于国家权力丧失却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民族国家的法律调整范围都有地域的限制,而工业化社会、通讯产业和交通产业的发展引起了难以数计的法律问题,对这些问题无法用民族国家的法律予以调整。这种国家法权的逐步丧失涉及到那些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法律部门,如环境法、媒体法和海洋法。人们只要想一想因特网的商业利用价值,而国家对因特网却几乎没有什么管理手段。在这个背景下,德国联邦同各州之间长期就管辖权范围进行的争执就像一出乡下闹剧一样滑稽可笑。上面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人们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法为市场规律所战胜和代替,不想默默忍受不受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权力滥用行为,那么,在考虑解决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时,就只应着眼于法律问题本身,而不应着眼于国家的界限。{9}换言之,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增多和各国国民经济之间依存度的提高,一国法律的调控能力会相应下降。{10}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陷入了[丧失]民族性的陷讲(Nationalitaetenfalle),并迫使各国采取跨越国界的行动。
  (三)制订国际经济规则的必要性
  不仅仅是各个民族国家,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们也需要一套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经济规则。经济交往的全球化要求简化国际法律行为。{11}如果缺少全球性的框架规则,那么合同将得不到履行,款项不会被支付,财产权得不到尊重,环境将承受过重的负担,信息交流也困难重重。由于法,特别是经济法具有服务性功能,因此它应该适应经济发展的节奏。全球化的市场需要一套前瞻性的、预防性的和值得信赖的全球性框架规则,来调整世界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以便把国际经济交往中所特有的法律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到目前为止同国家领土主权相联系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对经济活动的调整和保护责任,就被拓展为一种超越国家的责任,包括制定法律规则的责任、调节的责任、保障的责任和监管的责任。这样,原来主要由各个国家保护的法律利益,如法律的稳定性和经济活动的自由性,因经济的全球化而获得了国际性的含义。这也就是说,在此范围内,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体替代了各个民族国家的位置并履行着后者的职能,使原来在各国内部适用的规则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保障。坚持这种观点,长此以往会使国际法的概念发生彻底的转变。国际法将从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制度这个单一视角中日益解脱出来,而变成一种有调整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各个国家以及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制度。
  二、法律原则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
  (一)聚焦法律原则
  在这样一种无可争辩的、不可逆转的关系到法律史、现实和国家政治的背景下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是:眼下,世界经济是否有一定的秩序?如果已有一定的秩序,那么又是依据那些法律原则来组织的呢?
  对法律原则的研究建立在多方面考虑和权衡的基础上。首先,使用这个法律概念旨在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原则不包括国际性的建议、行动纲领或者纯粹的宣言。法律原则是指为来自不同法域和地理区域的国家中的多数国家所一致接受的、对国际经济交往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这个定义并不是不言自喻的。因为在国际法中,人们在使用“法律原则”这一概念时,通常援引《海牙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之丙,把它作为固定的法律渊源,归属于一般法律原则的范畴。在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没有制定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一般法律原则就根据各国共有的国内法规定来调整国际关系。{12}这种僵硬的界定忽视了法律原则可以植根于全部国际法渊源中的事实。{13}因此,笔者在这里采用的是一种跨越法律渊源的思路。虽然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宣言和决议只具有建议性,并不具有强制力,但是只要来自不同法域和地理区域的国家都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么它们也可能具备法律原则的性质,{14}当然这里所谈的“法律原则”,是在非技术性意义上理解的,指的是国际习惯法。判断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如采用规范法综合考察的方法,那么应分析下列事实各国是否在众多相互独立的、先后签署的国际公约中对特定的法律原则予以承认,并且把它们贯彻于实践中,以把它们上升到法律观点(opinio juris)的高度。
  此外,与其他的调整方式相比,法律原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就是易于在政冶上实现,并适用于国际经济交往。这种优越注首先体现在,由于法律原则是一种框架性制度,并且是“活法”(law in action),因此它们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余地。这种灵活性对于国际游戏规则来讲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必须适应不断更新的经济需要。此外,由于法律原则表达得不够确定,因此与实际制定的,几乎不允许留有解释余地的法律规范相比,国际社会更容易就法律原则达成一致。法律原则的这种灵活性使它能更好地适应各国的不同特点。民族国家未来仍将继续存在,[如果不对法律原则予以灵活性的保留],由于各国经济模式的差异,各国法律将不可能形成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和谐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保留是十分必要的。
  (二)法律原则的获取方法
  在对获取法律原则的方法进行研究时,以下的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如果说世界文明可以在不忽略各个不同的文明间的冲突(clashes of civilization){15}的前提下,在“伦理上的最低要求”这个把所有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基础上取得一致,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一断言是不是现在也适用于那些特定的、为各文化民族所承认的全球性的经济法标准呢?这些可以被普遍化的法律规则可以隐藏在各种各样的法律渊源中,如国际协议、国际经济法实践、双边和多边条约或各国的宪法原则。对最后一种法律文件的重视是必要的,因为一些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和美国——并没有加入所有的世界经济公约。
  对上面提到的实定法上的构成要素,应从[法律]学科内部关系方面、跨学科方面和国际方面三个角度作阐释。
  [法律]学科内部关系的准则是建立在一个前面已阐述过的观点的基础上的,即不能孤立地评价经济公法和经济私法。只有通过跨越公法和私法界限的研究,才能认识到,无论是那些国际公认的私法条款,如巴黎国际商会制定的统一惯例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还是各国法律制度以外的法律原则,如商人法(lex mercatoria),都是植根于公法性质的原则中的。
  跨学科的原则旨在说明,由于法律的决定始终同时对整个价值体系发生着影响,所以不能割裂地看待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在挖掘经济法律原则时,]必须把经济学的、生态学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技术的和政治的观点和知识一起加以考虑,否则就无法成功地构建一个符合实际需要的世界经济秩序。因此有人认为,应当用比较社会科学来拓展比较法学。
  国际性的原则,首先涉及到那些已经在多边条约中被[各国]接受的、旨在简化国际法律行为的经济法律原则。此外,国际性原则也有利于特别为贝恩哈德·格罗斯费尔德(Bernhard Grossfeld)所倡导和主持.的有关比较法的对话,{16}其内容涉及到未来以法律形式固定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和难题。{17}就此而言,国际性原则一方面要考虑到[各国在]法系、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上的差异,因为即使在比较法领域也适用具有伦理渊源的、国际公认的黄金限制原则:“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在经济意义上,这个原则即要求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根据这个原则,一切国家都负有在经济交往中尊重其他国家利益的义务。{18}这个原则在坚持国家主权和自由合意的前提下,体现了比较法研究方案的突出价值。{19}只有在除去了由[各国]独特法律文化衍生的特姝要求和保留后,才能认定一般法律原则。贝恩哈德·格罗斯费尔德(Bernhard Grossfeid)的告诫是正确的:“大千世界的芬芳”不得产生整平式样各异的[法律]结构的后果。{20}另一方面,国际化原则旨在不损害[各国法律固有的]个别差异的前提下,探寻那些遵循某项统一法律思想{21}的相同法律发展以及重大方面的一致性,探寻由[各国]法律需求性质上的相同性所要求的解决方案的一致性。
  三、在国际经济法律文件和其它法律文件中的法律原则
  (一)同国家相关联的和与经济相关联的法律原则
  以下的分析并不完备,它不过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暂时性的讨论基础。
  考虑到这一保留,首先必须确定,下文提出的各项法律原则并不遵循一个统一的模式。根据不同主体和法律后果可以把它们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可以称为与国家相关联的经济法律原则,这些法律原则以有关公约的当事国为对象,赋予它们权利和义务。与之相区别的是与经济相关联的法律原则,它们适用于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对这部分法律原则,本文不作详细探讨。
  (二)国家法方面的法律原则
  1.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
  与国家相关联的经济法律原则,由国家法方面的法律原则和国际法方面的法律原则两部分组成。国家法方面的部分是一切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各国对国际经济交往中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法律原则予以承认的前提。这个意义上的基本原则是国家主权和平等,这一原则在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中得到确立,以后又被多次写入国际公约中并且被承认具有习惯法的性质。
  2.国家主权在经济意义上的具体表现
  这一基本原则在经济意义上具体表现在下面列举的对国家主权的保留上,在各种(国际)条约、附录、议定书和[各国议会对国际条约]有保留的批准书中,或是在习惯法意义上,都对这种保留予以了承认,诸如:每个国家都拥有在它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范围内不受干预地独立决定其经济制度,亦即在经济领域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拥有开发本国自然资源并推行自己的环境和发展政策的权利;{22}每个国家都拥有开展国际贸易和进行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的权利,并有权选择同外国建立经济联系的方式;{23}每个国家都拥有在其主权范围内对服务性行业进行管制的权利;{24}每个国家都拥有对经济提供补贴和进行干预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权对本国经济运行进行监管,有权为消除和防范危险而采取措施,以保障公共安全和秩序、道德、生命、健康和其他应受保护的利益不受侵犯;{25}每个国家都拥有在生产、贸易和服务性领域自身进行经济活动,并经营国有企业的权利。{26}
  (三)与国家相关联的国际法方面的法律原则
  1.尊重[他国利益]的原则
  《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第12条确立了对各国主权的国际性限制。在考察[各国]对这种限制的接受程度时,可以以上面列举的国家的具体经济权利为出发点。尊重[他国利益]的原则已成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根据这项原则,一切国家都负有在经济交往中尊重其他国家利益的义务。
  2.不对任何一种特定经济模式给予国际性认可
  只有[大家]在世界范围内就某一种经济模式取得共识时,这种法律义务(认可某个特定的经济模式)才可能实现。可是,这样一种对某种特殊经济模式的国际性承认是缺乏依据的。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市场经济模式和它的各种变体。诚然,人们事实上可以看到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偏好,不论是在某些地区,还是在跨区域的组织。{27}
  此外,除了一些零散的思路外,也不存在具有国际约束力的保持整体经济平衡、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义务。{28}因此,《联合国环境保护宣言》第12条原则中恰如其分地谈到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或“混合经济”。
  3.机构协作作为未来法律原则的开路者
  各国自由决定其经济制度的权利包括构建其经济上的基础设施的权利。这一权利涉及到交通、供应、废弃物处理、信息产业、标准化和货币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问题。尽管[各国]经济基础设施[的统一]对国际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非常有必要[就此]进行紧密的国际合作,可是目前各国在这些领域里对是否接受国际性通用标准仍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由于实体方面的规定目前很难在各国中赢得一致,所以努力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国际特别机构。{29}这一机构的任务是,在基础设施的某些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制订行动纲领和原则。这一国际性的组织协作将推动国际经济法方面的对话,并充当该领域的开拓者。
  4.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法律原则
  国家主权本质的和传统的组成部分就是对其领土和经济区的主权。从世界经济,特别是海洋法的角度看,国家在其沿海以及相毗邻的专属经济区的经济主权的范围更有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海洋法公约》为实现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简化国际法律行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部公约把国家主权的行使置于公约之具有约束力的、可以通过司法诉讼予以实现的法律制度之下。公约调整的对象是沿海国家的主权其他国家的权利和自由、毗邻区和经济区内部的法律关系、商船的通过以及对资源的开发。由于公约的规定具有封闭性,我们有理由说,在海洋法领域存在一项国际公认的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法律原则。
  5.环境保护作为国际法律原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也规定了每个成员国有义务保护环境,但是环境保护问题在国际研究和法律实践中逐渐独立了出来,以至于对它进行单独阐述至少是符合目的的。
  对环境保护的一致强调,是因为最近人们认识到了合理利用环境的重要意义,且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性的挑战。典型事例就是WTO协议提出了所谓的“关贸总协定绿色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考虑是,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通过单方面的贸易限制(“生态贸易保护主义”)得以解决,相反自由的国际贸易将有助于保护环境。另外,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和与日俱增的要求采取更多环保措施的压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30}因此,人们一致赞同环境可持续发展方案,{31}并且把某些自然人文景观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以把子孙后代也纳入到保护之中去。除此之外,所有国家都有责任避免使自己领土内和管辖范围内的行为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如果损害不能控制在自己领土范围之内,就负有通知和提供信息的义务。{32}
  环境保护问题通过以下事实已经获得了自己的轮廓:某些环境保护原则,如发生地原则、环保费用内部化原则和预防原则得到国际承认;双边和多边有约束力的规定已编织成了一张稠密的网络,对于这些规定——如E·里德尔指出的那样——成员国“最初只依据条约负有义务,但后来往往也因新的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而负有遵循的义务”。{33}出于这些原因,法律上应该认可环境保护具有国际法律原则的地位。{34}不过要把此项原则置于其他法律原则之上却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没有认识到环境保护原则和其他原则必须取得合理的平衡。此外,这种优先性的要求也是矛盾的,因为环境保护措施不应导致对国际贸易的暗中歧视和限制。
  6.限制补贴作为法律原则
  国际经济法对国家补贴的范围和界限的规定比对环境保护更加具体。起初,1947年关贸总协定并没有对补贴作出规定,后来施行的补贴规则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不过,至少从1994GATT/WTO协议起,产生了一种对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的补贴制度,这种制度以红绿灯模式来确定补贴的合理性。这些基本规则建立的基础是,成员国确信国家补贴会扭曲竞争,并损害正常的贸易利益。在这种经济政策的指导下,WTO协议首次对补贴的概念下了定义,对国家补贴和基础措施以及非专门化补贴之间进行了界定,并在附件中列出了出口补贴的一些例子。从内容上补贴被分为禁止的、可撤销的和不可撤销的三类。可撤销的补贴是指那些可能严重损害另一成员国利益的补贴。这一红绿灯模式突出了禁止的和可撤销的补贴的范畴,并且明确指出,科研补助、地区补助和某些环境补助是合法的,而其他的则适用国际经济法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这种实体补贴制度还得到程序法的保护,包括通知程序和争议调整机制,还为相关的经济部门提供了获得法律救济的可能性。{35}《反补贴协定》不适用于农业,也未涵盖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因为在这些领域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除了这些领域外,我们已经可以说,在目前全球性的限制和控制补贴的努力状况下,限制补贴已经是一项法律原则。{36}
  7.保护竞争作为形成中的法律原则
  反补贴法只是国际竞争法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卡特尔法。国际卡特尔法表现在联合国控制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典中。这部法典创制了多边承认的公平原则以及国际立法的规则,旨在减轻多国制定和加强关于竞争的法律和政策的困难。不过,这种协调只具有序言所说的建议性特点,所以不能成为国际法渊源,而只能是“软法”。同时可以确定,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对限制竞争行为的危害性已经取得了共识,并明确表示,限制竞争会破坏贸易自由化,因而与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秩序是背道而驰的6在GATT/WTO协议方面,有人指出,关贸总协定的有益行为可能会遭到私人之间协议的破坏,因此对私人之间的协议必须用法律来调整,关贸总协定已决定对国际卡特尔作出规定。因此,多边认可的控制限制竞争行为的公平原则以及国际合作日益加强都说明,通过反垄断保护竞争正在形成一项法律原则。{37}
  这种见解也适用于以低于正常价格在国外市场倾销商品的行为。倾销在国际经济法中虽然不被普遍禁止,但是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就已经认识到,如果倾销严重地损害或危及了一个经济部门,就应该对它进行谴责。[国际上]第一次确立了认定倾销幅度和损害范围的严格准则,并规定必须遵守透明的程序要求。由此确定,倾销在个别情况中是一种不正当的贸易行为。总之,从鼓励竞争的规定中可以推断出,在国际层面上保护竞争正演变成为一项法律原则。
  8.缺少国际社会保障原则
  在谈到保护竞争时,社会保障在国际经济法渊源中只起到次要作用。有关的表述主要局跟于一般性的宣言以及创造社会正义、实现社会进步、促进充分就业(《巴黎宪章》)和保障社会安全等没有约束力的声明。社会性的义务,如提供经济上的最低生活水平条件的义务,只有在很少情况下,而且还大多是间接地提及的。
  在起草WTO协议时,各方对写入社会保障条款以及制定社会保障标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有人指责说,社会保障旨在将人权和市场准入联系起来,有人则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对劳动规范产生不利影响。基于这些分歧,世贸组织仅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着手进行把附加条款纳入世贸组织行动纲领的工作。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国只是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协定的缔约国而负有遵守社会保障领域的某些最低要求的义务。因此,还没有形成一项法律上成型的国际社会保障原则。
  这种评判也适用于国家之间在社会保障法方面采取的一致行动吗?对有关法律规定的分析显示,以经济伦理为基础、{38}以社会均衡为目的,特别是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团结一致行动,是国际经济公法的典型特征准则,包括非互惠普惠制,向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财政技术、人员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但这些国家团结一致的声明往往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并以可利用的资源为限。因此,这一事实还不可能具备法律原则的性质。
  9.和平解决争端原则
  除社会保障外,在好多种国际经济法渊源中可以听到要求建立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声音。但是,这一愿望至今仍然未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一如既往地只是一种无约束力的要求。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外,这一原则也包括遵守一定的程序规则。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核心内容是WTO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机制被视为多边贸易中保证[贸易]安全和可预见性的中心因素。该机制的主要宗旨是维护成员国的权利,并根据国际法的解释原则来解释有关规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成员国必须接受审查程序的管辖,如世贸组织对某些贸易行为规定了审查机制。由于各国的普遍承认,因此可以认为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是一项国际法律原则。
  10.有些基本自由被承认为法律原则
  商品交易、人员流动、服务流通和资本流动是否已成为法律原则?具体情形如下:
  a.有关法律文件中规定得最多的是商品交易的自由化和简易化。这种自由化和简易化被理解为世界贸易的自由,它是发展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和重要条件。首先,《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要求成员国促进国际贸易的不断拓展和自由化。为履行这一义务,所有国家都必须进行合作。各国特别应当采用最惠国待遇原则,以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和改善世界贸易的国际环境。这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追求的目标。然而,这些著名的法律渊源的缺点在于,它们没有确立国际法上的义务,因而不能约束成员国。{39}它们的重点,毋宁说是着眼于合作的层面。这个无约束力的门槛一直到旨在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的WTO协议产生时才被打破。该协议要求成员国贯彻落实多边贸易协议,并设定了便于监管和实施的程序法上的通知义务。但要全面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既不能完全依靠最惠国待遇条款,也不能完全依靠取消数量限制,必须把其他的贸易壁垒,如公共采购中的补贴、国家贸易行为、对农业、纺织业和原材料产业的特殊规定,也纳入其规定之中。虽然这些例外和其他的一些例外表明,世界关税联盟和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遥遥无期,但是它们丝毫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国际商品交易自由已得到了原则上的承认,因而此项自由可以作为一项有扩张力的法律原则。
  为这一评价提供佐证的,首先是今天已成为商品交易自由固定组成部分的一些发展,如《关贸总协定》第5条规定的商品流通自由。在《原产地公约》中创立的协调方针扎根于这样一种认识:全球化经济需要更加明确和更有预见性的规范,它以商品的普遍平等对待为目的,并使国际商品流通更加简易。此外,技术协调也正在进行。每个人都能从没有国际统一的电源插头这一事实中认识到技术协调的重要意义。技术方面的贸易壁垒也增加了法律上的困难,造成了额外的费用,因而具有贸易政策上的优惠规则的特点。因此,适用于工业和农业的关于技术贸易壁垒的公约迫使缔约国采用国际标准,并友善地运用承认原则。
  尤为重要的是公共采购多边协议的签订。虽然这一协议仅包含在WTO协议的附件4当中,因而仅对签署这一协议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但这种限制性的适用效力丝毫不能改变下列事实:这一协议通过开放“进入公共领域”意义上的第二市场,达到使世界贸易更加自由化和更加扩大,以及不歧视外国供应商的目的。{40}
  b.公共采购多边协议也适用于服务领域(协议序言和第1条第2款)。尽管如此,对服务自由是否也能找出一项象商品交易自由一样的稳定的法律原则基础,依然是有疑问的。一方面,鉴于服务市场对世界经济发展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人们一致认为,服务的自由流动已是迫切所需,以发挥服务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国际经济法律渊源在这一点上却是保守的。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协定》第2条中仅规定,各成员国应努力降低和消除国家间服务流动的障碍;而WTO协议的序言则强调,成员国有权在一国范围内规范服务的提供。同时人们希望,应通过连续几轮的多边谈判,尽快使服务贸易自由化达到持续提髙的程度。另外,根据各国允许进口的货单的说明,这些规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服务领域,公共采购领域被排除在外。综上所述,虽然全面的服务自由的轮廓还不清晰,但可以确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通过,第一次设定了一个多边框架。它建立在普遍承认的原则的基础之上(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对等原则,和谐化原则——《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7条,第16条),并开创了自由化的进程。撇开事实上的限制不谈,对服务自由的规范是分等级的,因为最初只有某些义务适用,这些义务可通过国家的承认予以扩展。几乎不可否认,服务自由是一项形成中的经济法律原则。{41}
  c.国际法对人员自由流动(包括劳动力及住所自由)的保障程度比服务自由更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协定》就没有一处提到人员流动自由,在WTO协议中它也是处在一种附属的地位。但毕竟还有一份部长决议,一份关于对自然人越境流动谈判的决议。它和服务贸易相联系,以广泛的自由化为目的。不过,该决议把法人和商事公司的住所自由排除在外。这种法律状况是与《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第2条第2b款的规定相适应的。根据该款规定,每个国家都有权调整和监管跨国公司的活动。这就是说,国际迁徙自由一如既往地是全球经济交往的致命弱点。因为每个国家都理所当然地力求避免出现更大的人员流动,以保护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和管理外国公司的行为。
  因此,目前还不存在国际人员流动自由的法律原则,但可以看到,此项基本自由已是区域性经济协定和双边经济协定与合作的调整对象,所以将来人员流动仍可能土升为一项国际法律原则。
  d.尽管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直接投资被视为商品交易的补充对应物,资本流动自由,特别是在国外投资的自由,也还没有成为一项国际承认的法律原则。1985年以来,国外投资的增长是跨境商品贸易增长的两倍,世界各国也开展了竞相吸引外资的角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协议》第2d条和第2e条规定;通过合适的手段扩大资本流动自由化,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出贡献,是各成员国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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